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中国现代，几乎每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有这个“人生” 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把它摆到他们面前的。但它到了这些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那里，变得离现实多么遥远！而下面我们就要看到，鲁迅的观点，跟他们的观点对比有多么鲜明！今天的研究者们对鲁迅的文艺思想有不少新的发现，然而，有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就是鲁迅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是他把对人生的描述，跟对人的灵魂的显示结合起来。鲁迅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曾经讲到陀思妥斯夫斯基是怎样在作品中“显示出灵魂的深”。他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正是鲁迅为自己的创作设定的目标；这方面他达到的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以来比拟。而在讲到《阿Q正传》 时，他明确地说他要通过这篇小说“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但是：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鲁迅的全部创作——不仅仅小说，也包括杂文、散文诗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这个特点。它绝非只是“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是以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兴亡为出发点的。它也绝不是和人生“不即不离”、所谓“超脱现实” 的东西。事实是，在鲁迅所描写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中，铭刻着历史，也铭刻着现实———政治上以及思想文化上专制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换句话说，鲁迅通过对这样的魂灵的描写，即对中国的人生的描写，既深入了历史，也深入了现实。鲁迅所理想的人生，跟什么“水连天碧一切调和” 也完全是两回事，而是“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能够“自己觉醒，都来开口”。
所有这些，使得鲁迅观念里“为人生” 的文学，成为一种既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的特点，又必定要通向对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文学。而就像胡风所说的，正是在中国现代对社会实行革命改造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旧的人生底衰亡及其在衰亡过程上的挣扎和苦痛，新的人生底生长及其在生长过程上的欢乐和艰辛，从这里，伟大的民族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也从这里，伟大的文艺找到了创造的源泉”。
金山国文学研究综述
张彦珍
敦煌西汉金山国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孙张承奉五代初在敦煌地区建立的一个独立政权。有关金山国文学的研究，自敦煌遗书出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曾进行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藏经洞打开将至百年之际，现将这方面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金山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及其代表作
敦煌西汉金山国的文学作品究竟现存多少？长时期中，似无人专门做过检点。近几年，颜廷亮先生参照诸家论文所及及他本人所见，统计为36件。他并指出：由于敦煌遗书散藏于国内外公私之手，迄今仍有不少未曾公之于世；敦煌遗书中有很多文学作品并没有可以确定写作时问的明显标记，其中有些可能也是产生于金山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因而，仅说36件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金山国文学作品的全部。这36件中，有很多作品文学色彩并不怎么浓，文学水准也不怎么高，从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等方面能作为代表作的，只有三篇：
一是《白雀歌》，见伯2594卷背和伯2864卷背；二是《龙泉神剑歌》，见伯3633；三是《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 （下文略称《上回鹘天可汗状》），见伯3633卷背。
对这三篇代表作以及整个金山国文学作品，王重民、王冀青、李正宇、荣新江等先生从史学角度进行过研究，发表论著也较多，近年来，颜廷亮先生从文学角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敦煌西汉金山国之文学考论》 （为作者向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见《敦煌文学概说》，1995年出版。）、《敦煌金山国史的文学三部曲》 （《丝绸之路》 1994年第1期） 等多篇文章，并将出版《敦煌金山国文学导论》 等著。
二、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校录、整理
在敦煌学史上，最早校录《白雀歌》、《龙泉神剑歌》、《上回鹘天可汗状》 的，是王重民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9卷6号上发表的著名的《金山国坠事零拾》。中华书局1984年4月出版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 收入《金山国坠事零拾》 时，三篇作品经过了论文集编者的重校，还加了标点。1989年第2期《敦煌学辑刊》 上刊出的颜廷亮的《<白雀歌>新校并序》，再次对其进行校录，还首次参用了1948年1月11日《甘肃民国日报》 李海舟所见今已不知去向的藏卷录文。此后，《敦煌研究》 1991年第三期发表的顾吉辰《西汉金山国系年要录》，1992年7月甘肃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 中关于金山国的注文中，也均有对《白雀歌》 的校录。对《龙泉神剑歌》 和《上回鹘天可汗状》，顾吉辰在《西汉金山国系年要录》、郑炳林在《敦煌碑铭赞辑释》 关于金山国的注文中，也均有校录。此外，荣新江先生在《金山国史辨正》 （《中华文史论丛》 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中有对《龙泉神剑歌》 大段引文的质量较高的重校，王震亚、赵荧二先生在《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 中对《上回鹘天可汗状》 有校注，惜错讹过多。
颜廷亮认为王重民对该二作品的校录，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本原有不尽妥当之处，《敦煌遗书论文集》 本虽经重校，却不仅不妥之处仍有，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错讹，顾吉辰、郑炳林、荣新江等先生，特别是王震亚、赵荧二先生各自的校录，也不尽当。因而，对这两篇作品重新进行了校录，分别以《〈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 新校并序》、《〈龙泉神剑歌〉 新校并序》 为题刊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1994年第1期）、《甘肃社会科学》 （1994年第4期） 上，并同再次加以校录的《白雀歌》 一起收入《敦煌文学概说》 中，使三件作品有了比较准确的校本。
三、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写作时间
关于 《白雀歌》 的写作时问，王重民 《金山国坠事零拾》 研究最早。该文根据歌中“筑坛待拜天郊后，自有金星助冕旒” 之句和歌前作者所写进表中“十二冕旒，渐睹飞龙之化，出警入跸，将城万乘之尊” 之句所云待、渐将，认为写作之时” 张 （录） 奉尚未登大宝”；又以歌后之“乙丑年二月” 等字样，以为此歌作于唐哀宗天佑二年（905）。对于此说，李正宇 《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 （《敦煌研究》 l987年第3期）、《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 （《西北史地》 1987年第2期） 两篇文章、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 均提出异议并有新说。李正宇指出，歌后“乙丑年二月” 等字样既不是《白雀歌》 的抄写题年，也不是《白雀歌》 的创作纪年。创作《白雀歌》 时距张承奉建国称帝之时未久，他推断为天佑三年（906）。卢向前从笔迹、字形、格式等方面，判断“‘乙丑年二月’ 非《白雀歌》 之有机部分”，推断写作时间为辛未年 （911）。荣新江同意李正宇、卢向前论证的“乙丑年二月” 字样与 《白雀歌》 的关系，推断应写作于开平四年 （910）。各家看法不一。在具体月份上，也同样存在差异。李正宇根据《白雀歌》 “每句之中，偕以霜雪洁白为词”，推测为冬天；卢向前认为在二、三月间；荣新江认为在八月前后。颜廷亮同意荣新江的分析，但又认为记录了楼兰献捷的《白雀歌》，当然不可能写作于金山国立国同时，而只可能在张承奉称帝二十五、六天之后，即开平四年（910） 八月下旬或九月初。
《龙泉神剑歌》 的写作时间，王重民、李正宇认为在天佑三年（906），卢向前、荣新江认为写于干化三年（911） 七月。在具体时间上，卢向前认为写于七月初一日至十二日之间，而荣新江认为写于七月底。颜廷亮经考证后认为，《龙泉神剑歌》 大约写于七月二十五日。
金山国文学代表作中，《上回鹘天可汗状》 是唯一有写作时间题记的一件。在该状之末尾署有“辛未年七月，日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据此，诸家均认为其写作于辛未年（911） 七月。但具体时间上看法又有不同。对《龙泉神剑歌》 和《上回鹘天可汗状》 写作时间的看法可概括为：卢向前认为《上回鹘天可汗状》 在前；《龙泉神剑歌》 在后；荣新江认为两者大致同时而未分先后。颜廷亮从作品的作者、内容进行分析，认为《龙泉神剑歌》 写作在前，《上回鹘天可汗状》 写作在后，并指出伯3633号卷的正面与背面之分，本是卷子收藏者或遗书编目者所定，其本来的正反面未必是收藏者或编目者所定之正反面。
正确的看法是现在所说的正面其实是反面，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作者是先写了《龙泉神剑歌》 以及其后的三首诗、《张安左邈真赞》，然后在另一面再写《上回鹘天可汗状》。这样，他把《龙泉神剑歌》 的写作时间定于911年7月25日，《上回鹘天可汗状》 的写作时间定于7月26日至月底之间。以上各家观点分别见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李正宇《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 （《敦煌学辑刊》 1990年第2期）、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之文学考论》。
四、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作者
三篇代表作中，《白雀歌》 的作者，王重民根据歌作者上歌表文之末署“三楚渔人张永进上”，定为张永进。《敦煌文学概论》 上编第三章（李正宇执笔） 据同一表文之末署，定为张永。颜廷亮认为，鉴于当时此类上行文书之末署的末尾有两个连写之动词的习惯，定为张永应较准确，可依后说。《上回鹘天可汗状》 的作者，李正宇在《敦煌文学杂考二题，〈龙泉神剑歌〉 作者考》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大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中认为应是张文彻。
对《龙泉神剑歌》 的作者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大。李正宇在上面所提文章中认为是张文彻。其主要理由是：此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张安左邈真赞并序》 均见于伯3633号，又均为草稿，笔迹完全一样，应是同一人的作品，而《张安左邈真赞并序》 的作者实为张文彻。卢向前则根据其录文尾题“进战”，认为此歌作者为张进，并认为：“以内容而言，若以《神剑歌》 与《白雀歌》 作比较，就会发现此二歌多雷同之处，……这不能不说两歌作者为同一人，江东张进即三楚张永进。” 颜廷亮通过对录文、笔迹、《白雀歌》的作者的考证，认为《龙泉神剑歌》 的作者并不是《白雀歌》 的作者，卢向前的说法难以成立；在新的资料未发现之前，仍应以李正宇的说法为是，即《龙泉神剑歌》 的作者是张文彻。
五、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主旨
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创作意图，在金山国史研究中，各家均有所涉及。对《白雀歌》，王重民说：“此歌前段多采本地故事，后段则历叙朝臣之盛、兼及武功与政事，于金山国事坠失之余，得此可作一篇开国史读矣！” 认为《白雀歌》 乃金山国之“一篇开国史”。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沿袭此说，直到近几年，方有荣新江提出异说，认为，“《白雀歌》 并没有记录与回鹘战争的内容，而是金山国开国之际的功绩簿”。以此，颜廷亮认为：
“无论是王重民或荣新江，其说均是就《白雀歌》 的表层内容而言，在这表层内容下面隐藏着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是要颂扬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正义性”，“以便在舆论上为金山国政权的巩固尽一份力量”。他说：“作者写及白雀之瑞以及‘筑坛待拜天郊后，自有金星助冕旒’ 之类，意在说明金山国之立国符合天时，自是天助；写及‘本地故事’ 之类，意在说明金山国之立国得有地利；写及‘朝臣之盛，兼及武功与政事’ 之类，则又是要说明金山国之立国有人和的条件。总之，作者是要说明金山国之立国，符合天时、地利、人和；尽管作歌时尚未郊天，而金山国也会‘国门长镇在敦煌’。”
对于《龙泉神剑歌》，王重民认为：“《白雀歌》 多陈瑞验，此则专颂武功，盖统一八州以后，国基已固，方有余力以对外，冀恢复张议潮时代归义军十一州之地域也。然则此歌又是一篇金山国武功纪盛矣！” 对这一看法，颜廷亮认为并不确切，认为王重民实际上仍是只注意到了《龙泉神剑歌》 直陈出来的东西，而未深究其作者本来的创作意图，他认为该作是“一篇鼓舞金山国朝野上下士气，以夺取抗击甘州回鹘进犯的最后胜利之作”。
其真实用意不在于颂扬，而是“鼓劲”，“作者从天意、人事以及外援等几个方面，说明虽然战场形势不利，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金山国、属于握有龙泉神剑的金山天子的；不必因为战场形势一时不利便感到气馁，而应坚定信念，奋力抗击来犯之敌。”
对《上回鹘天可汗状》 写作意图的分歧在于该状是向回鹘“议和” 还是“求和”。王重民在《金山国坠事零拾》 中云：“……在此数年之连续战争中，致金山国内‘沿路州镇，逦迤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张奉遂不能再战，而沙州城隍耆宿，乃出而与回鹘议和’。” 以后的学者，荣新江认为是“出城求和”；王冀青认为是“不得不求和”；顾吉辰承袭王重民之说时又断言是“卑辞下礼”。颜廷亮以为：“状文谈及历史、谈及现实，指斥甘州回鹘，回护金山国君臣上下；虽是兵临城下的产物，却并不‘卑辞下礼’，而是自立于正义立场，不亢不卑。因而，很难说是‘求和’，也很难说是为‘求和’ 而写”。“作者的创作意图，无非是借此议和状文，在实际上保存敦煌独立的，与甘州回鹘等同的王国地位，保存金山国政权。” 他认为，“从 《白雀歌》到《上回鹘天可汗状》 三篇代表作，实际上构成了金山国历史的文学‘三部曲’。立国正义性之赞歌，御敌鼓士气之战歌，图存保政权之和歌。”
六、金山国文学作品之评价
颜廷亮以为，对金山国文学作品的评价，主要是对其三篇代表作的评价。从艺术性角度看，《白雀歌》、《龙泉神剑歌》 和《上回鹘天可汗状》，作为金山国文学的代表作，在整个唐五代中国文学中，算不上是最好的作品。不过，在整个敦煌文学中，它们应属上品；在整个唐五代中国文学中，它们也是写得较好的。特别是《上回鹘天可汗状》，虽有实用目的，而艺术性却相当高。从全状着，层次分明，笔法高超，真是一篇不亢不卑的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