从日本人对于忠、孝、情面、仁义、享乐等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生观。似乎日本人把人的“义务”从整体上像划分地图一样分成了不同的领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人生就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面的世界”、“仁义的世界”、“享乐的世界”及其他世界共同构成的。每个不同的世界有一套不同的、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人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是说他有什么样的人格，而是说是不是“懂孝”或“懂情面”等等。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说某个人是一个“不正派”的人，而是说某个人在某个方面上行为不好，他们会明确地指出某人在哪个方面违反了准则，而不是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把一个人定性。他们对人的评判不会靠绝对命令①或金箴②来完成。如果某项行为得到赞许，那一定是与这个行为所反映的某个“世界”相联系。“为了孝”是一种方式，“为了情面”或者“为了仁义”则又是另一种在西方人看来与之前并不相同的方式。甚至在彼此不同的各个“世界”准则中会出现因为情况变化而要求做出截然相反的行为。“情面”上要忠诚于主君，可当主君侮辱家臣的时候，“情面”的要求就是背叛主君。1945年8月以前，“忠”的要求是全体国民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天皇的投降诏书宣布之后，“忠”的要求就是停止抵抗全面合作。
这种前后不同让西方人无法理解。从我们的经验上说，人的行为反映着他的“本性”。我们区分绵羊与山羊①是根据这个人是不是老实，是合作还是顽固坚持，我们在做出分类之后就会觉得他们的行动会按照这个规律始终如一。或者是慷慨大方，或者是吝啬小气；要么是主动合作，要么是疑心重重；不是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总会是其中的一种。既然是信仰某种政治理念的人，那就会始终反对与他的信仰相反的思想。我们在欧洲战场上看到的就是：什么地方是有“合作派”②的而什么地方是有抵抗派的，并且我们相信那些合作派即使在战败之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最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在美国国内不同政见的争论中，也存在着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的行动会按照其信仰进行。如果有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比如，非教徒变成了天主教徒，“激进派”转而成为保守主义者等等，他们的行为会与信仰的转变同步，这被称之为“转向”，与转向同时进行的是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重新建立。
当然，西方人所认定的这种行为具有完整性的说法不一定能够全部被证实，但至少并不是完全出于杜撰。从多数文化形态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多数的人都是遵循某一特定性格而决定自己行为的。追逐权力的人，对于成败的标准就是看别人会不会服从自己的意志及服从到什么程度。希望得到友情的人，就会增加自己与人接触的机会，否则他就要遇到挫折。向往严肃正直的品行的人就会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他们希望的那种人；或者成为“艺术家”，或者做一个优秀的家庭成员等等。总之，他们的性格具有某种“风格”（Gestalt），并按这种风格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秩序。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毫无心理上挣扎便能从一种行为迅速转向另一种甚至相反的行为，这实在让我们难以置信。我们没有这样的体验，这在我们眼中是两个极端。可是，在我们眼中的“矛盾”已经深入日本人的人生观之中，就像我们认为人的行为和本性应该一致一样。对西方人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日本人对人生观的划分中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日本人并不是不承认坏行为的存在，只不过他们不觉得人生中一定要充斥着善恶两种力量的争斗。他们眼中的人生就是一出戏，而且是一出本质是“善”的戏。在这出戏中，有彼此界限分明的不同“世界”，每个世界中的行动方针都要进行斟酌平衡，但是属于各自“世界”而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按照“性善”的本性来履行各自的义务，那就没有什么恶人存在。就像前面说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人是恶的，存在着劣根性，因为中国的道德箴言就是这样的证明，可他们认为自己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如同前面我们已经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话说得那样，日本人似乎“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日本人没有把“恶”视为一种与“善”对立的基本宇宙力量，可是他们仍然能够非常恰当地解释生活中见到的坏行为。他们说，我们的心灵本身就有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崭新的刀一样闪着光，但这把刀若不进行勤磨便会生锈。人身上所具有的“恶”就像刀因为没有磨炼而生的“刀锈”一样，是“自身的锈”，不是值得保留的东西。人必须像磨刀那样磨砺自己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让“善”重现光辉。生锈不能否认心灵本身的“善”，只要加以磨炼，心灵的善便可以重现。
正是因为这种特有的人生观，导致了西方人很难理解日本的民间故事、神话、小说或者戏剧等等，若没有改写成我们习惯的行为性格一致及善恶相斗的形式，我们基本上不能理解他们的故事到底预示了什么。日本人不会考虑西方人会怎么看这些，他们仍然围绕着主人公是否陷入“情面与享乐”、“忠与孝”、“情面与义务”的矛盾而进行评论。或是主人公因为沉溺于享乐而不顾“情面”导致了失败；或是在忠孝之间要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可能迫于“情面”而不得不违反正义；或者牺牲家庭等等。这些矛盾仍然是在两种不同的义务要求下出现的“撞车”，二者只能选择其一，然而这二者都是“善”的。这样的选择选择就像自己欠了好几种债务，在不得不偿还的债务中，只能先选择其中一种而暂时不管其他的债务。虽然他还清了一笔债务，可是其他的债务并不能免除。
在对主人公的要求上，我们与日本人也有不同的标准。我们希望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有着善良品质的好人，并且嫉恶如仇，是一个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斗士，就像我们说的“仁者无敌”；至于故事的结局则必须圆满，好人能够得到好报。日本人却是喜欢那种在亏欠恩情和悖于名分又无法调和的艰难处境中只好一死了之的主人公。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多数是用这样的悲剧故事教人屈从于命运，而日本却相反，通过这样的故事赋予观众启迪主动精神和磨炼坚忍意志的意义。主人公竭尽全力地承担着自己身上的某种义务，但却不得不忽视一些其他义务，他最后的死正是对尚没有还清的义务进行的最后偿还。
在世界文学中地位并不突出的《四十七义士》是一部真正的日本民族叙事诗，它让每一个日本人的心弦被扣动。几乎所有日本儿童都了解这个故事，而且他们不仅知道故事的梗概，还非常熟悉故事的细节。这个故事随着后来的书籍、电影等等形式而广泛传播。埋葬四十七义士的地方如今成为了着名的圣地，累计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地凭吊他们，墓地周围被凭吊者留下的名片覆盖成了一片白色。《四十七义士》是一个以臣下“对主君的情义”义务为核心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这个故事里包含了“情面”、“忠”、“正义”及其彼此之间的冲突，其中还有“有限情面”与“无限情面”之间的冲突。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日本封建制度处在鼎盛时期的1703年，这个时代在近代日本人的想象中是所有男人都是大丈夫，对于履行“情面”的义务没有任何妥协的时代，而这四十七位义士正是为“情面”的义务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名声、家庭、正义（“义”），最后自杀殉“忠”。
当时各地大名需要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在大名觐见之时有一定的仪式安排，一般是由幕府任命的两位大名来主持这个仪式，而浅野侯就是这两位大名之一。由于浅野侯和另一位大名都是地方上的，所以并不熟悉具体的仪式安排，因此不得不请教一位在幕府任职的大名吉良侯。可是浅野侯不懂人情世故，事前没有给吉良侯送重礼，而浅野侯手下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故事的主角）又因故不在浅野侯的身边，所以没有人提醒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位被安排主持仪式的大名对于这其中的规则非常熟悉，因此赠送了贵重的礼物给吉良。于是，吉良侯便故意让浅野侯在仪式上穿了完全不符合这次仪式的服装。当浅野侯发现自己上当而备觉受辱时，拔刀而起，砍伤了吉良。这是浅野侯维护“对名誉的情义”而采取的值得人称赞的一种行为，可是在将军殿上舞刀弄枪是严重的不“忠”行为。于是，虽然浅野侯履行了“对名誉的情义”的义务，可是按照规定必须“切腹”自杀，以报自己对于将军的“忠”。就在浅野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准备自杀时，他的家臣大石回来了。两人见面，久久凝视的告别之后，浅野侯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浅野侯因为背负着对将军不忠的罪名，所以在其死后，没有一位亲属愿意继承他的家业，于是浅野的封地被没收，而原本归属浅野侯的家臣变成了没有主人的浪人。
从“情面”所规定的义务来说，这些家臣是应该跟随他们的主君一起自杀的，这是对吉良的一种严重抗议。可是，大石认为，这样自杀不能够完全表现他们的情义，而且让其主君致死的吉良仍然逍遥法外，自己的主君也会死不瞑目。于是，大石决定要为其主君复仇，只有杀死吉良，主君的耻辱才能被消除。可是这样做就是对幕府不忠，因为幕府绝不可能批准浪人杀死幕府近臣吉良的报仇行动。在当时的一般惯例中，准备报仇的人应该先把自己的报仇计划向上呈报，在确定的行动日期之内若不能完成报仇，则必须放弃报仇。这个制度确实使一些幸运者化解了“忠”与“情面”的矛盾。但是大石明白，他们是不能通过这条路进行自己的复仇计划的。于是，大石召集了所有曾经是浅野侯家臣的浪人，人数超过了三百多人，不过大石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杀死吉良的复仇计划。大石非常清楚，在这三百多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浅野侯有着无限“情义”的，即绝对忠诚于浅野侯的人。而这一重大事件是不能交给并不值得信赖的人去实施的，所以首先要对这些人进行鉴别，怀有“有限情面”的人将会排除在复仇计划外，只有那些兼有“情义和真诚”的人才是值得信赖完成此复仇计划的人。大石采用的办法是一种日本人非常信任的测试办法，即怎样去分配主君的遗产。在日本人看来，那些在为自己的家属争取利益的人，一定是能自杀谢罪的人。浪人们在关于遗产分配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但大石却因此看清了哪些人才是真正有“无限情面”的人，最后只有四十七个人情义坚定，可以完成这个报仇计划。他们与大石定立盟约，他们立誓，不管是信义、爱情，还是其他的“义务”，所有一切都不能妨碍他们的誓言，这四十七人歃血为盟，开始了他们的复仇计划。
复仇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麻痹吉良，让他没有警惕之心。四十七人各奔东西，佯装成无事人一样，大石更是沉溺于低级妓院，和无赖打架争吵，完全不顾体面，并以这种放荡生活为借口和自己的妻子离婚。而这种离婚是准备违法犯罪的日本人经常使用的断然措施，因为离婚之后便可以保证自己的妻儿不会受到牵连。大石的妻子痛苦地与之分手，而他的儿子则加入到了复仇的队伍中。
当时东京（江户）城中的人全部在猜测他们可能会报仇，对他们尊敬的人非常坚信他们一定会策划杀掉吉良。可是，四十七义士对于所有的这类猜测都极力否认。他们宁可被人指责为“不懂情面”忘恩负义的人，甚至他们的家人亲戚都对他们可耻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驱逐他们出家门，有的还取消了已经订好的婚约；他们的朋友也非常刻薄地挖苦讽刺他们。所有人都不理解，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即便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无法得知他们的真实想法，一次大石喝得酩酊大醉正在和一个女人鬼混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密友，可是在这位亲密朋友面前，大石也宣称自己对已经死去的主君没有任何“情义”。他说：“报仇？别开玩笑了。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尽情行乐，还有比喝酒取乐更有意义的事吗？”他的朋友不相信大石说的话，便抽出了大石的刀，他满以为刀刃会闪闪发光，因为这意味着随时准备报仇。可是，刀竟然已经生锈了，于是朋友只能相信大石说的话。朋友对大石非常失望，当街便踢开了醉醺醺的大石并朝这个醉汉吐了一口恶心他的唾沫。
还有一浪人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以筹集复仇需要的资金，而这位妻子的哥哥也是四十七义士之一，在得知这个复仇的秘密计划已经让自己的妹妹知道的时候，他竟然准备杀死自己的妹妹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并以此让大石同意他参加这次报仇。另外一位浪人则杀死了自己的岳父，还有一个浪人让自己的妹妹到吉良侯家去做女仆和侍妾，以便能够从内部得到有价值的消息。而这样的行动使他的妹妹在复仇完成之后必须自杀，因为，虽然只是不得已的伪装，但只有通过自杀才能维护她的“情面”。
12月24日的雪夜，正值吉良大摆酒宴，负责警卫的武士早已喝得大醉。复仇的浪人们朝着有着坚固防守的吉良府第发起了袭击，警卫被他们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直奔吉良侯的卧室。可是竟然没有发现吉良，不过被褥的余温还在，浪人们因此知道吉良就藏在府内。在一个存放木炭的小屋里他们发现了一个蜷缩藏在此处的人。其中一个浪人直接将长矛隔着墙壁刺了进来，奇怪的是在拔出长矛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矛尖有血。其实长矛已经刺中了吉良，只不过在长矛从吉良身上拔出去的时候，吉良竟然用衣袖把长矛上的血迹瞬间擦干净了。不过这仍然不能瞒过复仇的人们，他们揪出了吉良，吉良矢口否认自己的身份，只是说自己是家中的老仆。可是，当年浅野侯在他前额上留下的疤痕仍然非常清晰，浪人们认定这就是吉良，并要求他当场切腹。吉良拒绝了——这当然证明吉良是一个胆小的怕死鬼。于是，浪人们便用当初浅野侯切腹自杀时所使用的那把刀把吉良的头砍了下来，并根据惯例把首级洗净。他们终于完成了为主君复仇的夙愿！四十七义士带着这把沾有主君和主君仇人鲜血的刀，带着被割下仇人的首级，列队向浅野侯已经荒芜的墓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