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祭文辞之发源于我国亦甚早。清姚鼐《古文辞纂类序》 云：“哀祭类者，《诗》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但其中之体类形制以及功用，却不尽相同。如奠文、吊文、临圹文、追七文等，应为伤逝之辞；祭文、行香文、斋文，则不尽用于死者。行香文（或称祝香文） 与斋文更多有致于神佛者。祭文之用愈益宽泛，清吴曾祺《文体刍言》：“如告祭天地、山川、社稷、宗庙，凡一切祈祷酬谢诅咒之举，莫不有祭，祭莫不有文，以交于神明者”。对于敦煌哀祭文文学性之论述，有颜廷亮主编之《敦煌文学》 中《祭文》 篇（谭蝉雪撰文），以及《敦煌文学概论》 中之《敦煌文》 一章（李明伟撰文），可资参见。
2． 祈愿文。或称发愿文、祈安文、祈祷文、还愿文等，亦俗称愿文。存数有数百篇之多，其中有一些为韵语，而以骈体和散体为主要。其内容又因所祈之愿望千差万别，然不外是告语神佛以持祐心愿得以感验；或祈告熄灭灾殃，或祈告增益福利，或祈告敬爱施化，或祈告妖氛调伏。但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并不涉于私人愿望，或者通过对帝王及地方当道的赞扬美誉，以为国家和地方祈祐康宁平安的，如P.3258之 《释门祈愿文》、P.3765之《金山国祈愿文》、S.222之《祈安文》 等即如是，颇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特定的时代征象和社会时局气氛。而其中最为经见的，却是释氏信徒发愿矢志于佛门的出家愿文以及缁流们的即时告佛愿文。如京藏之8454之《放子出家愿文》、S.3835之 《十人出家愿文》、S.4293之《皈依三宝发愿文》、S.5407之《愿斋文》、S.5934之《八关斋戒愿文》、P.6006之《二月八日斋日祈愿文》 等。这些篇题，则又通过对佛门的向往和赞美表达出一种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热忱。一般而言，敦煌祈愿文由于大多为短制，其中篇幅最长者不过五、六百字，所以包含的实际生活内容甚少。然而，又由于其达意主旨是在告佛和明愿两层，因此藉于告佛之恭肃诚敬，明愿之感激实沉，其文辞亦极尽绵密之妙，有着一种词意往复回缠渲染的文字气象。
关于祈愿文，清吴曾祺 《文体刍言》 曾有释解：“此亦祝辞之遗意，而施之于供佛者，谓之愿文”。由此看来，其缘起应是释子佛徒结合着我国“修其祝嘏，以降上神”的祝嘏辞参照其祈祷法规而形成。“祈祷” 之法在大乘《金光明经》 中已显其意，但其具体法门则存于大乘密教仪轨。对于敦煌祈愿文之辑佚，已有黄征、吴伟之《敦煌愿文集》 出版总为大全；对于其文学性之论述，有《敦煌文学概论》 中《寺庙文学作品》 一章（刘瑞明撰文），可资参见。
3． 道场文。亦称道场疏。这是应用于相对讲来更为隆重的一些宗教仪式的文篇，存数亦在百余件，并绝大部分为佛家遗文，道家只有寥寥数篇。因其是以道场法会的事用而称名，所以名目亦颇为繁杂。但从内容方面看，却不外三种：一是布施功德道场之文，如S.4537之《圣天公主布施功德文》、S.4470之《张承奉李弘愿布施疏》、S.5589之《散食文》等；一是佛庆斋戒道场之文，如S.0663之 《水陆无遮大会疏文》、P.3346之 《盂兰盆文》、S.2146之《布萨文》 等；一是祈佛持祐道场之文，如P.2588之《庆幡文》、S.6178之《太平兴国四年皇太子广济大师为男太子中祥追念疏》、P.2237之《脱服文》 等。总体来看，这类作品虽然一般都有具有文字典丽、形式整饬等优长，但不免大量充斥着佛家用语，而包含的实际生活内容甚少。可是如细加检点，还是有一些篇什不但词采斐然，体制端严，也在一定程度上或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尤其是在无多的道家道场文中，S.4400《敦煌王曹镇宅疏》，不但使我们对于道教符箓之镇宅法术有了一定了解，且以生动而传神的笔墨，勾勒出这位“敦煌王” 在一种穷途末路的境况下可怜形状。疏文述王府宅内“百尺池畔，有地孔穴自生，时常水如无停，经旬亦不断绝”，以致府主“心中惊愕，意内惶忙”，因而情急之下“遣问阴阳师卜检看百怪图书”，结果却是“或言宅中病患，或言家内先亡，或言口舌相连，或言官府事起”。总而言之，是如斯灾现“无处避逃”，所以才致祭“五方五帝、土地阴公、山川百灵一切诸神”，以求解其种种殃祟。依据敦煌遗书中的其他材料可知，这里的“敦煌王曹”，系归义军后期权掌敦煌军政的曹延禄。其时兼事宋辽，外部处境已属艰难，而治内形势，亦是如蜩如螗。如P.3412《太平兴国六年安再胜等谍》 即记云是年（981） 有“回鹘、达怛及肃州诸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向西行兵” 对抗事端的发生。其最终下场，则是成平五年（1002） “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遂“内外合势，便围军府，延禄自知力屈，寻自尽”。此均说明曹延禄当政时期局势的极不稳定。参照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就不难理解该道场文中哀道及的“心中惊愕，意内惶乱”，并非仅在迷信阴阳卜师对“地孔穴自生” 的荒唐附会，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曹延禄对时局的控制感到力有不殆，预感到了某种凶险的征兆，这才杯弓蛇影、风声鹤唳，惴惴不安地畏怯于一切自然动静。因此，这篇道场文真仿佛是他的人格画像和心理自供状，对于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以及当时河西时局的风云变幻，都不失为一篇形象材料。其所包含的社会生活内容，在敦煌道场文中显得特立翘出。
道场文或称道场疏，此在敦煌遗书中即有互文迹象。疏，源出汉韩信之《上尊号疏》，自此而下，遂为用于向天子及王侯陈事的一种文体。然“疏” 之用名似乎又较为宽泛，不但一些疏解文意的短小文字可称为疏，一些募集财物、告语神佛的文字亦或称疏。《文心雕龙·书记》：“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 于此颇能发明。但在敦煌遗书中用于道场祈告的文字篇题以“文” 相缀者明显多于“疏” 者，所以以道场文相统合其中之或称疏者，当更为确当。
三、书仪文范类
此主要是指一些可为应用性文书的写作提供范式参考的文篇或者著述。按其作品体格特点，可分作仪注型、专题型、实例型三种。
1． 仪注型。这是一种旨在通过范文彰示的称谓、用语乃至图式化的书写格式，从而形象具现封建礼仪规范的作品类型。或云其有关作品“略依古礼，而以今礼书疏仪式附之”，正可用以发其奥赜。是类作品存数有近20种，如杜友晋之 《吉凶书仪》 （P.3442）、《书仪镜》 （S.0329与0361拼合）、《新定书仪镜》 （P.3637等），张敖之《新集吉凶书仪》 （P.2646等）、《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 （P.3502等），即如是。总体来看，此类作品大多体制浩大，内容繁富，它们或以五伦纲常为内在体系统归建构，或以吉凶事务关系为主轴生发藩衍，不但包括有社会各色人等因启达对象、事由之不同而采用的各式书信范文，有的还外延于相关的封题函样、面礼口辞、容止行为以及舆服、年节制度等等。
如在P.3637卷中保存的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篇目，就列举有从“年序凡例第一”至“公卿士庶内外族殇服饰图第三十” 等项类，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细目也是斑驳陆离，五花八门。如张敖之《新集吉凶书仪》，虽然声称是据郑氏书仪“探其的要” 简缩而成，然仅其凶仪项下，就罗举有各式吊丧、告丧、答丧文及一系列祭文达24种之多。毋庸讳言，这类作品既以彰明较著封建礼制教条为目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制作思想的框定之下，其作品范文也就不可避免地规行矩步于礼典仪制之间，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 的言辞秩序和名伦观念，充斥着十分浓厚的封建教化气息，在文字上亦或有文义固塞简单之弊。不过，其各式范文却不仅具有形式整饬规范，称谓用语敬谨简约等优长，而且还在其置布的事由情节中，辄能使一系列礼节仪式和风俗故实得以形象演示。因而，其作品的风格气韵，亦正在于一种文体、礼制的有机化合、互为表里的典范意义。而这种体性，则又为一般纯文学样式的作品远远不及。所以，借助此类作品，我们一则可以对当时的应用文体的历史特征具体而微地予以把握，一则还可以通过其包摄甚广而又一一生动呈现的人际关系活动，对封建专制政体下人情世态、门风礼教的升沉变化之迹有所认识。
2． 专题型。这是一种在事用走向上相对集中、在范文的写作上又侧重于正文铺排的作品类型。按其应用范围，大体上可归统为3个专题系统。
（1） 朋友书仪。计存写本11卷，其中，S.6180卷题为“辩秋夏春冬年月日朋友书仪一卷”，以此定名，经校理归整，从这11个写卷中可得一部包括一篇凡例和十二月单书及数月答书在内的《朋友书仪》。其内容主要是结合着月份的时景物候特征，讲一套边陲役人与内地友人之间的离情别绪，并示以倾诉此类情感的典型用语。其每则范文，不仅辞采驰丽，华实相胜，状物写景细致入微，而且感情气味浓烈深沉，往往将一位边关役人触物伤情、惦念家乡故旧的悲苦心境披诉得淋漓尽致。因而，其文学性价值不容低估。有几则范文，在抒情状物方面达到的水乳交融、出神入化的境界，足以与以此类主题为中心内容的传世诗文相媲美。
（2） 释门文范。计存写本50余种，然其作品状况远较朋友书仪复杂，子目更为繁琐。
其中，既有用于日常宗教活动仪式的 《礼佛文式》 （P.3819等）、《受戒文范》 （S.2972等），又有用于宣讲教义、赞唱神佛的《释门颂语书仪》 （P.2158等），以及表达佛徒特殊情感体验的《祭文范例》 （S.4364）、《愿文范例》 （S.4364） 等。这类作品，大多是以事由类别标立范文，如在S.5957卷中，就以祈神告佛为目的，包括有 《祈福文》 《启请文》《开经文》 《散经文》 《四门转经文》 《燃灯文》 《二月八日文》 及各种悼亡文数十通。
这类作品由于关涉释门行事，所以内容一般较为空泛，然而语言宏丽，想象奇诡，却都具有佛典文学的一些典型特征。
（3） 官牍文式。今所能见的写本无多，大约只有五、六种。但其中之 《记室备要》（P.3723）、失题《书仪》 （P.2481） 等，在文献史上却相当重要。有唐一代专供官府记室写作的参考类书曾有多种，如李太华之《新掌记略》、林逄之《续掌记略》、张铏之《管记苑》 等，但诸书并佚。今此类作品复出，无疑至为宝贵，从中可见唐代记室文类样式于万一。《记室备要》 原题“乡贡进士郁知言撰”，郁知言史事无考。从序言中可知是咸通七年（866） 作者过游山东时专为“护军常侍王公” 撰制，共有3卷，“分事类合二百八十六首”，然而敦煌写本3卷具列之范文合计只有170首。由此可知，这一写本当为敦煌掌墨之吏根据需要而对原作的选抄。其内容多为贺文，从朝贺天子册封徽号、郊祀以至僚属间日常的贺雪、贺冬等。P.2481卷之 《书仪》 列僧尼、儒学、祥瑞、庆赏、祠祭、礼仪等相类，每项下又有若干条目，每条目举范文3篇。望其文义，与今行政部门处分、褒奖、通报事项之公告相近。这两部作品，虽多官方话语、官僚口吻，然格式谨严，行文多尚四六骈体，且辞采华耀，政情俗规多有生动呈现，所以不独文字颇堪嚼味，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官场事务及交际情形，亦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
3． 实例形。这是一种集辑书信实例为范文的作品类型，单篇无算，仅现已为研究者认知之专集就有P.4093刘邺之 《甘棠集》、P.4092“相州马判官本” 《新集杂别纸》、P.3931之《灵武节度使表状集》、P.2539之《灵武节度使书状集》 等。这类作品，由于本身即系实际应用过的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文书，因而，其蕴含的实际生活内容亦极其珍贵，具有实用文献的证见作用。如P.3931之《书启公文》 中一则《别纸》，即以边关守将的口吻，谆谆道及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体恤仁爱之心，颇能体现唐王朝民族政策的开明及藩镇将士对此的深刻理解和共识；P.4065之归义军曹氏时代的两件表状，则又或为曹仁贵即曹议金同为一人提供了一种佐证，或真实地反映出10世纪中期中亚一带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局势世情。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不但语言鲜活，通脱畅达，而且陈述事理婉转有致，常使一些难得一见的历史遗闻和富有时代、地域气息的人情世态得以生动具现。因而，其作品无疑有着书信体文学的许多优长和特征。
书仪一名，最早见于 《颜氏家训·风操》 “江南轻重，各有谓号，俱诸书仪” 一语。
然据专家们考证，至迟是在魏晋之际，一种按月序编排，以平交之间四季寒温叙问通语为内容，名为《月仪》 的书信仪则已有流行。但长期以来，人们所能见到的具体作品，仅有宋司马光之《书仪》。幸赖敦煌书仪复出，才使这一著述品目重新彰显其斑斓容颜。关于“别纸”，现尚无定说。但从《三国志·吴志》 中之《周鲂传》 “列于别纸”、白居易《因继集重序》 “晨于一章，录在别纸” 等文中语境意向来看，犹言“他纸”，与“别本”、“副本” 之义颇近。P.4092之《新集杂别纸》 封面“别纸马判官本是” 的题署，亦当于此有所注明。对于敦煌书仪的辑录，有赵和平之《敦煌写本书仪研究》 和《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前者收作品16种，后者收作品32种。对于敦煌书仪的文学性论述，有 《敦煌文学》中之《书仪》 篇 （周绍良、赵和平撰文），以及 《敦煌文学概论》 中之 《书仪文学作品》一章（杜琪撰文），可资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