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秋风”不只是指吃喝，还包括逛窑子的意思。凡是峡江上的水手，都免不了沾上这点嗜好，在三步一险滩，五步一回旋的峡江上行船，对生生死死都看透了，还在乎皮囊之外的那点伦理道德？别看水手们平日里都把性命搁在浪尖上打漂漂，活得其实比在岸上讨生活的那些人潇洒得多。所以，那时在峡江上来来往往的码头上，专门为水手们开设的赌馆和窑子，生意比任何行当都兴隆。但沈厚德的继父沈老幺却没沾上这嗜好。也许他年轻时候有过，后来戒掉了；也许是因为养子跟在身边，他不好意思，沈厚德不得而知，反正他没见过沈老幺去逛窑子。那次也一样。沈厚德的继父沈老幺和一帮水手在丰都的码头酒馆吃喝了一下午，然后，这些大都喝得七八成醉的成年男人们便扔下碗筷，连嘴巴也懒得抹一下，迫不及待地逛窑子去了。只有沈厚德和沈老幺没有起身。沈老幺还端着酒盅在喝，面对着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残汤剩菜，喝得有滋有味，脸色由红变白，再由白变红，不晓得变了几茬了。平素总是沉默寡言的沈老幺就好这一口酒，不管在外行船，还是在家里，也不管桌上有菜还是没菜，他都要喝几盅。直到天煞黑，沈老幺才推开面前的酒盅，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时，他趔趄了一下，若不是沈厚德在后面扶住他，他差点儿一头栽倒在门口的麻石板上。
沈厚德搀着醉得不轻的继父沈老幺直接回到了船上。船队要在丰都泊一夜，第二天才起锚。没等走进船舱，沈老幺就打起了呼噜，他几乎是被比他体重轻一倍的沈厚德像搬运货包那样搬到船舱里去的。不久，他也在沈老幺震耳欲聋的鼾声和船身有节奏的颠簸中入睡了。醒来时已经快后半夜了。他是被从窑子里回来的水手们惊醒的。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身边不见了继父沈老幺。“我爹呢？”他迷迷糊糊地问。“格老子，你爹不是跟你一起回来了吗？”旁边的水手拍了下他的屁股，飘过来一股脂粉气和女人身上才有的味道。他激灵一下，爬起身来，走到船舱外转了一圈，也没看见继父的影子。后来，借着艄楼上的风灯，他在船尾的左舷上看见了一堆稀糊糊的大便。他心里猛一阵紧缩，探头往下面望了一下，江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后来他带着哭腔尖叫了一声，几个刚躺下的水手光着赤膊从船舱里跑出来，一看见船舷边的那堆大便，就顿足惊呼：“格老子的，沈老幺拉屎掉到江里啦！”
那堆粪便都凉了，还能去哪里找人呢？
事后，水手们都众口一词地替沈老幺抱屈：连窑子都舍不得逛，把命搭在了酒盅里，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噻！
沈厚德也有些替沈老幺抱屈，他想，继父的确是把自己的命搭进酒盅里了，否则，以他的水性，那么平缓的江水，船又停在码头，即便蹲在船舷边拉屎掉进了江里，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淹死呢？
沈老幺的确死得有些窝囊。
一切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猫尿”。这该死的“猫尿”让娘第二次做了寡妇，也让他失去了一个值得亲近的后爹。沈厚德觉得，他跟酒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继父沈老幺死后，沈厚德才作古正经开始了他的水手生涯。事实证明，他干得不错，一点也不比沈老幺差到哪里去，不仅像沈老幺那样对水手的活计样样娴熟，还多了一份沈老幺没有的精明和灵活。
后来，沈厚德又换了几个船主，用现在的话说，叫“跳槽”，或者叫“没本事的被老板炒鱿鱼，有本事的炒老板的鱿鱼”。跳来跳去，直到自己当上老板。不过，那时他已经不是船帮老板，而是改了行，变成万县一带有名的德顺盐号的老板了。
当沈福天刚刚能够记事时，他已经跟着全家搬出原来那幢简陋的土坯房，住进了石坨镇边上最为气派的一座豪宅。
为了建这座房子，沈厚德特意从淮安和涪陵请来了工匠，花费近千大洋修建起来的。
房屋紧挨石坨镇，坐落在江边地势最高的一个山坡上，四周是茂盛的凤尾竹和柑橘林，整个房屋的面积约1000多平米，三进三出，上下两层，中间一个足足有200平方的庭院，四面是高大的烽火墙，墙壁由清一色的青石砖垒成，屋顶和廊檐上刻有龙凤呈祥的石雕，照壁上还画了一幅西门豹治水的壁画，门口专门请石匠雕了两个大狮子，朝江的一面有一条宽大的回廊，站在回廊上凭栏远眺，峡江像一道深壑被置于脚下，来往的客轮商船尽收眼底。从江面望上去，山坡上的房屋巍然矗立，仿佛一座威严的城堡，承接着八面来风，可谓占尽了石坨镇的风水。
那时候，沈厚德的德顺盐号各分店已经开到了上至万县、下至宜昌的许多地方，他这幢别开生面的宅第无意中也给他增添了不小的名声，许多盐商竟然纷纷效仿，在石坨镇和峡江边其他地方建起了一座座跟这幢建筑一模一样的房屋，以至后来有人研究峡江民居发展史时，认为沈厚德的宅第体现了徽州民居与川东民居互相交融的风格，开创了峡江民居由单一格局走向淮川交汇的崭新气象。
沈福天在这样一座宅第里长大成人，说来也是一种骄傲。
可惜的是，1980年盛夏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使石坨镇发生大面积崩塌，沈家老屋转瞬间沉入江底，再也无从寻觅了。随沈家老屋一同坠入江底的，还有沈福天的大哥沈福川和地主余人庆的女儿余小露。
远在北京的沈福天闻讯以后，把自己在书房里整整关了一个下午。当时正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沈如月走进书房，看到父亲呆坐在藤椅上，一脸阴沉，还以为出了什么天大的事。
就是在那一次，沈福天对她讲起了沈家老屋和老家的一些事情。以前，他在子女面前几乎很少提及自己孩提时的经历。
后来沈如月去三峡时，在石坨镇看到了当地政府在江边半山腰上按照原样复制的沈家老屋。那时候，三峡水库刚刚蓄水到135米，沈家老屋已经属于被重点保护的文物了。
站在那幢复制得如同影视拍摄基地的布景，怎么看都像一件赝品的祖屋前面，沈如月给自己照了一张相。当她俯瞰山腰下水势平缓、水位增高将近100米的江面时，忽然意识到，不仅这幢老屋，就是脚下的这条峡江，也已经不再是祖父和父亲曾经天天面对过的那条峡江了。
想到这一点，她有些感伤。
她无法想象，当父亲沈福天和祖母田桂枝惊闻祖父沈厚德和二伯沈福生的盐船在野马滩失事时，母子二人站在老屋门前面朝着峡江悲痛欲绝、抱头大哭的情景。
沈厚德的大儿子沈福川那时已经上了成都的川军军官预备学校，生意上的事他只能指望二儿子沈福生了。那一年沈福生才满十八岁，是被沈厚德当做沈家盐业继承人的少老板。如果不是急于想让儿子熟悉生意，早点摸清淮扬盐场那些沟沟坎坎，已经名扬峡江的盐商沈厚德也犯不着亲自带着他去淮安运盐吧。
按照沈厚德对这个从小酷爱读书的幺儿子沈福天的安排，是希望他中学毕业后投考上海交通大学，将来像川江船王卢作孚那样从事航运的。由此可见，在峡江上当水手和二副那段短暂的经历，在盐商沈厚德的心里产生了何其深刻的影响。
沈如月后来想，如果不发生这场意外，祖父沈厚德会不会成为与他所景仰的“川江船王”卢作孚比肩的大实业家，而父亲沈福天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幅景观呢？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无法预料。
§§§第四节
这天下班回来，沈福天顺路到菜场买了一对猪蹄ァW源诱缈申可下大头后，他每周都要煨两只猪蹄ジ可昕吃，据说这不仅滋补身子，还十分催奶。事实上也的确有效，大头已经半岁多了，可昕的奶水始终很充足。母子都养得白白胖胖。沈福天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他对此颇为得意。
沈福天刚进门，就看见一个面容清癯、身穿灰布长衫的年轻男子坐在当屋，一边晃动摇窝，一边在看书。他晃动摇窝的动作很笨拙，显得有几分滑稽。沈福天愣怔了片刻，才认出这个不速之客原来是自己的妻兄兼同学甄垠年。才两年不见，就差点儿认不出来了。看来黄土高原的风沙真容易改变人啊。
甄垠年的脸色有些发黄，整个人也比以前消瘦了不少。头发乱糟糟的，面露倦容，看上去像是病过一场。两个人互相打量着，还没来得及说话，摇窝里的大头就哇哇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正在做饭的甄可昕，闻声从厨房里奔出来，见两个大男人一言不发地站在那儿，觉得有些好笑。她在围腰上抹了一把水淋淋的手，弯腰从摇窝里抱起大头，伸手一摸，黏糊糊的，这才发现大头的屁股上沾满了黄沁沁的巴巴（小孩的大便），对沈福天急呼：“还愣着干什么，快来帮我一把！”
沈福天赶紧放下蹄ィ过来给甄可昕帮忙。两个人顿时乱作一团，一个给孩子换尿片，一个打水给孩子洗屁股，忙得不亦乐乎。甄垠年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却帮不上半点忙，他也不知道如何帮忙。这时，甄可昕顺手将洗完屁股的大头塞到了甄垠年怀里，他毫无准备，差点儿没接稳，用双臂紧紧箍着孩子，丝毫不敢动弹，那副仓皇的样子，仿佛抱着一枚炮弹，紧张得不行，大头最多也就十多斤，可甄垠年觉得重若千斤，沉甸甸的直往下坠。直到沈福天把孩子接过去，他才松了口气。
眼前的这幅场景，大概是甄垠年压根儿没有想到的。他感到既陌生又新鲜。妹妹可昕跟以前在重庆时完全变样了，不仅人长得白皙丰腴，头上的辫子也剪成了短发，蓬松地披在脑后；看上去，已经是个十足的小妇人了。沈福天呢，虽然外表没什么变化，可看他围着孩子忙活时那副轻车熟路的样子，显然也已经是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了。屋子很窄小，到处挂着孩子的衣服和尿片，花花绿绿，像万国旗一样。墙旮旯里还堆放着一排蜂窝煤，显得十分拥挤，空气中散发着呛人的尿臊气和煤烟味儿。凡此种种，都让甄垠年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
等安顿好孩子，一切忙完之后，甄可昕又回厨房做饭去了，沈福天和甄垠年这才有工夫坐下来。两年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们各自的经历却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连时局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当初在重庆分手时，国共两党的和谈还存在最后一线希望，可现在，内战的炮火已经燃遍了整个中国。那时候，他们谁会想到下一次见面是在武汉呢？
两个人话题还未打开，脸上已露出了感慨之色。
“记得当年我们在美国时，都那么迫切地盼望回来为国效力，可现在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仍然一事无成……”沈福天点燃了一支烟，不胜唏嘘地说。来到武汉后的琐碎生活，已经使他不知不觉染上烟瘾了。
甄垠年知道，扬子江水电开发计划已经中止了。他俩曾经还为此发生过争执，现在的结局正应验了自己当初的预料。但甄垠年并未因此感到高兴。沈福天的话正好触到了他心底的隐痛。
这两年里，甄垠年遭受的挫折可能一点也不亚于沈福天。两年前，他刚到陕西时，可谓也是踌躇满志。向他发出聘书的陕西省水利局长也是江大的老校友，境内的渭水和泾水两条流域连年水患成灾，导致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可历届水利部门一直束手无策。此公担任水利局长后，颇想有一番作为，才特意邀请甄垠年入陕。甄垠年当时在重庆，身处反复无常的政治漩涡，感到厌倦不已，也正想找个稍微偏僻的省份，施展一番自己的治水抱负。上任后，他带着一支勘测队，沿渭水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回来后，由他主持制定了一份《渭河流域水利防洪建设规划》，根据他在密西西比河考察得出的经验，计划用三年时间对渭河两岸的水利设施实行综合治理，疏通河道、修建堤坝和灌溉系统，以期彻底改变渭河平原水涝成灾的局面。然而，这一规划刚完成不久，国共两党的战事就大规模地开始了，整个西北地区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国军和共军像拉锯一样在黄土高原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连西安城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次不是水灾，而是炮火将老百姓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在这种情形下，甄垠年的水利建设规划无疑变成了一纸空文。此时，由于水土不服，甄垠年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被送到潼关附近的一家传染病医院住了近半年之久。待身体痊愈后，他意识到再留在陕西已毫无意义，遂产生了返回内地的念头。他原本想回上海的，就给父亲甄超然去了一封信，恰在这时，由于时局不稳，国内经济凋敝，致使生源缺乏，各个民办大学尚未从抗战的摧残中恢复元气，更加举步维艰，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路。江大也正在跟同济大学和武汉大学商议合并的事宜，江大校长吴园圃即将出任武大副校长，闻知甄垠年的处境，便欣然邀请他到武大工学院任教。这样，甄垠年就离开陕西，径直来到了武汉。
“江大跟武大合并的事我听说了，他们正缺教员，前不久，我们‘长总’的一位高工也被武大聘过去了。”吃饭时，沈福天说，他往甄垠年碗里夹了一筷子菜，顺便夸奖了一番妻子，“你尝尝可昕的手艺，她现在可是越来越能干了。”
“小妹变化的确大，她以前可是连厨房都不进的。”甄垠年吃了口菜，说，“不过像江大这么一所大学，父亲和吴校长惨淡经营这么多年，一下子就没了，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沈福天说：“是呀，我心里也不大好受。国家兴，则教育兴，可现在国内局势这样糟糕，硬撑下去又能怎样？还不得像别的民办大学那样倒掉？好在同济和武大都是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合并以后，江大总还可以发展下去么。”
甄垠年说：“可几十年后，还会有多少人知道江大这个校名呢？”
“事已至此，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沈福天见甄垠年有些感伤，便用安慰的口气说，“眼下兵荒马乱的，也只有大学算是比较安定的一块净土了。说实话，像我这样无所事事的，倒很羡慕你进大学教书呢。”
“现在中国还有哪儿称得上是净土吗？早知如此，我当初真该听莫里斯教授的话，留在美国的。”
甄垠年的话音里明显带着赌气的意味。沈福天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了。
正在这时，给孩子喂完奶的甄可昕在餐桌边坐下来，瞟了他们俩一眼，说：“你们又在讨论什么大事，这样严肃的！”
沈福天说：“哪儿啊，我们正在夸奖你做的菜呢。”
甄可昕半信半疑地问甄垠年：“哥，真的？”
“这还能有假？”甄垠年也顺口道，“以后我可要经常上你们这儿来打牙祭喽。”
甄可昕一听，高兴得像小孩似的拍着手说：“好呀，你索性把伙食费交给我，在我们家搭伙得啦！”
一句话，把沈福天和甄垠年逗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五节
甄垠年和沈福天都是江河大学的毕业生。
江河大学是由几个颇为知名的实业家创办的，首创者之一就是当时任上海农工商联会副会长的甄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