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提高解决生态危机的能力。目前国外开列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处方有四种：一是依靠现代生态科技和环保管理手段防治污染。二是从生产到消费走“绿色道路”，减少污染。三是借口集约化清洁生产，强化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四是怪罪科技进步对生态的正负效应，主张“零增长” 方案。前两种对策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全面，充其量只能治末而不能治本；第三种对策是以剥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权为代价的，它最终并不能消除生态危机的经济根因，是变相的殖民心态和生态霸权行径，其荒谬性不值一驳；末一种对策有悖人类生命优质化进程，也非良策。科技无善恶，善恶全在于运用科技的人。反对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不会使人与自然的平衡向高水平发展，反而有可能使人类退向丛林。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不同群体的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享用的不合理造成的，而造成占有、分配和享用生态利益不合理的原因首推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和殖民时代确立并保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以，人类要想从与自然的交恶中摆脱出来，必须首先从人与人的生态利益矛盾中解放出来，必须打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生态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应不同。发达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仅靠生态科技加“绿色革命” 难以奏效。君不见，在两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要发表承担“拯救地球” 的诺言时，是何等慷慨陈词、信誓旦旦，但散会后国际垄断资本变本加厉砍伐热带雨林，发达国家也从未中断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垃圾，工业化国家打着“合资”、“援助” 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殖民时代确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仅不容改变，反而呵护有加，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继续廉价出卖资源和环境。因此，两次世界环发大会后，全球生态危机不但丝毫未减缓，反而日趋加剧。显而易见，对唯得利是图、嗜血成性的国际垄断资本讲“绿色道路”无异对牛弹琴。解决对抗性利益群体之间生态利益矛盾，马克思主义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出了正确答案，即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代替私人占有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红色道路”。这是发达国家声嘶力竭反对的，也是毫无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诅咒的方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她在人文科学中独特的主导地位，人文生态学没有阶级的偏颇，唯求天人和谐、生态平衡。事实上舍“红色道路” 别无抑制贪婪成性的国际资本疯狂吞噬绿色世界的善策，也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生态规律合理调节人的行为，才有可能逐步达到“天人和谐” 的理想境界。
当然，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灾难，仅从道义上谴责发达国家是制造生态危机之首恶并不能解决问题，污染毕竟是全球性的，受害的是全人类。地球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不分国籍、地区、种族、意识形态等差异，携手合作，共同遏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至于国内一些市场主体违反国家环保法规的谋利行为，除加大政策引导和法律制裁的力度外，还应加强生态伦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借助人文生态学的研究开启人们的仁爱之心，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保护环境并重的方略，抑制对金钱、财富的疯狂追求、变态占有；用人伦道德约束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指导下的异化消费、对地球村的祸害。只有世人对人文生态学真谛真正认同和皈依，“绿色工程”、“绿色革命” 才能顺利进行，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易经》 的基本理念与现代经济学阐释
谢增虎
《周易》 中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取象于天地万物，根据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的观念，以阐明人类社会、自然物理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内涵的均衡机制。因此，它的内涵异常丰富，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从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社会群体与个人、动静与变革相整一的角度来演述宇宙的动变规律，这与西方分门别类去零星探讨自然及社会规律的现代科学，从思维体系到方法论上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不论哪种理论，哪种科学体系，又都以自然物理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因此，研究结果又可以互相印证和充补。
现代经济学派系林立、各有独到，但由于产生条件的特殊性与西方文化中方法论的非整一性，自有先天不足的方面，在当代我国经济条件下，既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要充分吸收西方各类发达国家经济和管理的先进理论和经验，因此出现了“百家争鸣” 的局面，这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讨每个新问题，在社会实践这个环节上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混乱，有些西方学者形象地称呼中国为“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验场”。究其实，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致命伤之一，在于经济学没有深厚的文化体系为土壤，进行西方外来经济理论的改造。主要原因在于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没有整体地吸收西方的文化体系，又由于种种政治决策而忽略了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宝藏。虽然政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一再强调理论研究与国情相适应的问题，也多停留在“移植” 与“嫁接” 的层面，又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功利思想，致使经济研究者忽略文化体系的制约，使经济学理论在经济改革中，多次表现出药方失灵的窘态。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的精髓《周易》 入手，通过几个重要理念的探讨，在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比照发明中，进行现代经济思想的阐释，一方面解决“嫁接” 的方式问题，另一方面寻讨传统文化宝藏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易·说卦传》 阐解易道，概括为：“昔者圣人之作《易》 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由此引发了以“仁” 与“义” 为核心的儒家之学。
关于“仁” 和“义” 的解释，孔子从形而上本体的代名词角度来解释“仁”，从形而下宇宙万物和协相处的角度来解释“义”。在《论语》 中，孔子随类而设教，期望弟子问一知十或举一反三，从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层面去对“仁” 和“义” 做全面的把握。关于“仁” 的讲解有多处，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巧言令色，鲜矣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等等；关于“义” 的讲解，孔子则阐发得不如“仁” 充分，因为孔子之学以“仁” 为中心，而后继之大儒孟子则对“义” 理阐发特多，才使儒学完成了“立人之道”。在《孟子·公孙丑上》 中，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修道之层次时指出：（1） 不动心。（2）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4）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于此并论仁义礼智，“凡有四端有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由此四个层次可知，孟子是所有儒家中最详细论述修身与做人（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关系的大儒，正如他自己说的：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其后，唐代大儒韩愈讲“博爱之谓仁”，把墨家的思想融入儒家；宋儒认为“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等，并借用佛理，认为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瓣，中间空心，所以“仁” 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今人南怀瑾用“体、相、用” 的观点，对“仁” 作了阐释：“仁”，是两个人，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即自心是体，处于人之间就是“相” 和“用” 了，“相” 就是人的行为，“用” 则是发挥的作用。（南怀瑾《论语别裁·里仁第四》）至于“义”，“义者，宜也。” 宜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行为符合“仁” 的行为为“义”，不符合“仁” 的为“不义”。明代黄宗羲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仁是干元，义是坤元，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 （黄宗羲《孟子师说》） 民国杭辛斋说：“仁从二人，盖必人与我相交接，而后可用吾仁；义（义）从羊，羊者善群之物也，合多数人而为群，则有亲疏远近同异好恶之殊，于是仁之术，或有时而穷，不能不裁之以义。群既合，则必循有条理之组织，以定其次序，于是礼缘义起。” （杭辛斋《学易笔谈·初期》）根据《易经》 及历代儒家关于“仁” 和“义” 的阐释，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则，即人类生存的合群性（又称社会性） 与秩序性。古人法天象地，了知天体运行自有其内在和谐与有序、运动不息两种规律，故用“天行健” 表述之；了知大地承载万物、生长万物，顺太阳运行，故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成亨”。人类自当取法天地，希望社会发展及个人行为同样如此，如“君子自强不息” （《周易·干》）、“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坤》） 即取法于天地。
在《尚书》 更进一步发挥“天人合一” 思想，而形成完整的中国政治理论，“仁义” 自在其中，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尚书·皋陶谟》，三代禅让中，所选的接班人在试用期中，取信于天帝，其方法是取决于老百姓的评价和自然界祥瑞、灾异的感应，然后定之，取决于百姓评价为“仁”，只有领导人德能服人，才能用人，固邦兴民，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征于自然界的祥灾感应为“义”，即领导交替不要造成社会动荡，使社会依然有序和谐运行，则为祥瑞；反之则灾异。） 结合《周易》 的个人法天地与《尚书》 的国家社会取法天地，顺“仁” 畅“义”，可以清楚地阐述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性与秩序性都以普通百姓为基础，以社会、家庭和谐发展为目标，一切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经济组织，都以此为中心。后代儒家形象地概括为“安居乐业”。
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盛行以后，所有社会科学都受到它的冲击，西方经济学尤其如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竞争学说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灵魂，不论在宏观领域或微观领域，不论在生产领域或贸易领域，使经济发展的目的都在于在竞争中获胜。这样，人们的生活目标自然而然地被简化为赚钱，一切经济学理论、经济行为、政治活动都是以具体方式而存在，正如经济学家讲的，经济学节约了爱情、放逐了感性活动，人们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理性思维和行为是唯一的方式。在上帝指导人们的生活时，犹太人总结到，要丰富你的心灵就去侍奉上帝，要健壮你的身体就去赚钱；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西方人只剩下一条，用科学技术武装心灵去赚钱。正如林肯讲的：“某些人应该是富人这一信条表明某些人有可能成为富人，因此，正是这一信条鼓励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人类社会的伦理标准经济化，即梁山好汉排座次的不是武功超群、谋略过人，而是财富的多少。在谋求财富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是雇员，从总统到黑社会成员，从赌徒到劳工，从传道士到妓女，都彼此平等，只有亿万富翁才是工业文明王国的国王。伦理学成了赚钱方式的谱系而不是弃恶扬善的谱系。
西方的有识之士对这种社会做了认真的总结，如培根在总结致富之术时，谈到专靠固定的收入，是不容易致富的，致富之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卑污的（《培根论说文集·论财富》）。其后桑塔亚那在 《理智生活》 中，反观西方工业文明的成败得失，向人们当头棒喝：“财富必须在幸福中检查自己。” 同样，马克思也正是以此为中心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规律，宣布了是工人阶级的劳动从根本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前发展，而不是资本家的不太高明的赚钱手段；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以此问题为中心做出了另一种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股份经济，工人阶级用劳动力、资本家用金钱共同入股，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
结合东西文明，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物质文明建设中，争利为主要方式，以获利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中私有制、公有制等只是不同的财产占有形式；经济活动创造了各种生产力水平下的文化体系，而文化的发展又培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文明；反过来精神文明和道德体系又约束和规范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这样，经济———文化———精神三个层次，共同满足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需要。经济发展是动态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相应是动态的，而精神丰裕的标准则是相对静态的，即以“仁” 和“义” 为核心，后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 五者，或“真、善、美、勇” 四者。而文化发展是这两个动静体系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相互碰撞的产物。
从这个层次分析中，我们自然可以找到东、西文化的融合方式和内容，即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以传统文化中的“仁” 与“义” 为准则，去重新建设符合新时代知识结构的“三位一体” 的文化体系。因为任何一种民族或时代的文化体系核心，离开“仁与义”，即“真、善、美、勇”，不论它多么现代或标新立异，都将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由此反映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实现富国富民与安居乐业的双重目标，既促进有限竞争，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又规范竞争行为，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在人民的安居乐业中走富裕之路；既改变传统社会机体中的政治中心论，又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体中的金钱决定论，而是人民有序竞争、富强的社会和谐中心论，政治、经济是其两个极端，如太极图中的两个鱼眼。
二、“革，治历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