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国学者李玉江等人从区域经济差异的角度，在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为吸纳——内转型、外推——转出型、推拉——综合型三种类型，并详细分析了这三种类型的分布区域。吸纳——内转型指在大的吸纳力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原居住地内部进行的产业转移，即在农村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这种转移类型主要分布在如下三类区域：第一，经济实力较强的东部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东南沿海、山东胶东地区等，一般呈连续集中分布状态。第二，沿江、沿路地带。在河流和公路、铁路沿线形成经济实力强大的产业走廊。这种产业走廊往往是高集约型农业、发达的第二产业和多类型第三产业组成的高经济密集带，从而形成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集中区域。第三，城乡过渡地区。此类型区位于城乡接合部，其外围界限是城市市场影响的终结，其内界是乡村景观延伸的结束。这一地区的显著特征是城市与乡村特性的有机结合，三次产业类型齐全，从农村组织形式而言，大多数已成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因此，这里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集中地带。与吸纳——内转型相对的是外推——转出型，这种类型强调农村内部推力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在这种类型的区域中，农村劳动力的转出量大于转入量，异地转移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这种类型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带的部分经济落后区域，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地处内陆，农业集约化程度低，经营粗放，产业结构调整缓慢，非农产业落后，城镇化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地非农产业的“内转”，因此只能选择“转出”。推拉——综合型强调农村推力与其自身拉力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的一种介于一二两种类型之间的过渡类型，这种类型区域的转移方式较前两种更加多样，分布区域也具有多样性：第一，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带的经济低谷区，如鲁西地区、闽西、闽北地区、粤北地区等。第二，经济隆起带的边缘区，如铁路、公路、河流的经济隆起带的边缘地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入转出频率都比较高。第三，城市远郊区，虽受城市的影响较弱，在景观上也呈现典型的农村形式，但在城市的辐射下，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层次仍较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转移到城市或其他地区，一部分就地转移。第四，中西部地区的平原地区。在中西部地区，许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地区，如陕西的关中平原，交通方便，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我消化和吸收能力强，同时也有大量劳动力向更发达地区转移。这三种类型从侧面反映了不同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环境基础，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出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课题。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
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很小，一般在10%以下，有的国家不到3%。而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虽然较高，但并未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存在大规模的富余劳动力，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例如美国）。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但这些国家受本国经济、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模式仍各具特色。
1.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西欧各国中也是最小的。随着英国非农产业的发展，从1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在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期，英国经历了用暴力驱赶小农的大规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背井离乡，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工场，从而解决了毛纺织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问题。
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18世纪60年代，英国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然而，随着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英国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靠从外国进口。
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2.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从转移时间看，美国是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主要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美国地多人少，在工业化初期并未集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相反，城镇化和工业化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3%。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为工业发展解决粮食、提供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得以畅通无阻。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大量转向城镇非农产业。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下去，反而是继续飞速发展。
“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更加方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铁路的建设。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3.日本“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
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
日本政府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在政府指导下，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规定从1971至1975年，在城市郊区建立销售总额为9万亿日元的各类工业区，吸纳100万人就业，其中，60%来自农村。到1975年8月，全国有813个城镇实施了这项计划，已建成机电、金属加工、运输机械等各类工厂686家，吸纳了大批劳动力，其中，半数左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日本在战前的早期发展中，十分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在1880至1930年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从而使经济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因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将教育体系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
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宜采取“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
我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农业人口有8亿多，但农业资源相对缺乏。现今全国有农业劳动力44亿多个，据有关研究，按照中国目前的耕作技术和经济水平，全国有2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就够了。照此计算，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高达60％左右。除了已转移的1亿多外，全国现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亿左右，约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3。由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15～19岁年龄组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农村也遵循这一规律正在发生变化。据有关学者预测，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之势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方有下降之势，但总量的增加仍将持续到2025年。显然这种年龄结构将使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日趋增大。据专家估算，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参与率，把原有的和今后新产生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都包括在内，如果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为目标，到“十一五”末期，需要安置的农业劳动力约18亿人，平均每年约2000多万人。要实现这么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离不开非农产业的拉力和农业内部组织的改造及技术进步的推力共同作用，缺乏任何一个方面的作用，要保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工业化的顺利进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必须包括农业以外的发展和农业内部改造（即传统农业改造）两个方面。传统农业改造就是对农业内部组织进行改造及推进技术进步，其本质问题就在于解决农业产业化中如何使长期沉淀在手工劳动和低效率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的转移和充分就业吸收，这就关系到当前真正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中的社会性失业问题（主要根源在于过剩而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如何解决。我国近80％的人口居住于农村，农业和农村整体生产力状况还未摆脱传统农业格局，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的滞后性不仅使得大量农民在农村未能得到有效的就业岗位，而且伴随而来的是农民人均收入低下，使它无法吸收大量的城市工业品。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制约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市场容量仍处于潜在而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效支出能力的“需求拉动”，使得城市工业因“内需不足”而非正常地过早出现“过剩”，由此，不仅难以为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安排城市人口就业也成为一大难题。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与农业问题缠绕在一起的，所以，只注重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拉力作用，而忽视农业内部的组织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推力作用以及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就无法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目前，我国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要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采用“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既不可能选择英国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也不可能实现日本“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一步到位的模式，而是需要逐步地、分阶段地采取“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的含义是：劳动力的差异性梯度转移和地区性梯度交叉进行转移。产业梯度转移是指劳动力一部分先由种植业转移到林、牧、副、渔业，一部分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再由工业转移服务业的过程。在中国实际表现为劳动力先由农业转移到乡镇企业，再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地区梯度转移是指农民实现了职业转变，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居住的过程。在中国实际表现为由农村转向小城镇，再逐步转移到小型、中型、大型城市的过程。在目前条件下，与其在城镇拉力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部门的高层次转移，不如树立大农业的观念，立足于农村、农业，积极在农村创造条件，就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浅层次转移。
具体地讲，浅层次转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内部转移，它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畜牧业、渔业、林业等方面的转移。二是农村内部转移，它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可以认为这是一条有效途径。因为，第一，这种转移成本低、就业风险小。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都由大城市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国家首先会遇到资金的问题。目前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国家需要投资5000元~10000元。进城后，还需要对农民工花大量的教育训练成本，并要出由于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交通、治安、环境污染等成本。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首先转移不仅仅是直接的费用，还包括流动和寻找工作花费的时间成本，以及脱离原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等心理成本。因此首先内部转移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教育成本、投资规模最低。第二，这种转移有利于缩小农民在技术上的跨度。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普遍文化层度低，加之现代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素质、文化、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要想一步到位，显然不太现实。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农村工业不断发展，农业劳动力运用技术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为进一步的转移提供技术保障。第三，可以促进农村各要素的重新配置。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脱农而出”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提供可能，从而实现最终的转移。第四，可以有效地锻炼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质量，为高层次转移、彻底转移创造条件。让转移出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真正、完全地融入现代化城市生活要有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地域和身份的转移，还有一个人的观念、文化、行为是否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问题。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说，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内部转移，并随着农业内部的不断发展继续转移，最终实现地域、职业、人的素质真正意义上的转移。
因此，通过农业组织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的边际收益，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化，是切实可行的。这也正是为了给最终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职业彻底转移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