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立柱修行术有些像我们所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①派的立柱苦行术，只不过它变成了一种自我训练的形式，完全脱离了“苦行”的本质。类似的改造在日本的各种有关身体修行和训练中都有，比如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潜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之下的苦行修炼，这些修炼或者是为了让身体更加适应艰苦的环境，或者是为了信仰而进行的一种虔诚仪式，或者是为了感受一种神秘的体验，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日本人也同样有这样的修行方式，他们尊敬耐寒苦行训练，很多修行者在天还未亮之际便站在或坐在冰冷刺骨的瀑布之中，也有的是在寒冷的冬夜多次洗冷水浴，但他们这样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锻炼意识中的自我，让自己能够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一些求道者这样训练则是为了排除干扰能够清净地思索。当修行者对于冰冷的水不再有特别的感觉，在寒冷的冬夜忘记了寒冷之时，他也就实现了“圆熟”。除此之外，他别无所得，既没有信仰的纯净也没有苦行的虔诚，他本来也没打算从这种修行中得到其他的好处。
关于精神的修行训练也得完全由自己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请教老师，不过老师不会传授你像西方那种“教导”。因为日本人不认同可以从自身之外获得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师会与弟子进行讨论，但不会引导弟子到达新的智慧境界。甚至是越粗暴的老师，对于修行越有帮助。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手中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将弟子摔倒，或者拿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时，很可能弟子会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点拨瞬间顿悟。②因为，这种敲打把弟子的自满打掉了。在有关禅宗的史料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其中最常见的点拨见于众多的禅宗“公案”，“公案”也就是“问题”的意思，据说目前存世的公案有一千七百多个。有的公案甚至是花费七年之久才得以解决，类似的事并不少见。每个“公案”不在于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如，“孤掌能否独鸣”，“缅思未生儿时母”①或者“背着尸体而行的是谁？”“朝我而来者是何人？”“万法归一，一又归何处？”等等。类似的禅机也出现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禅宗在传入日本的时候，打禅机的方法也同时传了进来。但公案在中国已经宣告绝迹，在日本却成了修行参禅使之达到“圆熟”境界的最重要训练手段。参禅的入门书中对于公案十分重视，“很多人生中的困境都包含在公案之中”。所以有人说，有时候对于公案进行思索的人就像“被赶进死胡同的老鼠”，或者“想吞热铁球的人”，“叮咬铁板②的蚊子”，它们能够让人忘我地努力思考，通过这艰难的思索将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障碍全部清除，使心与公案最终融合，也就实现了“顿悟”。
当你在高度集中精神的努力下试图寻找一些伟大的真理时，很可能会让你觉得失望。例如，南岳③便是用了八年的时间在思索“朝我而来者是何人？”的答案。但是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答案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④。仔细分析一下，禅机也有一定模式，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僧问：“生死轮回怎样避免？”师答：“谁束缚你了？（也就是谁把你绑在生死轮回上面了？）”
参禅的人说，参禅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中国人说的“骑着牛找牛”，最终学到手的“不是捕来的鱼，而是捕鱼的网罟”。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二难推理，其两格①都跟问题没关系，其最终目的是激发参禅者顿悟：全部心思集中到目标上，不用任何外力，完全反求诸己。
公案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指望这些思索公案的人寻找到一个具体的真理（这些真理其实与全世界其他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没有什么两样），而关键在于让日本人学会思考寻找真理的办法。
公案被认为是敲开包围着人们蒙昧墙壁的“敲门砖”，这正是日本人非常需要的。因为他们总是把过多的心思放到了外界环境上，幻想出很多总是盯着自己并准备随时展开批评的眼睛。这堵墙的构成就是日本人最为熟悉的“耻感”。一旦把门砸开，他们就到达了自由的天地，“敲门砖”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但却使修行者不用非得找到某个具体答案。当精神上达到圆融之后，日本人也就打破了自己的道德困境。当初拼命钻牛角尖，“为了修行”竟然成了“叮咬铁板的蚊子”，直到最后，他们才明白，原本就没有什么牛角尖。于是那些似乎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的“义务”与“情面”之间，“情面”与“享乐”之间以及“正义”写“情义”之间都会有一个能够让他们合理承受的和谐地带。日本人在这个我们难以理解的复杂道德体系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实现了属于日本的自由，从而也实现了对于人生的充分“体验”，他们体会到了“无我”的境界，通过自己不懈“修养”实现了“圆熟”的目标。
禅宗研究方面的泰斗铃木（大拙）对于“无我”的解释是“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①，“不着力、无用心”，当“观我”消失，人即“失去其自身”，也就是自己已经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了。铃木先生认为，“一旦意识觉醒，其意志将一分为二：一方是本身的行为者，另一方则是行为的旁观者，这两者之间必然有所冲突。因为，行为者会尽量摆脱旁观者的约束”。“顿悟”则将这个“观我”者排除，同时“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②也没有了，只剩下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和实现理想的行动。就比如，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小孩子，将会观察自己的各种行为，也会注意其他人的评论并根据这些评论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一个观我者，他很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因此而自责，但是当他顿悟之后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没有了观我存在，也就消除了那个容易被刺伤的自我，而自己也就不再意识到行为者“在有为”。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心性修养成功的表现，就如剑术家能够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却如履平地一样。
在日本，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士为了实现“无我”的状态几乎都是采用这种修行训练方法的。他们不是为了学到“无限”的超能力，而是为了能不受干扰地感受有限的美；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学会一种实现目标的调整手段，让自己能够恰如其分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能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也能够体验“无我”的状态。比如，完全陶醉于欣赏能乐或歌舞伎的人，在那一刻也可以说是处于“无我”的状态中；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在接近目标准备投下炸弹的一瞬间同样也是一种“无我”状态；高射炮手集中极力盯着前来侦察的敌机时，周围的环境也无法对他形成干扰，这也是一种“无我”，而不存在“观我”。凡是与此相似的场合，凡是达到类似状态的人，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便是进入到了最高境界。
通过我们的表述，我们看到对自我的监视和监督让日本人产生了多么沉重的压力。日本人说，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牵制，那么他们将会真切地感受到自由并且变得有效率。对于日本人所谓的“观我”，美国人是把它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看成是一回事的，因此我们会为在危险面前不慌张、保持机智而感到自豪。而同样的事情日本人却得通过精神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才能将对自我监视的束缚彻底抛却，获得解脱。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日本文化总是在反复向人们的内心深处灌输谨小慎微。日本人自己对此试图进行辩解并坚信：一旦他们没有了这重心理重荷，那他们将会达到超凡入圣的高尚境界。
日本人对此有着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极端的信仰，似乎他们十分赞赏这种所谓的“如同已死而活着”的人。用西方语言来翻译就是“活着的僵尸（行尸走肉）”，如果用这个词来跟一个西方人对话，他一定会觉得这种说法非常令人讨厌。因为我们在说“就当自己死了”这句话时意味着他再也没有任何活力，已经被规矩限制到了崩溃边缘。但是日本人在说到“如同已死而活着”时，却包含了此人的自我修行已到了“圆熟”的境界。所以日本人在勉励一个人时便常会说到这句话，比如，他们会鼓励一个因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说：“你就豁出去，大不了当自己已经死了，这样想就能通过考试。”他们会鼓励冒着极大风险进行大贸易的商人说：“就当死了，做下去。”他们还会对着一个陷入严重精神苦恼而趋于绝望的人说，用“就当自己已死”的决心重新面对生活。日本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战后当选为贵族院议员，他在自己的自传小说中提到：“他就好像一直被魔鬼缠身，整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那种抽泣甚至接近于歇斯底里的爆发，整整一个半月都在持续，不过最终获得胜利的还是属于生命。……我要活下去，用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把自己置于死地地投入到战斗之中。……他下定决心做一个基督徒。”①而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也常常表示“我就当自己已经死了来报答天皇的大恩”，这种态度意味着他会在战场上义无反顾地进行一系列行动，比如刚出征之时便为自己举行了葬礼，比如立下让自己成为“硫黄岛上的一土”的誓言，比如肯定一个“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的决心等等。
我们能够在日本人“就当自己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中看到他们一直追求的“无我”的人生哲学。当一个人没有了自我监视，也就没有了任何恐惧和戒心。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做死人了，置生死于度外而不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已经死了的人不用再背负着“恩情”和“义务”的重担，成了一个自由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将生活中所有矛盾和冲突彻底摆脱：“我不用再受任何束缚，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所有观我和观我带给我的恐惧再也不会成为自己和自己理想之间的墙壁了，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当日本人处在“无我”或者“就当已死”的状态中时，其实已将自己的意识完全抛弃。日本人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行为的监督者以判断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东西方人之间一种迥异的心理差异。如果我们说一个美国人没有良心②，是说当他为非作歹时内心毫无歉疚感，而日本人若是用同样的词说一个人③，是在说这个人已经消除了紧张，做事不再有多余的顾虑。一个相同的词，在美国人的语境里指的是坏人，在日本则表示一个修养很高、能完全发挥自己能力而无私、高效率地完成最困难任务的人。美国的文化是用“罪恶感”来强制美国人行善的，如果一个人已经没有良心，那他便不会再受罪恶感的制约成为一个反社会的人。日本的文化则是认为善本身就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如果解放自己的心灵，将束缚心灵的东西排除，人就可以自然地将善展现于实践之中。这也就是日本人为什么看重修行，追求“圆熟”境界，排除自我监视及所带来的“羞耻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我意识和行为的矛盾冲突完全消除。
如果我们完全不懂日本人的文化背景，将无法理解日本人的这种自我修行和训练。我们已经描述的给日本人带来严重心理负担的“观我”及其附带的“羞耻感”，是他们的哲学和文化努力破解的对象之一，是他们注重对精神驾驭的动力之一，深刻地了解这一行为就需要从日本人成长的开端说起。我们知道，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其道德价值也只有在传承中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一点不完全只靠语言，还体现在上一代对于下一代抚养成长过程中的态度上。如果我们不分析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无法说清楚日本人的人生观，也就难以理解该国很多重大的问题根源。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日本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但这只限于成人，现在，我们该观察一下日本的孩子们是怎样成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