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李大钊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
罗康泰
【摘 要】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李大钊在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五年间，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多有建树，对图书馆办馆方针、图书馆教育、图书馆业务辅导、图书馆管理等方面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关键词】 李大钊 中国图书馆图书馆教育
2007年是李大钊牺牲80周年。我们学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重温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给图书馆学注入崭新的内容，是对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最深情的缅怀与纪念。李大钊不仅是革命家、战士，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作为学者和教授，李大钊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法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中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为难能的是，他把当时还比较冷门的图书馆学引进大学讲坛，引进中国学术领域，写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论著。这些论著在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为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李大钊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大钊的不少遗著陆续发掘出来，我们借助李大钊文献整理出版的成果，拜读李大钊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论述，深感李大钊对图书馆学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以下在三个方面对其图书馆学思想观照析述。
一、清末民初中国图书馆的现状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清廷腐败、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任由列强宰割，满目千疮百孔，阴霾蔽日。在这特殊历史背景下，有人醉生梦死，有人无所事事，有人对中国的前途感到迷惘，但更有一代民族精英、有识之士为振兴中华而疾声呐喊。1895年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后一年，从战争的惨败中痛定思痛，认识到单靠从西方国家购买兵船武器是不能富国强兵的，也不能抵御强邻的欺凌，于是清廷中有识之士如盛宣怀等，萌发出办新式教育的念头，以期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新型图书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部分有识之士及开明人士要求开放公私藏书楼和创办图书馆的呼声此起彼伏。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集各书院藏书约4万册，创建湖北省立武昌图书馆，向广大民众开放阅览，是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紧接着有福建图书馆、湖南图书馆、黑龙江图书馆……各地新建图书馆雨后春笋般竞相成立，当时兴起的图书馆运动如火如荼，形成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高峰期，有识之士如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十分关心图书馆事业，他们的关注大大推进了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早年主编《时务报》，编辑《西政丛书》，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时了解世界近代图书馆思想，此后不遗余力宣传新图书馆思想，影响极大，暮年更是亲自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1916年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后又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梁启超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积极宣传介绍外国图书馆的状况，尤其对西方现代图书馆向往已久，情有独钟，激情满怀地描述英国图书馆：“伦敦大书楼藏书至五千余万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城邑都会莫不有书楼，其藏书至数十万卷者，所在皆是。举国书楼以千百计，凡有水井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书，此所以举国皆学，而甲富天下也。”
论现代中国图书馆发展初创阶段战士，同时又是一位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实干家。
1912年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第一科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直接管理全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具体领导机构，它的主要业务就包括图书馆工作。鲁迅在这个岗位上为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废寝忘食，梦寐萦怀。积极推动京师图书馆建设，使之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成为鲁迅这一时期内的常规工作。在鲁迅日记中，有许多关于图书馆建设的记载，鲁迅对我国图书馆建设事业曾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倾注了大量心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新旧交替时期，也是西学传入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时期。同时这一历史时期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背景导致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曲折与艰难。
二、章士钊等社会名流的图书馆学思想与行动
清末民初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名流，一方面提倡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展藏书，这种双重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严、行岩，号啸秋，别号孤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终身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学者兼政治家、思想家。早年他废学救国，投身革命活动，1903年主编《苏报》与《国民日日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其思想言论相当激进，在革命队伍中颇有影响。1914年春主持《甲寅》杂志，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1917年受聘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伦理学（逻辑学），并兼任校图书馆主任，但到后来深感力不从心，于是推荐李大钊接替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如果历史地客观地看待章士钊，他在政治、学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公正地评价他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岗位上是无所作为的，尤其与他的继任者比起来反差更大，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时间短暂（1917年11月至于1918年元月）。对章士钊不求全责备，实际上章士钊在新闻、司法、文学多方面都有建树，是位20世纪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寄籍江苏淮安（今淮阴），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贞松老人，仇亭老民，自署守殘老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秀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撰写《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开篇即曰：“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
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具体建议。但遗憾的是罗振玉自己不去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倡导建设近现代图书馆，而是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穷搜其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任两广教育顾问，顾问本是闲职，闲来无事，每日去书肆淘书，正好粤东以藏书著名的孔子第七十世孙孔广陶藏书出售，罗振玉“尽薪水所入购之”，为藏善本书之始。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逃亡日本，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复辟，成臭名昭著的民族罪人。在日本居住时间较长，这期间大量收藏中国历代流入日本的古籍，回国后在北京居住时间较久，收藏的图书古籍颇为丰富。罗振玉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开展藏书，并建有自己的“大云书库”和“库书楼”，经多年收藏总量在15万册左右。罗振玉学术博大精深，治学范围极广，自己不仅懂版本，而且懂内容和价值，由于这一点，支撑了他学术研究。
罗振玉生前著有《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石鼓文考释》、《干禄字书笺证》、《莫高窟石室密录》、《敦煌石室遗书》、《俗说》等。罗振玉政治思想极为保守，晚年的政治活动更为人所不齿，但他对保护中国文化贡献颇多，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好评。罗振玉生前所藏文献保存完好。新中国成立后，其孙罗继祖先生将这批珍贵文献捐献给人民政府，被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和旅大市图书馆（今大连市图书馆）收藏，使这批图书得到一个很好的归宿，得到妥善保护和利用。
叶德辉（1864—1927），原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运动时，其父携家小迁至湖南，落户长沙，后以湘潭为籍。字奠彬，一作焕彬，号直山，又号郋园。幼时入岳麓书院学习，此后学业大进，受到湖南学政曹鸿勋的赏识。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十八年（1892年）中二甲进士。授官吏部主事，因自幼无拘无束，天性散漫，不堪坐班之苦，托病请长假回籍，以著述藏书为乐。辛亥革命爆发，他极力维护地主阶级立场，被革命军拘禁。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在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中被农会枪决。据说王震曾经提到，毛泽东生前谈起叶德辉，认为农会若不杀叶，则对于学术研究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