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以上四大区的划分使四大区基本相衡，边界清晰，资源丰富，可全面利用已有的生产力，可有效组织分工协作，实现经济增长，推进中西部有效开发，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维护国家稳定。尽管四大区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区域划分，但区域经济的运作还需国家、省两级政府协力建立大区经济组织结构，来协调区内的二级经济区的分工与协作。
四、区域经济开发模式所谓区域经济开发模式是指将全国作为一盘棋，作为一个大市场的情况下，重点或优先开发哪些地区进而带动全国经济增长。在这一方面也有许多不同意见。
（一） 几种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开发模式简析
梯度推移模式。这一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模式，但含有极大的不科学性。
首先，所谓东、中、西三级梯度的流行说法并不确切，这一点前文已经说明。其次，所谓梯度推移模式忽视了中西部现有的生产力的经济开发能力，特别是“三线”。就工业生产力而言，“三线” 比京广、京九沿线的省区的基础还要好，这个潜力弃之不用，让中西部等待东部的“推移” 实在不智。总之，梯度推移模式其实是沿海优先的“I” 型模式，其立论是褊狭的。
“T” 型开发模式。即以沿海为横，长江为竖，以浦东为交点形成一个“T” 型骨架，以这个骨干地区带动全国经济。这是90年代特别是浦东开发以后的最流行的模式，这一模式虽较梯度推移战略的“I” 型模式进了一步，但仍有两大缺陷。首先，仍然忽略了“三线”。其次，忽略了长江够不着的广大“三北” 地区，而“三北” 地区又是中国的能源（煤、石油） 基地、原材料重要产区、林牧业基地。
“TC” 型开发模式。即同时开发长江、沿海“T” 型经济带与环渤海湾“C” 型经济圈（含辽、冀、鲁、京、津），采取“T” 型扩散与“C” 型辐射的方式，使沿海经济起飞与内地开发相结合，从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其龙形开发模式。这是费孝通先生的提法，即以浦东（上海） 为龙头，长江为龙身，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为双龙尾的“龙” 为轴心，带活全国一盘棋。费老敏锐地抓住了西南、西北这两个在区域经济设计中常常被当作边角料的地区，抓住了“三线”。龙形模式其实是一个反“T” 型，以“三线” 为横，以长江为竖，这一模式的明显缺陷是忽视了沿海这一条线的牵引功能。
“H” 型开发模式。即以“三线” 沿海为两竖，长江为横轴。这一模式较前四个模式更为完善，是前四个模式的发展。其缺点是忽略“三线” 与沿海两线的不同。“三线” 位处山区，只能点轴开发，而不能大面积扩散、辐射，“三线” 的开发方向是资源型“重工业”，与“T” 型模式的深加工不同。“H” 型模式与前四个模式的共同缺点是忽略了“三北” 地区。
（二） 区域经济开发模式之我见
平视中国经济地图，除了青藏高原待开发区外，地图上明显可以看出存在着两个“T”型构造：一个是沿海、长江构成的以深加工工业为主的“T”；另一个是“三北” 与“三线” 构成的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T”。我们可以称第一个“T” 为卧“T”，称后一个“T”为立“T”，可以此模式为“双T” 模式。
首先，立“T” 区包含了黑、吉、内蒙、晋、冀北、豫西、陕、甘、宁、新、川、贵、滇、桂，这一地区几乎集中全部的煤、石油、水能等能源资源，铁、铝、镍等大部分金属的大部分储量和几乎所有的林牧业资源。三北的京哈、京包———包兰、陇海———兰新已构成东西的大动脉，宝中———宝成———成昆等构成了南北的动脉，也就是说“立T” 区具备战略开发的基本条件。
其次，“卧T” 区前面已述，是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工具机，而“立T” 区是发动机，只有二者相互配合，才能各配其效，否则都是死机或空转。
再次“双T” 模式涵盖了全国除青藏高原以外的全部省区，“双T” 模式不仅包含了“三线”，更包含了其他模式弃之不理的“三北”，而事实上“三北” 地区正在大规模开发，近年的宝中线、兰新复线、大秦线、侯月线等铁路都布局在此区，而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和新疆石油基地的建设更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双T” 模式明确区分了两个“T” 型区的不同功能，明确了区域开发的主攻方向；“双T” 模式包含了目前主要的有价值的区域经济开发模式的积极因素。以上四点是“双T” 模式的优越之处。
第四，有人会说，“双T” 模式涉及面太大，失去了重点，脱离了区域开发战略的本来意义，其实不然，“双T” 模式不是无重点而是双重点，是以“卧T” 为重点带动现代经济增长，以“立T” 为重点，打破能源、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支持“卧T” 满负荷运转。
双重点是一个均衡战略，意在充分利用中西部已有的生产力，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现在流行非均衡的思路，区域经济学中也有非均衡的倾向，要求向东部倾斜，向“卧T” 倾斜，这是不科学的，各次产业之间、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中国的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如果向东部全面倾斜，则“立T” 区将停滞或萎缩，“卧T” 区将无法运转。中国的国情要求均衡发展，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也要求均衡发展。
原载《甘肃理论学刊》 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高科技
含量是名牌战略的强有力支撑点
姜安印
所谓名牌战略，就是以名牌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名牌战略同原有的一些经济发展战略，如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资源增值战略等，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名牌战略主要是从供给与需求的深层关系上，以产品的质量、信誉为手段；以企业品牌的无形资产为纽带，求得企业的长足发展。在现代市场竞争中，一个好的品牌就象征着一种境界，因此，产品的品牌是最为关键、最强劲的竞争力，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战无不胜的王牌。
名牌战略的实施，既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仅从名牌战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方面谈如下两个问题：
一、产品的技术含量的提高，是名牌产品得以产生、发展和巩固的先决条件
一个名牌产品的发展历史，同时也就是该企业技术创新的历史，所以，在众多的世界驰名品牌中，还找不到哪一个名牌不是在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像“可口可乐”、“丰田”、“耐克” 这些品牌成功背后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技术创新的孜孜追求。正如一位经营大师所言，一个名牌产品它所向往的产品质量要么是满分100分，要么就是零分，而这种对产品质量近乎完美无缺的追求，就是通过企业不断的技术创新而达到的。
企业对其产品在质量上通过技术创新所进行的执著追求，不但提高了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而且，通过卓越的产品质量，使消费者对其品牌产生了一种“认同”，一个品牌在消费市场上的认同、识别功能的确立，是企业无比宝贵的财富，这也就是有些品牌的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还大的原因，也是一些企业之所以能借名牌的东风超常发展的原因。像三九集团的发展就很生动地说明以技术创新创名牌，以名牌促进企业发展这一事实：这个在1987年建厂投产，当时只有500万元贷款的企业，经过不足十年的发展，不但在药品市场上有着坚实的地位，而且通过名牌效应，以兼并、控股、参股等方式，极大地拓展了企业的经营范围。三九集团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得到跳跃式的发展，用总经理赵新先的说法，就是企业实施了以名牌为中心的企业发展战略。即首先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保证产品的质量，争创名牌。在名牌确立之后，又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巩固名牌的地位。
并在创名牌固名牌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九集团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机制和体制，形成了对科研成果的吸纳与开发机制以及研究、引进、开发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这就保证了三九集团在产品的技术创新上能作到生产一批，开发储备一批，预研一批，构思一批，从而确保了企业旺盛的生命力。
相反的事例是国货在近几年市场竞争中地位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产品在洋品牌的助阵下逐渐变成了中国消费市场上的主角，不能否认，我国有些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全面溃退，是对计划经济中的不懂市场规律，只知生产，不问营销，更不知品牌为何物的一种报应。但是，国货中的绝大部分产品在同洋货竞争上不尽如人意，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目前人们谈论较多的国产品牌“出嫁” 现象，除极个别行业的产品是由于营销环节不畅而不得不“嫁人” 外，绝大多数产品都是由于同国外同类产品不在一个技术档次上，“出嫁” 就成了求得苟活的唯一选择。甘肃轻工产品在市场份额上的下降，究其根本原因，也同企业的技术创新力度不足密切相关。80年代初，甘肃的味精、化妆品还小有名气，至少还具有相当的省内市场，但在目前的这类消费市场上，已经很难看到甘肃的产品了，这说明无论是创名牌，还是保名牌，都需要企业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一劳永逸是会被市场淘汰的。
要让企业永葆旺盛的技术创新活力，就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关于企行业，则应考虑技术引进与吸收的问题。又比如在农副产品的名牌战略实施中，最好以政府为技术供给方，以解决这类创新活动中技术要素比较分散的问题。要解决技术创新中的动力问题，它通过知识产权这一纽带，以利益为导向确立对创新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体制主要是给创新活动的最终实现以制度上的保障，它通过科技组织、要素之间的交易、合作来完成，如专利市场、产学研一体化等；或者更进一步地讲，机制解决的是技术创新中的需求问题，体制解决的是技术创新中的供给问题。机制是对创新激情的一种诱导，而体制又会使这种激情成为现实。只有在这样的制度诱导下，企业的技术创新才会长盛不衰。
二、甘肃名牌战略实施中的技术创新对策
同国内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甘肃名牌产品的比重还很小，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寥寥无几，至于驰名品牌就更少了。这种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甘肃经济的发展中，还缺少名牌赖以产生的技术基础和体制环境，说明甘肃在创名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
1． 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甚良好，这一现状既说明了企业创名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创名牌的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更有甚者，由于绝大部分企业在经营机制上还没有走上现代企业制度之路，因此，在一些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的国有企业中，创新的意识不强，创新的机制不完善，加之企业经营者任期的更迭过快，使其对创名牌这种具有长期投入性质的活动失去了兴趣。而技改资金筹措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又使企业对技术改造有一种望而生畏的心态。这些机制上、体制上的弊端，严重制约了甘肃名牌产品的产生和成长。
2． 名牌的范围过于狭窄，一般只限于工商企业，或者有注册商标的工商企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名牌战略而言，这样的范围很难说是全面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农、林、牧等产业中也有创名牌的必要的可能。实际上由于甘肃特定的自然资源禀赋，已经形成了大批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瓜果林木、农副土特产品，这是甘肃实施名牌的坚实的资源基础。
3． 在创名牌的具体过程中，注重宣传，轻视质量，没有处理好创名牌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广告宣传的关系。不能否认，广告宣传在名牌战略的实施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致力于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只想通过产品的广告宣传来树立名牌的形象，这恰好是本末倒置，它既不利于创名牌，更不利于固名牌。
针对这些不足之处，甘肃在实施名牌战略中的技术创新对策可确定如下内容：
（1） 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名牌产品迅速成长发展的技术创新机制。针对甘肃科技水平的现状，既要把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真正引入到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加快科技自身的发展和科技成果向名牌产品的转化；只有通过利益关系的协调，才能调动科研、试验、生产等不同利益主体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性。另外，要对现有的科技组织进行职能上、功能上的转换，以建立各级政府参与下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对市场机制的一种必要补充，也使其成为对一些“弱智” 行业技术创新进行供给的有效渠道。
（2） 充分认识甘肃在创名牌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既要根据现有产业的基础，又要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时还要力争紧跟科技发展的趋势。这样，甘肃名牌战略的实施才会落到实处。这就要求针对甘肃不同产业中的技术结构特征，选择好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正确处理好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需求拉动型创新和供给推动型创新的关系。比如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中，应主要以自主型创新为主，而在一些成熟行业，则应考虑技术引进与吸收的问题。又比如在农副产品的名牌战略实施中，最好以政府为技术供给方，以解决这类创新活动中技术要素比较分散的问题。
（3） 对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在技术创新上要给予适当的扶持，使它们能够早日脱颖而出。要给创名牌有望的企业以信贷上的优惠，尤其要解决这些企业在技改资金上的困难。同时，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知名品牌的资源，对其品牌进行深度开发，使其向驰名品牌转化。要像上海那样，以名人、名店、名牌为龙头，进行现有资产存量的优化组合，以提高名牌企业的经营规模。规模经营既是名牌的效应所在，又是名牌得以产生的环境。只有通过资产的优化组合，才会使资产向名牌集聚，才会使名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显著。
（4） 要把新产品开发放在技术创新的重要位置。新产品既有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有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对其性能、结构、样式进行改进的产品。
甘肃现有产业的资源基础给新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原材料工业中既可以开发像永磁材料、碳材料等高技术产品，也可以开发各类合金，在食品、建材、皮革等轻工领域，无论从市场条件还是资源基础看，甘肃在这些领域进行新产品开发都是大有可为的。
（5）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资源，并通过对这些资源的组织化管理，将其尽快纳入甘肃的技术创新体系中。首先，要充分利用好像火炬计划、星火计划这样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力争使甘肃的技术创新活动能融入这一体系之中。最后，要利用好甘肃乃至全国的现有科技力量，通过生产科研的联合，或者一些更为具体的合作方式，使它们为甘肃创名牌所需的技术创新服务。
原载《发展》 199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 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