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我已写过几篇文章，其他的有关著作中，有的也涉及这一问题。孤立地看，所论多数都有道理。然而，当我们将所论的诸种原因放到一起思考时，便难免产生某些困惑和疑问：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诸种原因中有相互抵触矛盾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更正确？这就很有必要将诸种原因加以梳理、综合和分析，以求其真，求其要。
此外，近几年，在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的论调不再提说之后，又冒出一种新的怪论，即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这种怪论，在香港《争鸣》 杂志1993年10月号曾出现过，中国内地虽还未公开见诸文字，但私下流传也迷惑了一些人，有必要用事实加以驳斥和澄清。
上述两点便是撰写本文的宗旨。如有谬误和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张国焘路线” 论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论，可简称张国焘路线论。其代表性的话就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所说的：“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宣告了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
这一观点影响久远并且深广。从毛泽东说过这话之后，一直到1979年，几乎所有的文献、著作、文章、都沿用这一说法。代表官方意见的文献、著作，诸如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中的有关注释，1981年出版的《中央党史大事年表》 等，就不必说了。就是曾当过西路军领导的个人撰写的有关文献、文章、著作中，不管是盲目的，还是违心的，也全都沿袭这种观点，例如曾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1937年秋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1959年2月25日写给中共张掖地委的文章，曾任西路军30军代军长的程世才50年代撰写并出版的回忆录《悲壮的历程》，原西路军30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50年代撰写出版的回忆录《气壮山河》，曾在西路军作战科任职的昌黎平80年代撰写出版的《星光照西陲》 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西路军是不是张国焘路线的问题，有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争论。支持“张国焘路线” 论者，除了以毛泽东的话为依据外，还有如下一些观点和依据：
第一，从战略思想看，张国焘早在1935年8月，就提出过要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向青海、宁夏、新疆地区发展的主张。而中央政治局是反对这一主张的，并于同年8月20日召开毛尔盖会议，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针锋相对地指出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是“不适宜的，极不利的”，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1936年9月，中央西北局岷县会议前后，张国焘又曾两次提出并布置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由此认为，西路军的西渡黄河西进河西走廊与张国焘战略思想有关。
第二，“张国焘路线” 论者认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其主要依据有三：（1）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十月作战纲领” （即宁夏战役计划） 之后，“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虽然表面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种种异议，如要求‘四方面军全部迅速渡河’，对四方面军‘尽量集中使用’ 等等”；（2） 张国焘命令徐（向前） 陈（昌浩） 率部西渡黄河，瞒着当时的西征军司令员彭德怀；（3） 徐向前陈昌浩奉命率红四方面军之30军、9军及5军西渡黄河后，“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 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命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海打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而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已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第三，“张国焘路线” 论者，以朱德、张国焘给西路军的个别电报为据，认为张国焘曾要求河西部队“脱离红军主力向西发展”，“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不赞成西路军东返。在战略方向和任务方面直接影响了西路军。
第四，张国焘本人承认“应担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他在晚年撰写的《我的回忆》 中，不但承认了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初就提出过一个“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 的“西进计划”，而且承认他“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西路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本人未亲自前往指挥。
第五，“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
非张国焘路线论拙作《西路军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虽然早在1979年11月就“认为中央当时应该知道西路军渡河西进的事”，对所谓“张国焘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 “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 ‘打通国际路线的’ 的口号” 等说法提出了质疑，较前进了一步，但并未完全跳出“张国焘路线” 的框子，一直到1984年还发表文章，认为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是有影响的。
西路军并非张国焘路线论的最早提出者及主张最力者，应首推朱玉先生。他在1980年就撰写了《西路军疑》，对西路军是不是张国焘路线的问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继之，于1981年9月撰写了长达三万二余字的论文《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论证西路军不是张国焘路线。之后出版的徐向前回忆录 《历史的回顾》 中，则进一步说明“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后来才有陈铁健在 《历史研究》 1987年第2期发表的 《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牟慧芬、麻昆《研究西路军应实事求是》，以及拙作《论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不可能———兼论西路军失败之重要原因》《西路军与西安事变》等。这些文章虽侧重点和论据各有不同，但其大的方面是一致的，都可划在非张国焘路线论的范畴之中，现摘其立论要点，分述于后。
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其主要论据有：
1．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军委给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该电报称“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予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2．毛尔盖会议有关决议。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其中指出：“西北各省……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3．斯大林的意见，并得到中共各方的一致同意。“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 到陕北，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从北方（外蒙方向） 和西北（新疆方向） 靠近苏联。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这个意见电告朱德、张国焘。对于斯大林的意见，中共党内、军内各方面领导入都没有异议。”
“此后，在内部皆通用‘打通国际路线’ 的口号”。
4．东征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的报告中，提出了东征的任务，并明确指出：“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 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则进一步明确，红一方面军东征“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 第一步，在陕西；第二步，在山西，第三步在绥远，以接近外蒙，打通苏联，便于抗日。东征只完成了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的） 未能实现。
5．西征的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后必须完成的任务。” 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二是甘（张掖） 凉（武威） 肃（酒泉） 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要求一方面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夏马鸿逵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6．三军会宁会师后的首要任务是“打通苏联”。早在会宁会师前的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指示：“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乘胜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从甘西接新疆、苏联的任务给东北军；从宁夏接通外蒙、苏联的任务则由红军担负。
7．党中央研究了共产国际的复示，决定一、四方面军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再分兵取甘西。1936年9月，共产国际复电党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为此，中央于9月14日电报部署“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援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8．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不但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为友军所需要和关注，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的问题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二、西路军形成之前，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就已破产。理由有三：
1．早在1936年6月，张国焘“在各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下，政治上接受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组织上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与二方军领导人组成受党中央领导的西北局，战略上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进以首先造成西北局面和打通苏联方针、部署，应当说，正是其错误路线破产的基本标志。”
2．毛泽东在1936年5月29日电报中称：“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与之协合团结为目标。”
3.某些行动方针、部署的分歧，与路线斗争有质的区别，“到甘南期间，张国焘虽曾提出过四方面军独立进取甘西或同意先机渡河夺取甘北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并未再次发展到与党对立和分裂的地步。而且，还应当指出，这种不同意见，是在同意党的逼蒋抗日和打通苏联的总指导路线下，所发生的军事行动方针、部署的分歧，与路线斗争有质的区别。”
三、红30军、9军、5军于1936年10月底西渡黄河，“完全是根据党中央的《十月作战纲领》 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目的是策应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地区渡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所谓‘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渡河’ 之说，压根站不住脚”。
1．关于红30军之西渡黄河。甲、《十月作战纲领》 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
乙、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各方面党政军领导人都一致同意。证据如下：A．193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给四方面军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称：“卅军渡河以至少备十个船开始渡为宜”；B．10月24日毛泽东电报中称“四方面军已造船十六只，有争取渡河可能”；次日，复令30军继续偷渡；C．10月25日晚，朱、张、彭于打拉池致电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称：“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2．关于红9军之奉命西渡黄河。红四方面军之9军西渡黄河有一个过程。为重点击破南敌胡宗南部，中共中央曾于1936年10月25日电报部署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但事隔一天，中共中央又于10月26日电示彭德怀，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者最为重要；“卅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不便利不失时机”。因此，红9军才开始渡河。之后，中央军委又于28日电报中命令“九及卅军速复（赴） 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因此，红9军之渡河及渡河后的行动亦全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3．关于红5军之西渡黄河。红5军原根据中央的布置在黄河以东之华家岭西兰公路上阻击南敌，因遭敌机轰炸，副军长罗南辉牺牲，损失近千人，遂奉徐、陈之命“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1936年10月30日，“南线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陇，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到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由此观之，红30军、红9军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是毫无疑问的。只有红5军，是在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奉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的命令西渡黄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完全按照预想方案行事”。“从军事上说，朱德、张国焘依据当时的敌情变化，果断处之，令五军过河，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结论是：后来组成西路军的“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照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 的布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动的”，不是张国焘路线。
四、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河西根据地，也是中央的命令。
1936年11月8日，中央军委提出了一个《作战新计划》，其要点是：（1） 放弃宁夏战役计划；（2） 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东渡黄河入晋，逼阎锡山、蒋介石与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如妥协不成，则用一至二年的时间，分六个步骤进行战略大转移；（3） 黄河以西的“徐、陈所部组成西部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于是，才有三天后（11月11日） 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正式命令，及西路军的西进河西走廊之举。
战略计划突然改变的原因主要有四点：（1） 河东红军未能遏止南敌北进，实施宁夏战役有腹背受敌之危险，且夺取宁夏企图明显暴露，战机已经丧失。（2） 由于蒋介石对友军———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分化、企图调离和肢解消灭的阴谋，中共与友军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计划，濒临流产。（3） 陕甘苏区地狭民贫，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渡过严冬。（4） 红军通过战略大转移，保存实力，扩大影响，有实现“逼蒋抗日” 方针之可能。
为什么让西路军以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疆苏联？这主要为了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吸引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实现《作战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