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一些观念，比如极端禁欲崇尚苦行的瑜伽派本身是以轮回作为最终解脱方法的。他们认为解救人出苦海只有这种解脱（即“涅”）的办法，而阻碍人们获得解脱的就是人欲。只有经过饥饿、受辱、自苦之后，人欲才能被消除，然后人才能达到超凡入圣、重现灵性，实现人神合一的境界。修行瑜伽就要求修行者鄙弃肉欲、逃脱人世间的苦海，越是进行难以想象的苦行训练，就越容易实现解脱的目标。可是在日本是无法见到类似瑜伽派这种哲学的。虽然佛教在日本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可是佛教中的轮回和涅教义始终没有被日本民众完全吸纳，只有少数出家修行的僧侣信从这些教义，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佛教认为所有生命都是通过转世轮回生成的，因此杀掉一只鸟兽就是在残害生灵，制造罪业，可是日本人没有因为这一教义而不准杀生，其在生死丧葬上也没有将轮回思想的理念贯穿其中。不论是轮回还是涅都不属于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日本的一般民众也不会绝对信仰这些思想，不仅如此，即便是皈依佛教的僧侣们，也加工修订了佛教的原始教义以更好地适应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于是一些深刻的思想家僧侣们宣布，实现顿悟就实现了涅，此时此地，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可能让修行者顿悟“涅”。似乎，人死之后的世界无法让日本人产生兴趣。日本的传说与神话也没有围绕着已经死去的人纠缠不清，而只是一些关于神的故事。还有佛教宣传的死后因果报应的观念，也是被日本人排斥的，他们不大谈死后的报应，只是强调人人都能成佛的理论。从身份低贱的农民到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只要虔心修行终有一天可以成佛。日本人会把供在自家佛坛上已经去世的亲属灵位称为“佛”，让祖先在死后得到最大的崇敬，这似乎显示了日本人对于死后世界的态度，但这不能说明日本人就是一个信仰涅的民族，他们是不会把涅之类作为人生目标的。所有人都能成佛，又何必把自己束缚在涅和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上呢？
同样，瑜伽派中认为的精神与肉体不能相容的教义，在日本也是没有的。日本人不认同瑜伽那种消除寄生于肉体之中的欲望的教义，他们认为“人情”（烦恼）不是什么恶魔，而感官享受和追求快乐是生活智慧才赋予的，只不过享乐必须要服从人生中的义务。这样的观念使日本人在修行瑜伽之时排除了所有带有自虐倾向的苦行训练，完全没有了禁欲主义教派的实质。
一般说来，达到一定境界的“悟者”都会选择隐遁的生活，即所谓的“隐士”，他们会与自己的妻子隐居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安逸恬淡地生活。我们一般的理解，一个超凡入圣的人应该是与世俗生活完全隔离的，可是在日本娶妻生子等俗人的生活也与此并不矛盾。甚至一些通俗的佛教教派①中，修行的僧人也是可以娶妻生子的。有关灵肉的严肃说教在日本人那里从来不会被轻易接受。“顿悟”的修行高人只是在精神境界的高洁和质朴的生活中体现，至于破衣敝服、不食人间烟火、毫无声色之娱只是修行中。日本的圣者，生活极为简单和正常，他们会吟诗、品茶、观花赏月，没有丝毫的禁欲倾向。禅宗训导信徒一定要避免农（劳动）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这与佛教的原始教义有着天壤之别。
另外，日本也没有瑜伽哲学中那种神秘主义修行——使得修行者进入忘我的状态而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种神秘主义被各种信仰所推崇，无论是原始民族、伊斯兰教阿訇、印度瑜伽修行者，甚至是中世纪基督徒，都无一例外，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最后实现了“天人合一”，体验到了“世间所没有的”喜悦。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方法，但是并不存在神秘主义哲学。日本的修行者可以像神秘主义者一样入定，不过，这只是他们训练“一点”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将入定的状态描绘成“超凡入神”。很多神秘主义者宣传入定时人的五官可以停止活动，这没有得到日本禅宗信徒的肯定，相反，禅宗修行者认为，入定时人可以让“六官”变得异常敏锐。所谓“第六官”藏在心中，修行训练能够让第六官支配五官。人们日常的味觉、触觉、视觉、嗅觉或听觉很难达到入定时的状态，人们需要进行特殊训练。其中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便是要求能够做到听无声之足音，并能准确追踪其足迹；或者可以在三昧①境界中辨别出诱人的美味，总之，这些嗅、视、听、触、尝等等只是为了“辅助第六官”，让各种感官变得更敏锐。这种情况与其他所有重视超感觉经验的宗教都有所不同。即便是在入定状态，修禅者也不会让自己超脱于自己的凡身之外，他们就如同尼采所说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自己的原样，保持自己市民的名义”。关于这一见解，很多日本佛教法师都有生动的阐述，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高僧道元的言论。他于十三世纪②在日本创立曹洞宗③，此一宗派到现在仍然是日本佛教禅宗中势力最大的教派。在谈及自己的顿悟体验时，他说：“我只是知道眼睛在鼻子之上……参禅打坐没有神秘可言。就像自然流逝的时间，日出于东，月沉于西，一切都是自然的。”④禅宗的有关着作也没有认为“入定”能够传授除了提高自我修行能力之外的其他什么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曾经写道：“禅宗不会采取像瑜伽派那样认为通过瞑想就可以得到超自然能力的荒谬说法。”⑤
印度瑜伽派的各种基础教义基本上都被日本禅宗所否定，而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总给自己各种限定，这让人想起了古希腊人。日本把瑜伽派的修行体系完全限制在了单纯的修行方法上，作为一种使自己更加完善的自我修行训练法门，以此达到“圆熟”的境界而又不脱离世俗生活，其中间没有任何间隔。在日本人那里，这只是一种能够更好自力更生的训练。一旦达到某种境界，便可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恰如其分地应付各种局面，同时又能够让恣意妄为得到控制。当自己碰到来自外界的人身危险或内心情绪波动时，自己就可以不急不躁，保持镇定。
这样的训练不仅让修行的僧侣得益，武士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其好处。事实上，武士阶级往往都是十分重视禅宗的。至少我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像日本这样通过一种倾向于神秘主义的修行法训练武士的单骑作战能力，至于神秘的体验反倒没有武士会在意。自打禅宗开始影响日本时期开始，武士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就一直在持续。十二世纪时，另一位开创了日本禅宗一个宗派的荣西①便将自己的巨着取名《兴禅护国论》。禅宗对于武士以及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的训练，目的同样十分世俗化，这实在是非常另类的宗教。就像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说的那样，中国的禅宗大师人们无法想象翌日传到日本之后的禅宗竟然成为了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就像茶道、能乐一样，成了标准的日本式文化内容之一。我想人们能够想象到，在十二三世纪到处是动乱的年代中，追求从内心直接体验的禅宗会受到那些逃避尘世灾难的僧院欢迎，可是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动乱中最为风光的武士阶级竟然也会将禅宗作为他们喜爱的生活准则而被遵行和传播，事实的情况正是这样。”②
日本当然也有一些教派，是看重“他力”而将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等神秘的修行方法归结于上帝恩宠的。不过以禅宗为代表的教派则是非常明确地主张依靠“自力”，让修行者自己帮助自己。这些教派对于人们的教导是所有潜力都在自己内部，而要发挥并增强这些潜力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教义非常符合武士们的性格。无论是一个僧侣，还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武士们所从事的工作包括这些——统统都将禅宗的修行方法作为加强自己能力的自我修行形式，形成了一种朴素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说：“禅所追求的就是重现自己本身具备的光明，并不容许任何障碍影响这一追求。修行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孽障，……不管是佛还是祖，不管是圣还是神，统统除灭，直向光明。也只有这唯一的办法，才可能实现涅。”①
追求真理的人不会容忍真理之路上的任何干扰。禅宗的呵佛骂祖并不是针对佛祖的教义，而是为了实现其涅的清净，因此不管是佛的教导还是祖师经典或教义。“三乘十二因缘教②全是一堆废纸。”钻研经典当然对于修行佛法有很大好处，可是也容易让人迷信而难以展现自身本有的内心灵光，禅宗的顿悟正需要内心灵光稍纵即逝的闪现。一本记载了很多禅机对答的书中提到：一个小僧弟子希望禅僧讲一讲《法华经》③。禅僧非常精彩地讲述之后，弟子失望地对禅僧说：“哎，我原以为禅僧您根本不把这些经典、祖师语之类的放在眼里呢！”禅僧回答说：“参禅不是蔑视经典，只是认为道理并不全在经典、祖师语录中。你不是来求道理的，只是关心经典的”。④
禅师们只是将如何去寻求“道理”和实现顿悟的修行训练传授给弟子，而这种训练不仅包括身体方面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不管是身体修行还是精神训练，最终都要体现在内心意识觉悟上。禅宗的这一点在剑术家的修行上体现得非常全面。剑术当然需要不断练习最基本击刺动作，不过这只是一种提高“能力”和“技巧”的修行，优秀的剑术家更要懂得使剑中的“无我”境界，让剑人合一。在修行之初，首先他要站在地板上，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到脚下仅有几方英寸的范围之内。这块窄小地板会渐渐升高，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训练者能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行走移动如履平地，那就说明他对于剑的专注已经不会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了，也就接近了“顿悟”体验，剑人合一，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剑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