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指出，农村地区和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大大限制了农民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 问题的首要政策。
徐祥临强调，解决“三农” 问题，功夫还是要下在“三农” 内。他认为，当前农民增收的渠道基本上有三条：一是发展商品性农业；二是兴办乡镇企业；三是进城务工。但目前这三条农民增收渠道中的供求关系都发生了不利于农民的变化，因此，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必须开辟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即政府应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的购买力，产生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
6． 市场化带动论
晓亮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解决我国“三农” 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必须把融入和适应国内外大市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壁垒必须彻底打破。土地要能够流转起来，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的结构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生产要专业化，产品要特色化，经营要多样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应当加快。这样才能逐渐改变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三农” 问题才能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现代化的城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罗伟雄认为，解决“三农” 问题必须彻底铲除它赖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要摧毁这个基础，即要彻底改变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状况，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武器就是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可以彻底改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大推进我国经济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组织社会化、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 问题。
7． 城市化推进论
王建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过去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离土不离乡” 的政策，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始终有一块巨大的增长和就业空间没有释放出来。根据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农村劳动力向外部转移过程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平均为1∶3，而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中才勉强达到1∶1，在农村内部甚至是1．5∶1。服务产业就业人少是因为城市人口比重低，由此而言，中国并非没有了外部需求拉动就没有了高速增长，只要把城市化与服务产业的增长空间释放出来，仍然可以靠内需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 2003年第4期，《新华文摘》 2003年第11期 全文转载。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综述
贾琼
党的“十六大” 报告提出，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潘盛洲认为，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意味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再上一个新台阶，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再上一个新水平，广大农民的生活将再上一个新档次[1]。
一、农村小康建设的重点、难点与战略思路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
王景新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西部、难点在西部农村。西部地区离初步实现工业化尚有很大的差距，仍然是典型的低收入落后农业社区，西部与东部地区整整差了两个发展阶段。总体上，西部农户还处“生存收入” 阶段，农民的积累和投资能力十分有限。没有西部农民的富足，绝不会有西部区域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发展，也就没有“全面小康” 可言[2]。
刘振伟指出，我国城乡差距较大，农村还有3000万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力仍比较落后，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生活环境仍然较差。近些年来，东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衣着消费支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安全卫生普及率和已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等指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的薄弱环节[3]。
张耀光、王佩认为，我国农村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还有脱贫任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农村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的文化素质、民主法制和思想道德观念亟待提高；人口、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还很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4]。
（二） 推进农村小康建设与解决“三农” 问题的战略思路
胡春力认为，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将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中国要在二十年间实现小康目标，关键在于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而且一定要超越农业的范围、超越农村的范围、超越农民的范围加以思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切切实实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5]。
樊纲认为，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定要超越农业的范围、超越农村的范围、超越农民的范围加以思考，反倒应该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如何发展工业。发展非农产业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使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迅速增加[6]。
张晓山认为，当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已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大的政策导向。“三农” 问题源于我们自身体制上的障碍。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只有深化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改变城市和国有工业导向的政策选择，构建具有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政策框架，使农村已经和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地区和群体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所产生的收益，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7]。
顾焕章、马晓河认为，要实施两重工业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就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用产业政策诱导，首先让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根据资源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各自有比较优势又能互补的产业。其次，利用城乡市场需求关联和产业关联，让城乡工业冲破体制樊篱，相互渗透和融合。城乡两种工业通过市场分工，同时又经过渗透融合以后，将不再是相互分离、独立运行并互相竞争的两个工业体系，而是一种互补性和渗透性都较强的一重工业体系[8]。
林毅夫认为，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 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三是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四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9]。
潘盛洲认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繁荣发展农村经济。一是加强农村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三是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10]。
李昌平认为，破解“三农” 难题的思路：就是进一步解放农民。破解“三农” 难题的前提：给农民同等国民持遇。破解“三农” 难题的新战略：农村应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而不是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破解“三农” 难题的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11]。
杜青林认为，加快农村小康建设，必须以建设现代农业为突破口。建设现代农业，要抓住一条主线，推进两大创新，建设三个体系。一条主线，就是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两大创新，就是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三个体系，就是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2]。
刘谟炎认为，发展现代农业，一要用国际化的眼光审视农业，积极参与国际农业分工与竞争；二要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配置资源，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三要用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四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五要用产业化的经营方式带动农村经济，促进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六要用合作方式把农民联合起来，使千家万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13]。
二、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力武器。在新阶段，必须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杜鹰认为，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农村建设小康社会，主体是农民。农村小康建设的进程，就是农民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推动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所以怎样保护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应当是加快小康建设头等重要的大事[14]。
稳定基本政策，核心是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当前的关键是正确看待和处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韩长赋认为，继续推进农村改革，要保持农村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要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把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15]。
涂维亮、黎东升认为，农村制度改革是经营体制改革完善的补充，体制的完善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在稳定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一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二要改革农村行政组织管理制度；三要改革农村户籍管理制度[16]。
张晓山认为，进一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应允许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并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效益。对于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高速路、机场），允许农民用农地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为工商业用地。发扬经济民主，由村民自己来管好用好农村集体的这部分来自农地转为非农用途的收益[17]。
胡鞍钢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 的制度革命，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场制度革命的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长期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体制严重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18]。
陆学艺认为，真正解决“三农” 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性的改革，要在原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一些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农村的第二次改革，完全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继续给农民松绑，建立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19]。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新生事物。李正中认为，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农民税费负担制度的创新。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废除原来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和“五统” 费，试行“民纳赋税” 制度，把税费负担从有地农民身上转移到有钱居民的头上，即城乡居民买卖农产品都得照章纳税。地方财政通过新开征的农产品增值税和农产品消费税来保证国家财税总量不减[20]。李炳坤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是规范农村税费征收，大幅度地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和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精简乡村机构与分流人员。从长远来看，应当取消农业税，改为征收产品销售税或增值税等，与世界各国通行的税收制度接轨，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更加有效地支持和保护农业[21]。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既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也同国有粮食企业和国家财政的关系紧密相连。秦中春认为，粮食流通领域要以通过改革，建立起市场调节为主，政府退出市场主渠道，国家主要运用宏观控制来配置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资源的新体制。为此，要转变观念，风险管理，价值调控；放开粮食市场，建设规范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加强信息化建设，为全社会定期提供准确、及时、基础性的粮食产、销和价格信息及信息服务，引导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加强对农民种粮收入的支持和保护，做好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低收入保障工作[22]。
马晓河认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中心，增加财政补贴总量，调整补贴存量，将农业补贴的重点从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从保障农产品生产供给型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型 （包括通过补贴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23]。
翟虎渠认为，调整农业补贴政策，要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加大政府对农业的社会服务支出，如市场信息服务与预警、农村教育与培训、农业推广服务、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业保险等。当前特别应当对重点优良品种的推广、重大疫情防治、大型农机具购置等给予补贴。我国加入WTO后，对农业的补贴与支持仍有相当大的空间[24]。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是当前推进“三农”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顾益康、邵峰认为：一是改革农村信用社。要采取股份制的办法，广泛吸纳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专业大户等参股，把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二是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改变农业发展银行单一功能，将农业发展银行改建成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政策性银行。三是国家应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对风险较大的农业项目进行保险[25]。
三、调整农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