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
这些观点，和自由主义的观点之间不但无“大防” 存在，而且还有相通之处。事实上，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学，当时人们还只能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回答。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人的文学” 的口号。它立即得到广泛认同，直至今天研究者仍旧给以很高评价。其实，也正是这个口号，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基础。胡适说过：“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林语堂则认为：“自由便是艺术的灵魂。”
然而，这自由是指人的自由，人的思想自由，也如林语堂所说：“思想自由是人类心智的最高活动。”
因此，它必须以“人的发现” 为前提，是“人的发现” 的结果，“人的发见” 最主要的意义所在。周作人当时还提出了“思想革命” 的口号，他认为文学革命不能 “单变文字不变思想”。而他所谓“变思想”，也是指要认识关于“人” 的真理。后来有的研究者借用这个口号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对它进行种种解释，赋予它种种含义，但周作人的本意，只在于此。
所以，不能仅仅根据周作人后来所说“我是不相信文章有用的”，以及林语堂所说“文化的艺术根本是悠闲的艺术”
等等，来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下结论。果真如此，将会产生很大的误解。自由主义在它的故乡，本来就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思潮发生和发展的。霍布豪斯说：
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同时因为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又不得不适当地立足于所谓自然秩序的和谐。
霍布豪斯指出，统治者们，“他们不仅有权掌握人们的肉体，而且有权掌握人们的精神”。因此他又说：
存在着一个所谓人身自由领域，这个领域很难说清楚，但它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
应该说，发生于15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是包含着真正崇高的东西的。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同样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潮被介绍进来，因而同样包含着崇高的东西。胡适曾经概述易卜生的观点：“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这也是当时胡适自己的认识。肯定中国必须改造，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的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胡适等人也在其内。林语堂后来说过：
“记得民国六七年，新青年时代，我们的知识界是一致革命的。”然而倘使以为《新青年》 的运动就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化运动，那又是极大的误解。尽管在总体上，它的思想基础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确切说来，这是上面提到它的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所反映的鸦片战争之后改造中国的又一次动员运动；其中十分重要的，正是对改造中国的路的又一次探索。关于文化以及文学的思考，是与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当时，事情是如此急迫，要求人们立即作出各自的选择，于是很快有《新青年》 的分化，有所谓“新青年时代” 的结束。紧接着中国走上的道路，乃是人们所作的选择之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人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对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结果，其正确性也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但由于这个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所有的分量，对它产生这里所说的误解，并不奇怪。三十年代瞿秋白和茅盾等人就曾因此把继承五四的资格让给新月派，认为革命文学必须与这划清界限。四十年代胡风给予五四文学革命很高的历史评价，但也认为它乃是“以市民为盟主”，即属资产阶级性质。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怎样认识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根本特点：一方面，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由无产阶级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在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存在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比较。承认或者不承认这个特点，肯定它的积极意义或者认为它只有消极的意义，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系列重要现象的评价，还关系到对它的根本方向的评价，也就是对它的总体评价。不能不指出，在今天，在这些问题上，人们的看法重新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然而当年人们认识中国现代历史这个根本特点，远不像今天一些人否认它那么容易。
从鸦片战争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它作出概括，经过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毛泽东谈到文化问题时说：
在“五四” 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 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 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 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有些问题须得进一步研究。比如，即使在五四以后，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分量、地位和作用，是否仍旧应该给以充分的、足够的估计呢？再比如，毛泽东后来说，就世界观而言，“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文化的问题远比世界观的问题复杂；所以，同样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是否也应该认真考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能给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什么样的启示呢？但无论如何，对有一个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那就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究竟是不是揭示了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在中国是不是反映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是不是历史的进步？而给予怎样的回答，将会影响到今天我们是正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开拓真正广阔的前进道路，还是为当年没有处处同西方文化“对接” 而痛惜，只想把事情重新来过。
正是上述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特点，使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变成了实实在在是属于现代中国的东西，“中国化” 的东西；就是说，进一步确实了后者的本质和特点，并且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由关于“问题与主义” 的讨论引起的《新青年》 的分裂，乃是中国现代历史这个根本特点明白显露的一个开始，也是政治上自由主义以改良主张为核心的独立品格形成的开始。至于文学上自由主义形成一种独立思潮，则时间要稍为晚些，即要到二十年代初期。此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如郭沫若，尊现实主义而贬浪漫主义，就因为他认为浪漫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另一些人则反对革命文学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原则，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有针对性地阐发关于文学艺术的主张。
过去人们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毁灭性的批评，主要是着眼于它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说过：“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艺术，自然就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豪斯则说：（那些实行一场革命的人） “他们需要有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运动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时候，这两种情况，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它正是从一开始就要求文艺运动同实际运动结合，发展到后来明确提出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并将此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里认识有重大的缺陷，而人们在长时期里并不自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周作人曾说：
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
林语堂则说：
艺术是身体的智能力量的充溢，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那么我们便不能了解艺术和艺术的要素。这就是那个备受贬评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观念。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政治家无权发表什么意见；我觉得这仅是关于一切艺术创造的心理基础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如果商业化的艺术常常伤害了艺术的创造，那么，政治化的艺术一定会毁灭了艺术的创造。
这样的观点，本来源于自由主义的本性，并非因为有革命文学的兴起，或者因为革命文学运动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它才产生出来。但联系到中国现代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它又具有了特殊的性质。周作人说过：“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
林语堂也说过：“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应药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实独立性，大致无以异于古老的中国。”
意思是，他们反对任何政治对文艺的干涉，无论革命的政治还是反革命的政治。他们当时说的是真话。但由于思想基础和基本原则的不一致，他们的理论的矛头，必定主要指向革命文学。三十年代梁实秋的理论，就是一个证据。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基础和基本原则分歧的性质是什么呢？要言之，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主义世界观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比较，在文学问题上的表现。曾经被当作改造社会的武器的自由主义，此刻已充分显示了它的软弱性；自由主义的文学也充分显示了它的局限性。但自由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文学也还是民主主义的。1934年，胡风在论到林语堂“个性至上主义的艺术观” 时，曾经相当准确地说：“这虽是朴素的民主主义（德谟克拉西） 底发展，但已经丢掉了向社会的一面，成了独往独来的东西了。”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努力用一种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的所谓共产主义世界观认识文学问题，他们除了要求文学不断加强同政治的联系，高度政治化，还弄明白了一些什么呢？要知道，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前提，来研究文学的特点、规律等等，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应该是，把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本质的对象来研究，从它的独立的本质，认识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在当时首先是与政治的关系。然而，中国现代致力于探求文学独立的本质的，反倒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几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在历史潮流中的位置以及认识上的原因，他们得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包括在某些根本问题上———例如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的错误结论。但也有不少正确的结论，包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应该把这些看作他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贡献。因为，文化建设的问题，尤其像造成高水平的文学这样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有些见解，正切中了革命文学的要害，可惜的是它们当时不可能被接受，直到今天，人们才感到从中确实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关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必须提及的是，它的本质和倾向，在理论和创作中，表现并不完全相同。林语堂说过：“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往往相信本国是最坏不过的社会。”
他谈到陶渊明时还有一个精辟的说法：陶渊明“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前一句话是对一般自由主义的描述，后一句话讲的是一位古人。但即使在中国现代，也还有这样的情况，而它们对自由主义文学创作的倾向有重要的影响。就是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虽然在理论上矛头主要对着革命文学，但在创作上，固然有对革命的错误认识和反映，更主要的，却是从他们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的图画。跟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丽历史画卷相比较，自由主义文学描绘的图画无疑是有所逊色的，更谈不上“指明出路”。
除了这种理论与创作倾向的不一致，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还跟它的成分并不单一有关。自由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在中国现代，对它还须做细致一点的分析。林语堂谈及 《现代评论》 和 《语丝》 时曾说：“我们都认为胡适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的让你说的话’。”
不仅在胡适和林语堂之间，有对政治兴趣浓一些和淡一些的区别，信仰自由主义的人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把小资产阶级问题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但他也曾得出结论，认为依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国以后，他更进一步抹杀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区别。然而，倘使从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应该说这是不正确的。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现代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过的路。另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持民主主义的民主观，坚持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也并不奇怪。但之后一部分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对社会改造的态度，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旧会有重大的区别。因此，甚至在他们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尤其是创作，倾向上还是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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