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超然是苏北人，出身于豪门世家，祖上是靠做粮棉生意发迹的，乾隆年间，甄超然的曾祖父还当过朝廷的漕运总督。清末民初时，甄家的生意范围早已超出了粮棉生意，而扩大到农工商等领域，影响也由苏杭两地逐渐拓展到沪申以至全国。到了甄超然手中，他就不仅仅满足于办实业，还将一只脚踏进了兴办教育的领域。
江河大学就是甄超然联手沪上实业界的几位巨头，于1920年创办的，由他亲自兼任董事长，校长则是他花重金从南洋聘请回来的名教育家吴园圃。
其实，甄超然一生的建树远远超出了兴办实业和教育。自青年时代起，他就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甄超然都是热情的关注者和参与者。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带头向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捐出巨款，可以说为随后不久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正是由于这一成原因，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经亲自点名，邀请他赴南京担任要职，却被他婉言谢绝了。这充分说明，甄超然的政治热情，完全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而非他自己有任何从政的野心，早年支持国民党也好，后来支持共产党也好，都是如此。
然而，甄超然的政治热情到了1927年，国共合作因蒋介石在上海制造的四·一二惨案而走向分裂后，降到了最低点。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仅不再过问政治，甚至对子女也严加管束，防止他们有任何激进的政治倾向和行为。为此，他和两个儿子的关系一度弄得很紧张。
一次，正在复旦念书的大儿子甄士年暑假回家，甄超然从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便拿过来丢进壁炉烧掉了，还将儿子在家里关了几天，不让他出门。他哪里知道，其时甄士年已经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没等暑期结束，甄士年就不堪父亲的禁闭，离开家回学校了。没过多久，他就悄悄去了法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甄超然加紧了对次子甄垠年的管教。那时，甄垠年还在上中学，但甄超然已经对次子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安排。
1935年，甄超然将甄垠年送进了他自己创办的江河大学。
其实，甄垠年一心一意想上的是燕京大学。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受了哥哥甄士年的影响，甄垠年很早就表现出一种不安分的劲头，从小学到中学，虽然门门功课优良，却跟老师搞不好关系，经常挨训，原因就在他受不了学校的那一套清规戒律，总是爱跟老师顶牛。但碍于父亲甄超然的身份，学校始终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无疑助长了他日后形成的那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性格。甄垠年这种性格，跟哥哥甄士年几乎如出一辙。或者说，他是按照甄士年作为模型，一刀一斫地将自己雕刻成后来那个样子的。实际上，整个中学期间，甄垠年不仅在言谈举止和装扮做派上，都是对哥哥的刻意模仿，甚至连喜欢读什么书和听什么音乐也差不多。那时候，甄士年从复旦放假带回家来的书籍和杂志，他每次都抢着拿去看，有些书往往甄士年还没读完，他却先看完了。
甄士年带回家的大都是一些文学、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国外的居多，如法国卢梭的《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歌德的《浮士德》、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陀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罗亭》，还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以及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菲·邦纳罗蒂的《为平等而密谋》等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不管读不读得懂，他都要囫囵吞枣地翻阅一遍。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最新出版的国内书刊，如《新青年》、《创造》和《小说月报》，尤其对胡适之、陈独秀的政论文以及鲁迅、茅盾、郁达夫和巴金的作品情有独钟。
但在当时，甄垠年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即便在中学毕业前夕，他就通过熟人偷偷在慕名已久的燕京大学报上名了，可还是让父亲甄超然像押送犯人那样送进了江大。
1935年，甄垠年和沈福天在江河大学成为了同窗。他们都被分配在水利工程系，而且是同一个班级，住同一间寝室。
其实，跟甄垠年一样，沈福天最初想报考的也不是江河大学。
一年以前，国立万县中学的高材生沈福天离开家乡石坨镇，准备按照父亲的遗愿，去报考上海交通大学。这之前，他连江河大学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沈福天出发前半个月，刚刚为父亲和二哥做完一周年的道场。
沈福天是乘“民权号”到宜昌，再搭乘一辆长途客车去汉口的，他准备到了汉口之后，再转乘“汉申号”客轮去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汽车客运还比较稀少，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听到过汽车客运这一说法，整个宜昌市只有一家美国人开的汽车客运公司，运营路线也极其单一，专跑宜昌至汉口的长途，而且每隔一个星期才有一趟，车票非常难买。沈福天的那张车票还是他一个月以前就托人预定好的。
那时的交通条件之恶劣，恐怕是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整个宜昌只有一条像样的公路通达汉口，可就是这么一条陆路运输中枢，也在1931年和1932年，被连续发生在荆江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大洪水冲得面目全非，像一条腰斩成几截的蟒蛇，根本无法通车了。
沈福天对于刚过去不久的那两场大洪水仍然刻骨铭心。整个江汉平原几乎全境被淹，连武汉三镇也变成了一片汪洋，禾黍良亩、村落房舍，尽被淹没；沉尸拥塞，灾民如蚁，哀鸿遍野。汉口的厂埠商社和三镇的繁华伴随着滔滔洪波付诸东流。当时沈福天所在的万县中学发起募捐活动，他把父亲按月付给的三块大洋的生活费，一下子就捐掉了两块，以至到了月末，每餐饭他只能靠馒头和咸菜对付肚子。
沈福天没有料到，被埋葬的尸骨未寒，冲毁的田园还没来得及修复，这样的灾难又会接踵而至，而且比上两次更为凄惨。
由于那条穿越江汉平原的公路尚未修复，沈福天乘坐的那趟客车走的是经当阳、荆门和沙洋的山道，这条路线崎岖险峻，平素别说客车，就是货车也很少走，加上那辆美国道奇一路上不断地抛锚，时走时停，本来只需要三天的路程竟走了一个星期。
然而，当客车行驶到汉口近郊的奓山镇时，一个从城内传来的消息，像霹雳一样，使全车的旅客都惊呆了：头天半夜里，汉口的龙王庙突然决口，武汉三镇已经全被洪水淹没了！
“房屋一排排被冲垮，许多人在睡梦中连眼睛都没来得及睁开就被大水吞没了，到天亮时，没被冲垮的屋顶上挤满了男女老幼，尸体把街道都堵塞啦……”侥幸从洪水下逃出城来的人满脸恐惧，心有余悸地说。
一刹那，沈福天觉得世界的末日降临了。
他和车上的旅客惶惶不安地在奓山镇滞留了半个多月，晚上睡觉，眼睛都半睁半闭着，生怕不远处的汉江堤垸也发生决口，洪水从天而降，将他们也葬身鱼腹。
直到洪水退去后，道奇客车才小心翼翼地开进城去。
映入沈福天眼帘的武汉三镇，到处都是淤泥积水、残壁断垣，仿佛退回到了远古洪荒时代，空气中散发着死尸腐烂的气味，苍蝇在半空中飞来飞去，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一派凄凉惨淡的景象。
沈福天本来想过武昌去中华大学看一个老师的，那个老师曾经在万县中学教过他一年的国文，和他关系比较密切，后来辞了职，在中华大学任教。但眼下的惨剧让他心乱如麻，便在江边码头逗留了几日，直到因洪水推延了航班的“汉申号”客轮重新起航，他才匆匆离开了武汉。
然而，比这场洪水更为直接地影响了沈福天命运的是，当他比预定日期晚了一个月到达上海，找到那位姓虞的教授时，已经过了交通大学招收新生的时间。“招生的名额已满，侬错过机会了。”虞教授拿着万县中学校长给他写的那张推荐信摊了摊手，操着浓厚的上海口音说，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
虞教授显然了解刚刚发生的武汉水灾，对沈福天的错失良机有些同情。“上海好大学好多好多的，你可以考虑上别的大学嘛。”他用建议的口吻说，“有一所江河大学蛮不错的，教授大部分是留洋博士，我的一位同学在那里任教，你如果愿意去，我可以推荐。”
沈福天神色茫然，一时拿不定主意。
“你是从川鄂地区来的，那儿水利资源得天独厚，自古以来也洪灾频繁，昨天我还在《申报》上看到，刚发生的武汉水灾死了十几万人。”虞教授说，“江河大学以水利工程为主，我看对你比较合适……”
沈福天听了，心里一动。
“当然，读什么学校还是你自己做主，如果你坚持要读交大，只能先回家去，等明年再来投考了。”
就是这句话，使沈福天最终做出了去读江河大学的决定，他一生的事业和命运也因而彻底改变了。
起初，沈福天还不知道甄垠年是校董事长的二公子，他更不知道，自己和甄垠年的关系从此将伴随着他们的整个人生，并由此衍生出许许多多是非难辨的怨愆纷争和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
那时候他们都风华正茂，像两列从起点站发出的火车，由原本互不相干的两条铁路行驶一段之后，在一个新的站点交汇在了一起，前面排列着无数道闪闪发亮的铁轨，他们将选择哪一条继续前行呢？
一切都刚刚开始。
刚进校的一段时间，沈福天和甄垠年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彼此之间还抱有某种微妙的成见。
这都很自然。两个人的家庭环境互不相同，性格气质也各有千秋。沈福天平素不大爱说话，显得有点儿内向，一天到晚埋头于学习，除了上课，去食堂和跑图书馆，很少光顾别的场所，更不用说逛马路了。这一点，跟班上那些大多来自于苏杭和上海本地的学生课余时间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经常三五成群地去外滩的十里洋场游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沉默寡言大概也与此有关，因为他的峡江土话在同学们听起来有些难懂；而同学们的江浙方言在他听起来，简直就像外语一样更加难懂了。这种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很长一阵子都让包括甄垠年在内的许多同学，以为他是个孤僻的人。
沈福天的内向、勤奋和谨慎，的确使他显得过于早熟，甚至跟他的年龄有些不相称，为人行事也和班上的那些豪门世家子弟迥然有别。这固然跟他父亲沈厚德从逃荒的流浪儿和峡江上的穷水手，几经沉浮，终于出人头地的发家背景有关，尽管他记事的时候就已经置身在一个颇为阔绰的盐商之家，但父亲身上的那种克勤守拙、励精图治的精神已经深深化入了他的血液。沈福天远非那种孤僻的人，只不过从偏乡僻壤初到繁华的大上海，又刚刚经历过一场父兄罹难、家境几近倾覆的打击，使他暂时有些抑郁罢了。实际上，日后渐渐走向成熟的沈福天，与江大求学时期相比，完全是判若两人了。
甄垠年呢，则是别一种风范。从生活习性到衣着打扮上都全然另一码事，处处显露出那种在大都会熏陶下长大的少爷做派。
小时候，沈如月从父亲的旧相册里看到过一张老照片。那是沈福天和甄垠年离开江大赴美留学之前，在外滩照的一张合影。照片上他们挨得很近，显得十分亲密，但在沈如月看来，两人相貌气质上都相差甚远。沈福天短发方脸，阔额宽鼻，五官和面部轮廓像刀凿出来的一样，十分富有雕塑感；甄垠年个儿几乎比他高出半个头，齐耳长发，身穿一件白色的西装，鼻梁笔挺，眉毛细长，眼睛明亮，看上去有点女性气，他的一只胳膊轻轻搭在沈福天肩头，脸微微上扬着，透露着一股洒脱不拘的桀骜劲儿，虽然说不上玉树临风，却也称得上俊朗英姿了。
但这并不表明甄垠年是那种优越感十足的纨绔子弟。不，在他身上丝毫没有一般世家公子常见的恶劣习气。你从他那双富于女性气的眉毛和眼睛感受得到他内心的敏感和细腻，这一点，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诗人或者艺术家。
那么，甄垠年为什么在外貌上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印象呢？沈如月的结论是：这跟二舅受大舅甄士年和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少年义气，以叛逆和追赶思想新潮为荣耀，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青年热爱爵士乐和朋克，中国青年热衷于造反，以及现在的青年迷恋上网交友、视频聊天和MP3那样，充其量只是一种时尚。当时风卷过，阅历增长，一切都尘埃落定，人的真实性情也就暴露无遗了。
但在当时，沈福天对甄垠年的认识可没有这么清晰。刚进江大的沈福天一门心思地专注于他的水利工程学专业，对于研究人乃至社会的学问毫无兴趣，自然更没有耐心探索这个在他眼中显得有几分纨绔气的同学了。
况且，沈福天隐隐觉得，甄垠年似乎有些瞧不起他，很少主动跟他说话，看人时也总是斜睨着眼，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这使沈福天的自尊心颇受伤害。他性格中本来就有一股乡下人的倔劲儿，索性也不去搭理甄垠年了。这样一来，两个住上下铺的同学在同一间宿舍住了快一个学期，竟没说上几句话。
甄垠年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每天下课之后，他就脱下学生装，换上挺括入时的西装和乌黑锃亮的皮鞋，走出杂乱拥挤的学生宿舍之前还不忘记从口袋里掏出梳子，梳梳本来已经很整齐的头发。至于甄垠年去外面干什么，是逛马路、约会、泡咖啡馆，还是回比峡江岸边的那座沈家老屋也许不知豪华气派多少倍的“甄公馆”？沈福天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他每天的功课还做不过来，哪来的这份闲心呢？
第一个学期已近尾声，期终考试时，沈福天以每门专业课程的满分位居全班第一名的骄人成绩，已经引起老师和班上许多同学刮目相看，他自己也逐渐摆脱刚入校时的抑郁情绪，性格也日渐开朗起来。
不过，让沈福天感到惊异的是，尽管坐在他前排的甄垠年学习总是那么心不在焉，有时还无故旷课，可考试的分数却并不比自己落后多少，每次居然也排在前几名。
他不得不承认，甄垠年是个天资聪颖的人。而甄垠年也对这个总是沉默寡言的同学有点刮目相看了。
但真正拉近两个人距离的，还是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甄垠年就睡在沈福天的上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