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联合国历经时代激烈变化的考验，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历史上惟一真正的全球性组织。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能经历这么多风浪而仍然屹立，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能像联合国这样让人类对其充满无限的美好期待。实践证明，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已经或正在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联合国凭借其空前的普遍性和很高的权威性，利用多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和手段特别是维和行动，为缓解地区冲突、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和缔造和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通过多次裁军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国际舆论，形成了空前的裁军浪潮，对制约和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的速度，降低对抗的强度，促进核裁军、防止核战争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两极对峙成为历史，世界终于摆脱了冷战的困扰进入充满变数也充满希望的时期，联合国更是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开始了全新的和平努力。完全可以预料，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中，联合国必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强调并充分重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巨大作用，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向披靡、无所不能。实际上，“世界上对联合国感到失望的人很多，对它有严重批评者更是不少。”原因十分简单，即它并未能如世人所期望的那样在国际事务中充分施展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陈世材：《国际组织———联合国体系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244页。
的作用，甚至不乏受阻或失败的记录。联合国功能的发挥远不是理想的，它的现实同它的宗旨、同世人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联合国的地位是独特的，特别是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使联合国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与挑战严重制约了联合国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并有可能使联合国的未来发展陷入困境。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联合国怎么了？”的感叹。联合国组织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及“器物”（资源和管理）层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对联合国组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安南秘书长在《千年报告》中所指出的：“联合国的结构反映数十年来会员国赋予它的任务，在一些情况下是深刻的政治分歧遗留下来的结果。虽然人们普遍同意需要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灵活的组织，但除非会员国愿意考虑进行真正的结构改革，否则我们所能做到的仍将受到严重限制。”但是，由于联合国改革不仅牵涉到《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和传统原则的变化，而且关系到各国利益的调整和构造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因此各方对改革的态度和意见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致，联合国的改革之路是漫长的。在冷战和两极格局终结的今天，国际社会必须认真思考“联合国有没有和应该不应该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和权利要求，它有没有和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敌’、‘我’、‘友’，如何确定和由谁来确定谁是主要打击目标谁是主要依靠力量谁是新时期联盟的基础；联合国力量的源泉和支点何在，怎样确立新的方位（如逐渐消亡或趋于加强或维持现状）、重点放在维和行动方面还是全球发展方面。”这是联合国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需要。
联合国有许多困惑，但是联合国又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就说过：“如果联合国不存在，我们会忙于创造一个类似钱文荣：“论联合国在21世纪的地位和作用”的机构。”未来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之功能能否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而不负重望，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探讨和齐心协力。从目前趋势看，未来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发展将呈现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其一，在世界和平与安全体系中，联合国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一些有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将扮演重要角色。冷战结束后，世界为联合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创造了新的机会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冷战的终结意味着旧世界格局的崩溃，但并不意味着新国际秩序的迅速降临。新的世界秩序就是“无序的恢复”。因此“历史表明了和平与和谐并不一定伴随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崩溃而来”，世界上充满了新的威胁。冷战结束后两极体制对各国的对外行为的约束力减弱了，主权国家又可以自行其是了。于是，和平与发展虽然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其任务远未完成。伴随全球一体化发展而日益凸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引发地区冲突，从而对国际社会构成新的更大威胁，人类和平问题依然严峻。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必须依靠各国的共同奋斗与协作。而联合国恰恰构筑了国际合作的最大平台。所以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指出：“通过联合国，世界接受以和平与安全为理想———维护各国的完整，筹划人民的生活……维持和平是全世界有能力共同工作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为之提供部队的国家和他们所服务的地方来说，联合国的和平行动是在冲突情况下加深国际团结的理想。维持和平行动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实际重要性。”
同时，冷战的结束打破了各地区传统的安全框架，原有的地区组织和安全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出于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考虑，逐渐认识到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紧迫性，并积极探索地区安全合作的途径和办法，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日趋活跃。因此，近年来，一些有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如北约、非盟、东盟等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而联合国由于财政危机和人力缺乏等原因，其某些解决地区冲突的职能和权力已开始向地区组织转移。为了降低风险和代价，减少财政负担，未来的联合国将会改变过去授权大国的介入的模式，更多地授权地区组织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地区组织在维持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可以成为联合国安全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联合国。
其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仍将是联合国的中心任务，但是这一任务的内涵将发生变化。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是建立联合国这一组织的初衷，也是联合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5年6月26日举行的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集会上所指出的：“50年前，世界厌倦了战争，厌倦了贫困，并且不堪种种不公正行为的重负。联合国应运而生，抛弃那种死亡文化并致力于创造一种生命文化，一种和平文化。”《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明确规定为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和主要任务，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在新的时代同样存在而且更为强烈。因此，无论如何改革，《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的有效性都不应受到质疑，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仍然是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担负的首要责任。但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内涵将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当今世界面临的对和平的威胁性质已发生变化，地区冲突大部分已不是国家间的冲突，而是国内冲突，部分国内问题已被纳入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范畴，这就给联合国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有效地处理国内冲突。现在看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联合国可以有条件地介入，即当某个国家发生内战，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影响到地区安全，在内战国有关各方都有停火的愿望并一致要求联合国干预的情况下，联联合国合国可以考虑实施维和行动。但是这种介入完全是应急之策，而且是有条件的。因此，1992年加利秘书长向安理会及联大提交的《和平纲领》，突破了传统维和的概念和模式，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将维和内容扩大为预防性外交、促成和平、维持和平、冲突后缔造和平四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平纲领》特别提出预防性外交是以“最理想、最有效的外交运用方式，在紧张局势变成冲突之前予以缓解，或者在冲突爆发后迅速行动加以遏阻，并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预防性外交可能成为未来安理会解决国境内内战及民族冲突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在当前的世界中，和平与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联合国既要解决各种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冲突，更要消除造成各种冲突的根源，不能仅仅从纯粹的政治或安全的角度考虑和处理和平问题。联合国将由偏重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向建立以联合国为主、单一主权国家、其他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国际组织等积极参与的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体制演进，形成对和平问题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和协同解决机制。联合国将把对一系列国际问题进行立法作为实施“原则指导”的重要手段，以制定“国际游戏规则”规范各主权国家的行为，最终使国际关系体制化。
其三，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策将逐步增加民主化的因素，但是大国仍将在决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的决策机制一直是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也是联合国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某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往往以其自身的利益作为决策依据，而这种决策常常又是以交易的方式悄悄进行的。这显然与世界民主化进程完全不符。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力量的加强，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应有充分的透明度，更加民主化，形成广泛听取和切实尊重广大会员国，特别是特定事件的当事国的意见的议事程序和决策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安理会决议更好地反映更广大会员国的共同愿望，使安理会决议更好地为有关国家所认同，并得到有效的实施，否则，只能损害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声誉，并导致有关行动的失败。后冷战时代的一些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未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决策方面仍将受制于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发展不平衡，短期内尚无法形成抵御西方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它们对联合国相关事务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仅承担着联合国的主要费用，而且掌握着联合国的重要机构。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事务基本上将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左右，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少数大国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所以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指出，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