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院士不是国家规定的“代表了工程科学界的最高成就”，如果院士不是权力远大于义务，如果院士不是终身制，会有这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吗？他认为中国院士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制度上。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若能当选，那就成了某一领域的权威。更诱人的是，院士意味着巨大的利益。优厚的待遇再加上经济利益。院士就意味着功成名就，就意味着身价倍增——如此了得的“入场券”怎能不让人趋之若鹜呢？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相当于副部级。虽然国家津贴仅有200元，但地方政府和院士所属单位都会提供极好的物质待遇。
据《国际先驱报》报道，2004年新疆出台的“两院院士待遇9条规定”中规定，凡在新疆工作的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外，每月额外发放院士津贴1500元；住房面积按150～180平方米标准执行；院士出境开展学术交流要保证经费。广东一所普通大学则为所有愿前来兼职授课的院士提供每月1万元的津贴。还有更诱人的，广西曾出台一项引进人才的政策，规定凡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经费。
官本位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根深蒂固。“校长一长行，院长一走廊，处长一会堂，科长一操场”是对高校官本位大环境下官多兵少现象的生动写照。“兵”虽然少，但却并不精。正式工玩，合同工转，长期临时工看，短期临时工干。就是少而又少的教师队伍中，也是混的多，干的少；用于副业的精力多，用于专业的精力少；用于内耗的心思多，用于教学的心思少；想当官发财的多，想做学问的少。
由于高校盛行的官本位，教不了书的搞管理，搞管理的论资排辈当领导，整个高校中“权术”重于学术，“权术带头人”多于学术带头人。教师地位最低，滥竽充数，得过且过，以至于“教授不如狗，讲师遍地走”成为流行语。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竞争经济，经济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人才素质、能力的竞争（而非学历、官阶的竞争），人才培养导致教育的竞争，高校之间的竞争最终是对名师的争夺，是名牌的竞争。学校没名气培养不出好学生；学生没水平找不到工作；毕业生找不上工作学校就招不上高水平学生甚至招不上生；招生状况不佳大家的日子便不会好过。这便是要创名牌名校的原因。因为名牌大学不是名在大楼上，而是名在大师上；有名师学校才有名气，有名师才出高徒。
学术界惊呼：“硕士热，博士热，就是学术不热；论文多，论著多，就是学问不多；入选证，获奖证，就是学风不正；文凭高，学位高，就是学养不高。”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一年的全部科研经费总合为1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一家大型科研机构(国家健康研究院)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
而在中国，科研资金大部分投向了短期内即可获利的应用科学，而基础科学研究要想争取本来就数量不多的资金，也往往是在一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如果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在《中国之声》中对中国在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如此评价。
吴瑞特别强调，他所指的不是政府需拿出一个绝对的资金数量，而是一个占GDP的百分数——发达国家已达到2%～3%，而中国则是1.2%。
2004年3月，在全球科学界极具影响力的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推出了《中国之声》专刊。以专刊的形式和篇幅介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这在《自然》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之声》中的8篇文章，作者全部为华裔，分别是在美国、英国和中国知名的科研机构任职的高级研究人员。《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说，选择他们的标准，是“他们既了解西方的科学人文环境，同时也熟悉中国的科学环境”。
这组文章言辞恳切地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主要聚焦于三点：科研基金问题、人才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
这组颇具分量的报道，在中国的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专刊中，世界权威专家对中国科技成果予以很高的评价，称中国的科学家思维活跃，在某些研究领域中成绩斐然。中国无疑将成为科技强国。”国内众多媒体如是报道。
《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博士，在《中国之声》的开篇致辞中毫不客气地表明了他出这本专刊的动机：一方面因为“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经济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趋势(指中国的发展状况)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即“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科学潜力”，“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增刊来帮助改变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这一很不正常的现象”。
这些“令人担忧”的“不正常现象”都源于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
一句话，中国需要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中国目前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数量不少，大学生也不少。如果有一所全新的大学，用国际标准的方法、从大学的投融资、教师的招聘与管理、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学生的管理、后勤的管理、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处理、科研成果与企业转化之间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把国际先进的经验与先进的方法引进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它的示范效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种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第三所大学，1986年筹建，1991年开始招生，到1995年1996年的时候，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开始承认它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师资水平都已经超过了有近100年历史的香港大学。越南RMIT大学是刚刚成立，叫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是澳洲的一个技术大学。
目前越南的人均GDP是300美元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它的大小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被家长送出国外读书的就有一万多人。从越南人来说就觉得这是一种损失，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家门口办一所很好的大学呢？于是他们就与澳大利亚的皇家技术学院合作。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没有使用一点越南本地的资金。这所大学的教材、课程、学制等由RMIT一手包办，不受越南教育部的约束。它的教师也相当一部分是由国外派来的，从本地招的教师也要送往国外培训。为了保证学习的质量，它要求的师生比较低：1∶25。为了维持学校的可持续性，它要求国际标准的学费，即每年4800美元，研究生院每年5400美元。他们经过市场调查后估算，到2005年，能支付这种水平的学费的越南家庭有6万多户。这一投资回报率每年为15%左右。
印度理工大学对推动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堪称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要集中财力，按照国际惯例来做，就可能在教育上领先一些，使教育的发展领先于经济的发展。
越南可以，印度可以，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必须要有一个世界级的校长。有了世界级的校长，这个学校才可能办成世界级的学校。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卫威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个大学的知名度取决于三个方面：历史传统、知名教授和现任校长。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校长举荐了在美留学的胡适，于是1917年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由陈独秀、胡适发动，北京大学正是这场革命的大本营。
五四运动爆发，一代新人迅速崛起。蔡元培实际上成为北大新人的保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梁漱溟本无学历、学位，蔡校长可以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当社会上因陈、胡发动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而谣言四起——甚至说军阀徐树铮要在景山架大炮轰击北大时，有人劝蔡元培解聘陈、胡，蔡却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并在学术上极力提携、奖掖胡适。
继蒋梦麟之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在北京街头遭美国大兵皮尔逊强暴。对此，胡适以校长身份坚持要出庭作证。当时许多人考虑到他与美国人的关系，劝阻他要慎重行事。胡适对劝阻的人说：“谁没有女儿？”
胡适在执掌中国公学时聘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到校任讲师，并一直把他扶植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便是被沈从文称为胡先生白话新文学之外的第二次尝试。
从蔡元培到胡适，都认为当大学校长，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在中国办教育不易，当一个称职的校长更难。因为有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北京大学）、曹云祥、梅贻琦（清华大学）以及郭秉文、刘伯明（东南大学），中国才有现代大学教育。
沈卫威响亮地喊出，校长不是官，校长应该是什么？是蔡元培。是胡适。
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比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美国更加明白重视基础学科研究和对其人才进行培养的重要性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份致国会的报告中说：“在一个科研比最近50年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削减科研经费犹如在冷战的巅峰时刻削减我们的国防预算。”克林顿在报告中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导致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且在数年后引发产品创新和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在《我们科学的国家目标》报告中，他们同样在强调未来的目标：包括了加强基础科学与广泛的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等。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最新《国际力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两年从13位下降至25位。我国研发经费(R＆D)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科研费用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无论从每年的科技论文总篇数看，还是选择科学技术的基础投入等指标，专家们认为，我国总体的科技竞争力现在还仍处较弱水平，基本上与印度持平，不敌韩国，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0倍，它的科技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日本的科研投入超过美国达到3%，同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5倍；中国近年来在科研投入上加大力度，但也只有1%，加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和日本相比总体相差几十倍。
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津津乐道我们与“诺贝尔”的差距仅“一步之遥”。
如果真的要问中国离诺贝尔到底有多远？就得问问我们的足球离世界足球的距离有多远，不在于实际的距离有多远，关键在于扪心问一问我们的教育与教育生态的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