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传统乡土观念被突破，乡村文化传统正在受到全面的冲击。我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家族观念、宗族观念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传统的乡村治理集团是家族和宗族，形成了浓厚的、持久的乡土文明，这种文明的基础是身份和血缘的认同，对权威的认可，以及群体的孤立和惩罚。现代社会的根基是法制，以法制对权威，以合法的程序抵消群体的非理性、非合法的选择。
（2）农民、农村的角色冲突。观念的改变带来农民对自身的地位、所生活的环境作出一种评价和预设。一方面，农民不再是传统农耕者，耕作种植在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唯一的、重要的选择了，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转入与现代商业接轨的状态，但事实上，现代商业文明在农村的建立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和一定的历史条件，这种情况下，农民自身处于矛盾中。另一方面，在与城市的交往中，农民逐渐发现了他们被社会所遗忘，农村——这个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是一个被忽视的地方，现实的差距迫使他们寻求一种改变自身生活环境的途径。
（3）农村经济发展遭遇体制性障碍。一方面，在国家政权与地方治理组织之间，存在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使得国家政权体系不能完全延伸到乡村，国家政权的权威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农村、农民不能直接或完全享受到国家政权给予的政策优惠或者是现实的利益，也就是体制内的效率不能充分发挥。这也给非体制性因素影响农村发展带来机会。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出现新的生机，但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给农村带来的是大量的劳动力相对剩余，而固有的劳动制度并不能完全适应大量的劳动力相对剩余带来的压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预计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建国初期至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目前，我国建筑业的5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装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50%的从业人员均来自农村，可以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之一。
按照当前的统计口径，农村转移劳动力是指：到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或者虽然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就是说，只要地域或产业发生变化，即便是到外乡仍从事农业劳动，都视为转移。而由于婚姻关系引起的地域的变化，以及由于考学、参军等原因离开农村的，并不当作是劳动力转移。根据此统计口径，1978~2001年的20多年间，农村劳动力总量由30688万人增长到48229万人，净增17541万人，其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从2182万人增长到15778万人，净增13596万人。20多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可以总结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上是在未受到政府力量控制情况下自发进行的。继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力。195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为510万人，1958年增加到2316万人，工业部门新增的职工，绝大部分是由农村转移而来。
2.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该时期由于受政府非经济力量的干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大起大落的局面。1958年后，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推开，经济建设规模虚假的急剧膨胀，从而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共新增职工1900万人，相当于原有职工的两倍，其中从农村招收的约1000万人。由于在农村内部抽调劳动力大炼钢铁等，1958年农村劳动力比上年锐减3800多万人，1958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陡降至582%。据统计，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00多万人猛增到1960年的13亿人，同期所增城镇人口中，约有90%属机械增长。同期城镇非农业职工增加了2500万人，其中近2000万来自农村。然而，这次农业劳动力转移“浪潮”的寿命却极其短暂。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大批劳动力又重新回到农村。1963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又陡升至825%，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生这样规模的大起大落，在世界人口迁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3.第三阶段：1979年~1994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我国农业劳动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外转移。1978~1988年，农业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中的份额由705%迅速下降到593%，平均每年下降172个百分点，而前26年平均仅下降065%，但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实施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很大冲击，农村非农就业的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随之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打破前三年停滞的局面，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
4.第四阶段：1995年至今。从1995年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约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3万人，1999年为6683万人，2001年达到8961万人，2002年又增至9400多万人，随着经济发展的逐渐提速，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呈不断增长态势。
在中央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格外关注“三农”问题的形势下，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关系农民增加收入的“民生”，又是关系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国计”。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之一。
一般而言，劳动力转移有三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在本地更换行业职业；二是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三是劳动力行业性流动（易地在其他行业就业）。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第三种，即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一种。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是生产商品化、农村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02年，如果按农户达到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标准，我国约有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7％左右。这表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超量存在，形势十分严峻。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从限制到允许甚至鼓励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规模逐步扩大，与就地发展乡镇企业并驾齐驱，成为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两种主要形式，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及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通过跨区域流动外出实现的非农转移，已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力非农化转移总量的1/3以上。近十年它在农民非农就业增长中的作用超过乡镇企业就地转移的方式。1989～2000年，乡镇企业新增就业3192万人。同期，跨区域流动就业增加4300万人，相当于乡镇企业的135％，年均增加400万非农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这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有很大关系。1979～1988年，政策是允许但控制流动，可以看出，1982年，跨区域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才50万左右。1992年以后，政策逐步转向承认、接收、鼓励流动，因此1992年后外出就业的人数迅速增长，1995-1997年受宏观经济影响有所下降，但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再次拓宽了转移政策思路，加上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又开始大幅增加。2001年与1996年相比，外出务工人员增加125万，增长了50％多。
另外，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时间、途径等，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大批农民务工人员就会返乡。另外，农民是有土地承包为保障的，显示出兼业性。
尽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如此之巨，2003年末至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一带却出现了“民工荒”，有些城市第一次出现了民工供不应求的情况，很多工厂因为缺少工人而停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9月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的缺工问题，已经对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与障碍1.托达罗模型的借鉴意义。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内外学者作了不少理论探讨，其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R·Todaro）模型强调城乡间的预期收入的差异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该模型认为，准备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城乡实际工资水平的差异，二是城市提供的就业空间。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已经存在失业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动。城乡之间实际工资水平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就越多。
托达罗迁移模型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正确地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收入较高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的理性经济行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加快推进城市化的阶段，农民是富有理性、讲究实际的，是否愿意迁居进城，迁居到哪里，都表现出经济人行为。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无疑会对他们的决策产生明显的推动或抑制影响。借鉴托达罗模型的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我们可以揭示现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如何通过改变农民的成本收益来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的，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加以解决。
我们用收益/成本来表示劳动力决策模式。如果收益/成本大于1，则此人会流动，否则不会。收益/成本越大，此人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2.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分析。
（1）增加转移成本的宏观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