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群雄相争，列国诸侯也都信奉只有靠武力和暴力才能称雄争霸。孟子却是当时的一个另类，主张统治者靠道德的力量统治天下，实行仁政。统治者到底应该施行“霸道”以力服人，还是施行“王道”以德服人？
从性善论推导出来的大丈夫人格，它使作为个体的人可以拥有独立的尊严，无论富贵的诱惑，贫穷的磨难，还是外在强权的压力，都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尊严和心志，这就是孔子的“匹夫不可夺志”。
但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
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的话该如何去理解呢？恩格斯曾经说过：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的秩序的背叛，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第二，因为认定人性恶，当然就会在政治体制上防止恶，于是，就会建立相应的限制权力的体制。
但是在中国，却行不通，因为：
在西方，道德问题由上帝管。政治体制问题由人性管。在中国，由于上帝缺位，我们必须由人性来兼管二者。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
为什么说最后都落在“身”呢？因为我们必须坚持“人性善”，我们才能有一个道德的屏障和根基。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道德政治，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仁政。
在孟子看来，性善论不仅可以使个人变得体面，而且，还可以让国家变得善良，让政治充满温情，于是，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仁政——王道思想。
与王道思想相对应的，是所谓的霸道。什么叫“王道”，什么叫“霸道”呢？孟子自己讲过一段话：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凭借武力征讨实现天下统一的，就叫做霸道。凭借仁德服众实现天下一统的，叫王道。在历史上，春秋五霸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互相征伐争霸，但这些只是霸道，而不是孟子提倡和赞赏的以德服人的王道。
有一次齐宣王问了孟子一个问题：齐桓公和晋文公是怎样的人呢？你能给我讲讲他们的事吗？孟子回答说，我不知道。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孟子·梁惠王下章句下》）
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这两个人都是霸主，是春秋五霸的前两位。所以齐宣王问孟子这个问题，不是在谈历史，实际上在谈现实政治。齐宣王借此表明他想搞霸道，孟子肯定会反对他，齐宣王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来诱使孟子跟他谈一谈霸道，但是孟子一下子就识破了他。
孟子的拒绝非常巧妙，巧就巧在他绵里藏针。他说孔子的门徒从来没有人说起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孔门眼界很高，我们理想的政治人物是周文王、周武王、夏禹、商汤，齐桓公、晋文公根本就入不了我们的法眼。既然没有人瞧得起他，所以孔子这个学派，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就没有传授。既然没有传授，我是孔子的门徒，那我当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没有听说过，当然没办法跟你讲了。齐宣王一听这个话，也不就好意思再让孟子跟他谈齐桓晋文之事。
接下来，孟子把话题一转，今天我们也没有别的事，您又有谈兴，那我们干脆谈一谈王道怎么样？齐宣王要谈霸道，孟子把话题一转，谈王道。齐宣王是一个很明白的人，你谈王道不就是谈道德吗？王道不就是以德服人吗？那好，我请问你，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可以实行王道了呢？孟子说：保民而王。
保护人民就能实行王道。齐宣王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你看看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够保护人民啊？实际上齐宣王这两个问题，都是在给孟子下套子，显然孟子以前在道德上看不起齐宣王，所以齐宣王这个时候故意问孟子，那我的道德行不行啊？他想孟子一定会回答，你的德行还不够实行王道。齐宣王如果得到孟子这个回答，他马上可以转身而去了，既然孟先生你说我不行，那我也就不搞王道了，我还是去搞我的霸道去了。孟子也当然看穿了齐宣王的这一个小小的阴谋。
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向好战的齐宣王，遇到了竭力反对“霸道”的孟子。而孟子却偏偏喜欢迎难而上，见缝插针地向他灌输自己的“王道”思想，常常逼得齐宣王无路可退。那么在孟子看来，信奉“霸道”
的齐宣王还有药可救吗？他又会怎样去说服呢？
所以孟子根本不给齐宣王机会，斩钉截铁回答了一个字，“可”，可以，一下子就把齐宣王的后路给堵住了。齐宣王一听非常恼火。这个恼火有两个原因：一、我小小的圈套被你识破了；二、我的后路被你堵住了。所以他很生气，马上就反问了孟子一句，你凭什么说我可以啊？
孟子告诉他，我听说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朝堂面前经过。你坐在里面正好看到了，就问这人把牛牵到什么地方去。这人就告诉你，刚刚筑成一个大钟，我要把牛拉去杀掉，用牛的血去祭奠大钟。然后你对这人说，放掉它，你看这头牛很可怜，吓得都发抖了。那个牵牛的人就问你，把牛放了怎么办？是不是大钟的祭奠仪式就不搞了？你就告诉他说，那怎么可以呢。拿一头羊把它换下来吧！有没有这回事啊？齐宣王说有这回事，就是前几天刚刚发生的。孟子说，这一件事情就足以证明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了。不过我告诉你，齐王的老百姓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齐王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家都在传，说我们的齐王是一个很吝啬的人，他舍不得用一头很大的牛去祭奠大钟，把它换成一头小羊了，你看我们国王多么吝啬。
齐宣王一听觉得太委屈了，我齐国固然不算富有，可是我一国之君也不至于吝啬一头牛吧！我真的是因为同情这头牛，看到它很可怜的样子，我才把它救下来的。齐宣王给自己辩护，可是孟子不让他随便就这样解套。孟子说，我问你，你既然同情这头牛，可是你为什么把一头羊又顶上去了呢？同情牛为什么不同情羊呢？一下子把齐宣王弄得哑口无言，齐宣王问孟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孟子告诉他，这就是你的仁心。至于你的仁心为什么在牛的身上体现出来，在羊的身上没有体现出来，那是因为你看见了牛因为恐惧而发抖的样子，同情心被激发出来了，你没有看到羊，当然不会对一只抽象的羊产生同情心了。齐宣王一听非常感动，就对孟子说，孟先生，你说得太好了，你这么善解人意，我内心的苦恼，别人都不理解，就你一个人能理解，我太感动了。
实际上，齐宣王上了大当。齐宣王在朝堂上和这个牵牛者的对话，齐国的老百姓哪里会知道呢？所以这是孟子故意吓唬他说百姓都在说他很吝啬，让齐宣王自己很尴尬，然后孟子把他救出来。这就相当于搧你一个耳光，然后再揉一揉，你就记住我揉你的时候了，我搧你的时候你就忘了。现在，齐宣王对于孟子很感动，就对孟子言听计从，服服帖帖地听孟子的教导了。
然后孟子开始教导他，你看通过这一件事情，我可以证明你是有同情心的，但你的同情心强到什么程度呢？你对一头牛都那么同情，为什么你对人反而不能有同情心呢？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你同情心大得足以同情一头牛，偏偏对人民没有同情心，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所以孟子得出结论：你不能够对人民实行仁政，不能够把你的同情心推广到人民的头上去，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不愿意做。我现在通过以羊易牛的事情，已经证明了你是有同情心的，你是有仁慈心的，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仁慈之心体现在你的国家的政策上。只要把你的这个同情心体现在国家的政策上，王道就实现了。孟子这一段和齐宣王的对话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因为他几乎全面地说明了这个王道的理想。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 对曰：‘将以衅钟。’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 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用“以羊易牛”的故事证明了人性本善，他认为实行“王道”只需把本来善良的人性推广实行即可。可是孟子美好善良的愿望，显然和当时群雄相争的局面格格不入，诸侯自然也不会乐意采纳他的建议。可是善于雄辩的孟子不甘放弃任何游说的机会。那么孟子还会为君王们开出什么样的良方呢？他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新策略呢？
我们说孟子讲人性善，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善的，然后跟诸侯说，跟梁惠王说，跟齐宣王说，你们的人性都是善的，这不是在夸奖他们。说得好听一点是鼓励他们，说得不好听一点是逼他们。逼他们干什么呢？逼他们做好人，逼他们做一个好国君，齐宣王被孟子经常是逼得走投无路。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齐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老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梁惠王下章句下》）
这一次齐宣王问孟子，跟邻国打交道除了凭借武力和阴谋诡计，有没有其他的的方式呢？孟子就提醒齐宣王，小国肯定敌不过大国。但是在你强大的时候，要做一个仁者，要学会以大事小，以德服人，不要老欺负小国。
可是齐宣王已经听得够烦了，他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住，就跟孟子讲，孟先生，你让我不要好战，你说我国与国之间不要靠武力互相征伐，可是我做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因为我这个人有毛病，我好勇。我承认我自己有毛病总是可以了吧！可是孟子说好勇没有问题，你只要不是匹夫之勇就可以，周武王就很勇，周文王也很勇，他们一旦发怒，最后的结果是安顿了天下百姓，这样的勇不好吗？所以你好勇没问题。把齐宣王的后路给堵住了。齐宣王着急了，说那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毛病：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我贪财，你让我在国内对人民好一点，不要苛捐杂税太多，可是我就是贪财，你看怎么办吧！按说谁愿意贬低自己呢？齐宣王把自己贬到这个程度，实际上就是跟孟子说，我讨饶了，我没这个能力，我不想实行王道，请你放过我，我就这么自暴自弃了。
可是孟子偏偏不放过他。孟子说没问题，你好货，可是你如果能够让老百姓也好货，让老百姓也有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就可以了吗？王道不是让人不好货，王道是让你在好货的同时，也能够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让你知道别人也好货，所以你给人民以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就是王道。
齐宣王真的是给孟子逼急了，齐宣王只好再一次给自己下一个道德上很低级的判断：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拜托！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好色，这总行了吧！好色你总是没话可说了吧！可是孟子还不放过他，孟子说没问题，当你好色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做到让你国家的人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你要知道，人民也好色，让人民也能夫妻团聚，那也就是王道了。
孟子和齐宣王的这些对话非常有意思，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不断地往自己的头上扣屎盆子，又说自己好战，又说自己好货，又说自己好色。孟子就认定，我今天就抓住你齐宣王了，只有你足够强大，而且只有你还足够明白，所以只要你能听我的话实行王道，那我的政治理想也就变成现实了。所以孟子舍不得放掉齐宣王，所以无论齐宣王如何贬低自己，但是孟子都是要告诉他，你不能自暴自弃。
孟子有一句名言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人们经常会说天下国家，却未必知道天下以国为基本，国以家为基本，家以个人为基本，所以说个人最重要，人是天下的根本。有人才会有家，有家才会有国，有国才会有天下，所以说人为贵。治理天下，必须由“修身”开始。所以孟子性善、养善、推恩、仁政，这样一条逻辑线索和后来《大学》里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的思想也就是孟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