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沈福天和甄可昕一家迁居北京后，住在德胜门附近的豆芽儿胡同。这儿紧挨着北海，离护国寺不远，拐过一个街口，就是北海公园，出行都比较方便。胡同的确小，像根豆芽儿，巷子窄得只能容两辆人力车擦肩而过，小汽车开进来也很勉强。刚搬来时，运送家具和行李的货车开到胡同口就不得不停下，转由脚夫一件一件地搬到院子里去，很费了一番周折。
他们住的是一座小四合院。四合院虽然小，却住了三户人家。正房住着一位也是从外地调京的干部，姓古，叫古柏，在水利部任处长。东厢房和西厢房分别由沈福天和另外一位也是工程师的老胡两家住着。老胡是从沈阳调来的，据说以前在伪满政府主持过几座大型水力发电厂，他和沈福天这次都是作为紧缺人才调进水利部的，和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
正房宽敞些，有三间大房；东西厢房比正房的面积小得多，但各有一间用储藏室改建的厨房，小得只能放下些简单的厨具，人在里面干活连转个身也有点困难，但还是比在武汉时强多了。所以，甄可昕对这个新居颇为满意。
惟一不习惯的是上厕所。
北京的小四合院一般都没有卫生间。每家都备有马桶，放在炕边或墙旮旯，夜里起来解手倒是方便，但对于在南方生活惯了的沈福天一家来说，却是个难事。起初他们用马桶怎么也觉着别扭，甄可昕倒没什么，她从小在上海生活，也是用过马桶的，所以很快就适应过来了；但沈福天就不一样了，他打小就没用过马桶，在上面简直如坐针毡，一坐好长时间也拉不出来，只得半途出去，走近一里远的路，到胡同口的公厕里去才能把问题解决掉。有时夜深人静，他趿拉着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幽黑寂静的胡同，夜风像一把大扫帚那样贴着墙根和地面，从胡同口一直扫到尾，刮在人的脸上粗粝、坚硬，还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吼叫声，仿佛从峭壁两侧奔袭而来的江风，使沈福天恍若置身在他从小熟悉的峡江边上。公厕的灯光暗淡得像萤火虫，人走进去得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踩在尿水凼子或被人胡乱扔在一边的便纸上，如果碰上哪天公厕的电灯坏了，里面一团漆黑，一脚踏进便坑就更糟糕了。所以半夜去公厕，沈福天总像进入雷阵的士兵那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每次回到屋里都有一种虎口余生的感觉。
刚满两岁的大头却跟父亲的感觉截然不同。他喜欢蹲马桶。刚开始时，是甄可昕手把手地教他用马桶，后来学会了，大小便时都运用自如，且一坐上去就不肯下来，觉得好玩极了。一次大头坐在马桶上玩耍，不小心把马桶掀翻了，屎尿溢了一地，满屋子都是臭气。从没打过孩子的甄可昕用扫帚条结结实实地把他揍了一顿，沈福天下班回来，还看见大头屁股上留着横一条竖一条的红印子。
对于甄可昕来说，最不习惯的是刷马桶。
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刷马桶。无论天热天冷，晴天还是雨天，都得去刷。否则，一个臭烘烘的马桶搁在那儿，总觉得满屋子的空气都不洁净。刷马桶要去公厕。拎着满当当的马桶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胡同，甄可昕怎么都觉得别扭。小时候在上海，家里有佣人，她哪干过这种活儿？可在北京，倒马桶是一桩人人都回避不掉的日常功课，不仅是女人，连一些大老爷们也得干。最初一段时间，沈福天也倒过马桶。但甄可昕觉得，他一个堂堂的工程师倒马桶，实在有失体面。所以后来就横竖不让他去倒了。
每天早上天刚亮，公厕里就挤满了刷马桶的人。当然是女人多男人少。女人们一边刷马桶，一边打哈欠，仿佛对刺鼻的尿臊气毫无感觉，那副从容自在的神气，跟平时在集市上碰到时差不多。邻里之间互相亲热地打着招呼，还不时嘻嘻笑几声，或高声交谈，或窃窃私语，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起初，甄可昕只是匆匆忙忙地刷完马桶，便不声不响地离开；慢慢的，也偶尔跟人闲聊几句，时间一长，就不知不觉地融入这个特殊的社交场合，同这支刷马桶的妇女大军息息相通了。后来甄可昕才意识到，她真正融入北京胡同生活的第一步，就是从刷马桶开始的。
相对于刷马桶，让甄可昕最为头疼的还是北京的气候。
北京的风沙之大，远远超出了甄可昕的想象。尤其是春天，一刮起风来，简直像排山倒海一般，整个天空都变成了黄色，灰蒙蒙的；严重的时候，简直天昏地暗，人在屋内也能听见呼呼的风声，门框都被震得哐当乱响，像闹地震。虽然北京的房子做得很严实，窗户都用纸糊得严丝合缝，可也免不了风沙的侵入。几案杂物上一会儿就罩上了一层黄黑色的细灰，细灰无孔不入，甚至钻进了抽屉里。人在刮风时若要出门，得戴上围巾、面纱和面罩，把自己全副武装地裹起来才行，走在马路上，大风扑面刮来，像一只巨掌，能够把你扇得往后连退几步，比上海的飓风还厉害。南方的风无色透明，而北方的风是混沌的，有颜色的，黑色或黄色。一不小心，眼睛和嘴巴里就会灌进不少沙子，连牙齿缝里塞的都是，每次出门一趟回来，脸上、头发上和外套上就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黄色颗粒，浑身痒痒的不舒服，仿佛长满了虱子似的。所以，可昕每天吃饭之前，总要漱一次口。即便这样，口腔内也总觉得不干不净的。风沙一大，空气就格外干燥。嘴唇上不仅起了皮，还裂出不少口子来。到北京没多久，可昕就觉得自己的皮肤比以前粗糙了许多，尽管她每天都要擦好几遍雪花膏，但原先白净的面孔仍然变得有些泛黄了。
不过，甄可昕还是蛮喜欢现在住的这座小四合院的。
院子当中有一棵槐树和一棵枣树，槐树比枣树高大，也粗壮一些。两棵树相隔咫尺，像一对情同手足的兄弟，亲亲热热地并肩而立，给院子里平添一缕生机。一到初夏，洁白的洋槐花便在深赭色的树枝上密匝匝地绽放开来，如同滚雪球，阳光一照，真像下了场雪；而枣花是淡绿色的，跟小叶的颜色差不多，比芝麻还小，几乎看不见，但如果在风停日午或月明如昼的时辰，那股兰蕙一样的香气，使满院子都浸淫在一种幽静淡雅的古诗氛围之中。这与甄可昕小时候熟悉的上海弄堂阴暗潮湿的氛围是全然不同的。台阶下还有一排夹竹桃，那粉红色的花瓣总是将院子衬托得春意盎然。平素就喜欢花卉的可昕还掐几朵花装在灌满水的瓶子里，放在卧房内，晚上睡觉时，满鼻子里便充溢着浓浓的芳香，让人在睡梦中也恍若漫步在花丛里，真是惬意极了。
刚到北京时，甄可昕和沈福天带着大头去过一次父母在景山附近的新居。那是一套大四合院，格局自然是比这个小四合院气派多了，哥哥甄垠年最初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搬出去了。偌大个四合院里只住着一家人，加上佣人和厨子，也只有四个人。甄可昕总觉得太冷清空旷了。但宽敞有宽敞的好处。比如父亲甄超然独占的那间书房几乎比他们家的两间房还要大。幸亏父亲的书多，两面墙都摆满了书柜，一张比炕小不了多少的书桌挨墙放着，向阳的墙壁正面都是玻璃，像百货商店的货窗一样，上层是花格活窗，一掀开，外面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父亲坐在书房里看书写字，总是应对着明亮的阳光，满院的红花绿树尽收眼底，那情景实在是充满诗意的。相形之下，沈福天每天下班回家后总是趴在卧室一角的小书桌上翻阅那些工程书籍，有时要绘图，还得把图纸拿到炕上摊开，就显得寒碜多了。
那天在父母家，他们像参观一样把每间房子都看了一遍。与他们的兴趣不同，大头对外公外婆家的卫生间十分好奇。卫生间的四壁都是洁白的瓷砖，一尘不染，德国进口的坐便器也是纯白色。大头在里面小便了一次，让外公反复教他使用抽水马桶，出来后缠着甄可昕好奇地问：“妈妈，外公家的马桶怎么跟咱们家不一样呢？”后来，大头被外公外婆接过去住了一些日子，回家后却嘟着嘴巴，满脸认真地说：“妈妈，外公外婆家里的马桶不如咱们家的马桶，我坐在上面拉不出来！”让可昕有点儿哭笑不得。
那次离开父母家时，甄可昕悄悄对沈福天说：“哎，要是咱们家多出一间屋子给你当书房就好了！”沈福天听了一笑，没吭声。他一向是个对生活条件不大讲究的人。
甄可昕记得，自己刚认识沈福天那会儿，总觉得他有点儿土气，全然不像一个刚从美国回来、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呢……
§§§第二节
沈福天从美国学成归国不久，便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战时水电工程处报到不久，就接手了一项任务：参加七里坪水电站的工程设计。
战时水电工程处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水利部为了保障陪都重庆电力资源所设置的一个专门机构。由于日军对重庆地区水利枢纽实施轮番轰炸，好几座水电站陷入瘫痪状态，给电力供应本来就十分短缺的重庆，造成了严重的电荒。为了保证国民政府各强力机构的正常运转，供电部门不得不采取居民生活区分片拉闸的办法，但即便如此，陪都的用电情况仍然未有缓解。于是，战时水电工程处开始实施一项战时水电开发计划。
沈福天接受的任务，就是这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事后沈福天才知道，是吴园圃校长推荐了他。战时水电工程处的冼轩童处长是吴园圃早年在清华时的校友。
任务紧迫，沈福天在重庆只待了两天，就匆匆赶往长寿。长寿是渝北的一个小县，七里坪水电站坝址就选在流经长寿境内的龙溪河下游。沈福天到长寿后第二天，就会同先期到达的另外两名水电工程师，奔赴七里坪坝址进行实地勘探和考察去了。
由于是战时，资金和物资供应都十分紧张，而且考虑到水电站必须在短时间内建成并投入生产，实现向陪都输送电力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应急性质，一切都不能按照常规来运作。刚从坝址考察回来，沈福天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紧张的工程设计。参加设计工作的另外两名工程师陶家驹和窦松柏分别毕业于四川大学和西南联大，只有沈福天是美国名校的硕士，况且战时水电工程处特地急招他赴任，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但尽管如此，设计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分歧。按照原定方案，水电站坝高为50米，总装机容量250千瓦，是一个典型的小型水坝。沈福天根据勘测到的水流量等数据，觉得应该将坝高提升到90米，总装机容量扩充到1500千瓦，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但他的建议一提出来，就受到了陶家驹的反对。他说：“从七里坪的水位落差和水流量看，总装机容量再扩充一倍也未尝不可，但我们现在是战时，一切服从于抗战需要，再说，战时工程处要求我们一年内发电，如果扩大工程规模，何日才能完工？”
沈福天说：“制定水坝方案光顾及时局因素恐怕是不够的，还应该将流域的整体发展考虑进去。美国田纳西河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将每一个水电工程纳入全流域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当中进行统一规划，而我们却总是着眼于一时一地的短期需要，现在岷江和龙溪河建起的十几座水电站之所以不能发挥更大效应，就是因为这种原因造成的……”
陶家驹蹙起了眉头。他四十多岁，有些秃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几岁，再加上他是科长，论资格和职务都远在初出茅庐的沈福天之上，沈福天提到的岷江和龙溪河十几座水电站，他参与设计的就有好几座，在他听来，沈福天的话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而且沈福天拿田纳西河经验举例，使他觉得这是“挟洋自重”，心里就越发不是滋味。“田纳西是田纳西，七里坪是七里坪，怎么能生搬硬套？”他冷冷地说，“陪都现在等着我们供电呢，况且现在日本人的飞机把水电站作为重点轰炸目标，工程规模越大，被炸的可能性就越大，再者，上面只打算提供50万元的工程资金，超过了预算，谁来帮我们填补这个资金缺口，美国吗？”
后面这一句，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沈福天听了脸微微一红。讨论陷入了僵局。一直没吭声的窦松柏这时插话道：“陶科长，这样大的事情我们几个人也做不了主，我看是不是这样，我们拿两套设计方案，让上面去定夺……”
窦松柏两年前才从西南联大毕业，老家就在泸州，平素话不多，斯斯文文的。他跟沈福天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两人关系还比较融洽，他的建议显然是为了息事宁人，陶家驹听了，大概也觉得是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就点点头同意了。
设计方案呈报上去后，很快就批复下来了。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装机容量500千瓦，第二期500千瓦。主要还是维持预定方案，但也考虑了沈福天的方案。这倒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事后，陶家驹私下对窦松柏说：“我也并非不赞成沈先生的那些观点，可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干我们这一行，目标再宏大也不能脱离实际嘛。”
窦松柏把这话讲给沈福天听了：“其实，老陶这人蛮好的，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就是有点儿死心眼，心胸也不太宽。”
沈福天笑笑：“不能怪他，我说话也有些冒失……”
没过多久，水电站就进入了施工阶段，沈福天他们几个人也随着工程处由长寿迁到了离施工地点不远的七里坪小镇。
虽然最终的方案并未完全采纳沈福天的意见，但这毕竟是他回国后参与设计的第一个工程，而且是直接服务于抗战需要的工程，因此他感到颇为舒畅，他开始有闲暇整理自己一直纷乱着的心绪，想起还在美国的甄垠年，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主要是谈自己回国的感受，也问了一下他的近况。
信是托人带到长寿县城发出去的。七里坪很小，连个邮政所都没有。工程处设在镇边山脚下的木材收购站，孤零零的一座木板房，从山脚下陈放的几堆木材看，这里以前是挺热闹的，但现在却空荡荡的，一片沉寂。由于战事吃紧，通往重庆的公路遭到了严重的毁坏，木材无法运送出去，收购站早已停止了收购，房子里的主人一年前就离开了。离木材收购站不远，是炮兵的驻地，他们是前几天才从重庆防空部队调来的一个炮兵中队，专门负责保卫水电站的施工安全。站在木板房门口，可以看到隐蔽在树丛间的几门高射炮，使人感到一种浓厚的战争气氛，除此之外，整个环境倒是很平静的，像个休养所。
施工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沈福天并不忙，除了隔一天去工地上做一次例行的技术查访，平常都自由安排。有一天清理东西时，他从皮箱里翻出了一个小盒子，蓦然想起这是回国时甄垠年托自己捎给他的妹妹甄可昕的荷兰木鞋。他脑子里冒出当年出国前甄垠年的妹妹叮嘱自己的话，心想，甄垠年没忘，我倒差点把这事儿忘了。甄垠年曾经交待过，他们全家三年前就已经迁移到了泸州，盒子上还写有沈家的具体地址。
正好窦松柏第二天要回老家去一趟，沈福天就托他把盒子带到泸州去，并让窦松柏一定要亲手交给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