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对茶、盐、酒等实行专卖制度，国家垄断这些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以独擅其利，因此，榷禁收入也是反映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现根据一些残缺不全的资料，将唐宋工商税收入列表如下，以便对唐宋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粗廓的了解。
总之，与唐代相比，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唐代，这就要求流通中与商品价格总额保持等量关系的货币价值总额也必然要多于唐代，否则就会产生社会需求量与货币供给量的矛盾。
（二） 唐宋赋税结构的演变，强化了货币的支付手段，加剧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
中唐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冲击，传统的租庸调赋税制度逐渐被两税法取代。这种新的赋税制度，“以钱谷定税”，其积极意义在于实现了以劳役地租、实物地租为主的地租形态向以货币地租、实物地租为主的地租形态的转化，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北宋时，货币在封建国家赋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福州一带“中田亩纳钱四文，米八升；下田亩钱三文七分，米七升四勺”，两浙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税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在封建国家和地主追索货币的呼嚣声中，农民不得不与市场发生紧密的联系，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都开始向商品转化，充斥于各地的市场，因而整个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也骤然增加。
二、唐宋货币制度的发展衍变，导致流通中货币总量相对减少
整个唐代，在流通领域中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主要有绢帛、铜钱及少量的白银，无论是国家财政税收，还是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和商业贸易，基本上都是“钱帛兼行”，清初黄宗羲曾这样记述，“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 也有“半尺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的诗句。从唐政府的语令中，更可以看出绢帛和铜钱具有等同的法定地位。开元九年政府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元和六年又规定，“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疋段”，宝历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布帛米粟居半”。在唐中叶以前的货币流通实践中，绢帛主要支付大宗交易；铜钱适用于小商品交换。唐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商品交换的增多，铜钱的流通逐渐扩大，绢帛的货币职能日见衰弱。而两税法的实施，无疑使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更加突出，因此，绢帛的消退和铜钱需求量的增大，导致唐后期“钱贵物轻” 局面的产生。经五代至北宋，充当大宗贸易支付手段的绢帛已经退出流通领域，流通中货币主要是铜钱、铁钱、纸币和白银，而这四种货币在北宋的流通情形究竟如何呢？
首先，纸币虽然可以支付大宗贸易，“一交一缗”，用于“贸千金之货”，但它的使用范围毕竟有地域的限制，各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这种飞跃性货币的适应状况也有所不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交易只能畅行于川蜀一带，北宋政府移植纸币于河东、陕西的尝试一次次均告失败，因而它不可能成为全国性的通货。
其次，北宋时黄金、白银的数量有限。皇佑年间金银冶年产量各为15，095两和219，829两，治平年间为5，439两和315，213两，元丰元年为10，710两和215，385两，但金银基本上被政府垄断使用，黄金主要用于贮藏、馈赠和装饰方面，白银多用于战争赔偿交付：1004年“澶渊之盟” 规定北宋每年输供辽白银十万两，后又增加到二十万两；1004年后每年又输供西夏七万二千两……凡此种种，在客观上阻挠了白银代替铜钱成为主要货币的进程，使北宋无法摆脱“乏银支用” 的困境。
再次，在宋代社会经济结构下，铜钱倒是非常适合小生产的零散性、分散性，但它只是一种贱金属铸币，其价值低廉、携带不便的特点使它不能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理想的流通手段，而且铜钱作为主要通货，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个内在的矛盾。第一、铸币用铜与民间用铜的矛盾。北宋铜矿开采业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下，至道末，年采铜只有四百一十二万二千斤，皇佑年间，年产铜五百一十八万斤，治平年间，年产铜六百九十六万斤，乃至经济高度发展的元丰元年，年采铜也只有一千四百六十余万斤，如果全部用来铸造铜钱，按一贯铜钱需要铜材三斤十两的标准来计算，则元丰二年铸钱五百零六万贯，需铜一千八百一十二万五千斤，铜材需要量大大超过铜的采冶能力。而铜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广泛使用，使得作为金属币材的铜更加缺乏，于是北宋统治者只得颁布铜禁，搜刮民间铜器，民间则由于生活用铜的不足而“销钱为器”。在这对矛盾的循环往复中，钱荒这一痼疾日益恶化。第二、流通手段与贮藏手段的矛盾。在铜钱流通量不足的情况下，铜钱的贮藏对钱荒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的货币贮藏与当时的财政制度、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本身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在封建社会，货币与社会财富具有同等的含义，封建国家为做到有备无患，总是千方百计地扩大货币贮藏。宋初，赵匡胤为控制地方财政而设封桩库，储存从各地缴获的钱财及每年财政盈余。太平兴国二年，改封桩库为景福内库，并属内藏库。天圣后，内库岁入“饶、池、建新铸缗钱一百零七万，而斥旧蓄缗钱六十万于左藏库，率以为常”。熙宁后，北宋政府又相继建立元丰库、元祐库、崇宁库、大观库、宣和库。自元祐六年始，元丰库岁入缗钱五十万，徽宗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加大钱币储藏，大观东库的钱货“有入而无出”，造成“官库之钱，置朽而不可校，民间官钱，搜索殆尽”
的奇特现象。二，在封建社会，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是财富的归宿。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田制不立” 的土地政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富有之家往往恪守“以本保富” 的古训，争相购买土地，为此就需要大量积累钱币。三、北宋“钱荒” 的存在，加剧了货币贮藏的恶性发展。由于钱币紧缺，封建政府变相地降低货币的实际价值，人为地造成铜钱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发生偏离，铜钱的币值不断下降，从长远利益来看，大量贮藏优质铜钱自然有益无害。而在铜铁钱并行的流通区域，按照“劣币驱逐良币” 规律（也称格雷欣规律），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 一定会充斥市场，而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 则被人们收藏、熔化而退出流通领域，因此铜铁钱的同时流通，客观上加剧了铜钱的贮藏。由于这些原因，北宋民间贮藏蔚然成风，在汴京城内，“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兼并豪猾之徒，居物逐利，多蓄缗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由于到处贮藏，在宋代“洛中第宅求售，评值外复索掘屋钱，盖其下多有宿藏”。总之，在北宋，由于商业信用的不发达，货币的贮藏手段只能是一种死贮藏，流通领域不是以一定数量的货币不断流通为常态，而是以国家铸币为起点，货币窖藏为终点，“如果贮藏货币不是经常渴望流通，它就仅仅是无用的金属”，这种变成“无用的金属” 的货币的增加，必然加剧某个特定时期钱荒的恶化。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轻而引发的、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客观上要求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总量也相应的增加，而唐宋货币制度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货币形态逐渐由绢帛、铜钱向铜钱、铁钱、纸币和白银转换。北宋时，作为大宗支付手段的绢帛已经退出货币流通领域而沦为日常生活用品，白银数量有限且严重外流，阻挠了它代替铜钱成为主币的发展进程，早熟的纸币也由于其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不适应性而限于地域流通，这样，落后的贱金属铜钱便无可奈何地担负起充当主币的使命，铜钱的细碎性、零散性虽然迎合了封建小生产的特征，却不能满足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贵金属货币的渴求，因而在整个流通领域中出现货币价值总量严重不足的危机，货币流通总量（包括各种形态货币的价值总和） 远远低于商品价值总额，这种差额不可避免地导致钱荒的出现。
在货币体系的发展进程中，从贱金属铸币向贵金属过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此，马克思曾作过具体的表述：“不太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
在北宋多元化币制体系中，主币铜钱这种低价值铸币已经不能满足封建经济及商业交换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贵金属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这两大职能。钱荒的出现，从根本上说还是流通领域中没有贵金属铸币执行货币职能，即白银没有能够成为正常而合法的流通手段，因此钱荒产生的根本症结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与落后的货币形态之间的矛盾，钱荒的持续存在，预示着北宋的币制已经不适应和落后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北宋统治者为摆脱钱荒的困境，积极增加金属货币的铸造额，扩大纸币的发行量，划分各种货币的流通区域，申严钱禁以杜绝外流。这些措施，完全背离了贵金属代替贱金属的经济发展规律，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不足问题，充其量只能缓和某个时期钱币紧缺的局面。
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
郝树声
1990年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中，发现一枚详细记载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的简犊，（以下简称“悬泉里程简”） 恰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的里程简（以下简称“居延里程简”） 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里程表。对于研究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驿传设置和详细里程，以及对今天河西一些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简文是：
苍松去鸾鸟六十五里
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
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酒泉郡置县十一里
六百九十四里[1]
该简1990年第一期悬泉发掘时出自第二发掘区0214探方第一层。该探方出简13价枚，而第一层出简133枚，纪年简有西汉永始（3枚）、建平（2枚）、元始（10枚） 和王莽居摄（1枚） 四个年号。所记述的资料反映西汉末年成、哀和王莽时期的情况。简文分三栏，第一栏记述武威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张掖郡的显美；第二栏记述张掖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酒泉郡的表是；第三栏记述酒泉郡沿途各县驿置里程，向西延及敦煌郡的渊泉。
每一栏内容连贯，相对独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第一栏简文所涉及内容作一些考述，以就教于方家。该栏所涉及的五座县城，依次为仓松、鸾鸟、小张掖、姑臧和显美。
仓松即西汉苍松，或认为，西汉苍松县后汉改为仓松县。其实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仓”、“苍” 二字是通用的。《诗·王风·黍离》 “悠悠苍天”，《释文》 “苍本亦作仓”；《史记·太史公自序》 “张苍为章程”。《汉书·司马迁传》 “苍” 作“仓”；《汉书·严助传》 “膠仓”，《艺文志》 作“聊苍”。可见，简文中的仓、苍是通假字。“鵉鸟” 当为“鸞鸟”。汉简文字中，为简便起见，一些笔画繁多的字往往被省略了一个或数个组成部分，“鵉鸟” 字当属此类情况，书写时省掉了上部的“言” 和“系”。小张掖，应为《汉书·地理志》 所载武威郡属县张掖县，而非张掖郡。为使同张掖郡相区别，前面冠以“小”字，这在汉简记载中不乏其例。上述五县，从乌鞘岭北坡开始，由东南而西北，横贯两汉武威郡全境。
关于两汉苍松、鸾鸟、张掖、姑臧、显美等县的具体位置，后世史家多有研究，但都聚讼纷纭，迄今未有定论。两千多年前所建城市，很难一一与今天的故城遗址对应起来。
尤其是那些当年建筑在绿洲农耕区的城市，今天除了继续沿用的以外，大多已荡然无存，如果一定要给两汉的每个县城指出一个今天的故城遗址，难免削足适履，张冠李戴。
居延、悬泉两处发现的里程简，属当时原始记载，简文清晰，里程确凿，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在此基础上，踏实上述五县城具体位置，或可较接近于真实。为叙述方便，本文将简文次序略加颠倒，以姑臧为坐标，依次东南而张掖、而鸾鸟、而苍松；西北而显美，逐一加以论述。
姑臧关于姑臧故城的位置，学界有三种说法：其一，在今武威城东北二里；其二，姑臧故城即今武威城西北二公里的金羊乡赵家磨村南的锁阳城；其三，即今武威城所在地。
第一种说法，最早见之于明代陈循等人所修《寰宇通志》。该书《陕西都指挥使司·古迹》 载：“姑臧县城，在凉州卫城东北二里，汉置县，遗址尚存”。其后，《明一统志》、顺治《凉镇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都延用其说。但近世以来，在武威城东北二里一直未能找到姑臧故城的遗迹遗物，况又缺乏早期文献依据，故此说可靠性令人怀疑，多为今人所不取。
第二种说法，见李并成所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2]。书中认为，西汉姑臧故城即今武威市西北二公里的金羊乡赵家磨村南锁阳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东南迁至今天的武威市。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后汉书·光武帝纪》 （建武二十七年五月，即公元51年） “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李贤注曰：“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姑臧县西北，故凉城是也”。二是《水经注·都野泽》：“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迳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两条材料均有“故城” 一说，既然有“故城”，那么必有“新址”，因而当时的“新址” 即沿用至今的武威城，而当时所指“故城” 即为今城西北二公里处的锁阳城。
依此说法，尚有诸多疑点不能解释。首先；李贤的注文比较含糊，并未明言武威郡故城即为姑臧故城。依照常理，武威郡治如果是姑臧故城，下面的注文应是“姑臧故城是也”，相反却是，“故凉城是也”。这里就牵扯到“故凉城” 即武威郡治是否一直在姑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