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据说，有关部门本来要把甄垠年下放到黄河边上去的，“甄垠年不是顽固反对三门峡工程吗？就让他去那儿亲眼看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吧！”可后来又变卦了，大概考虑三门峡水库正处于建设中，如果把甄垠年下放到那儿，担心他散布反动言论，“动摇军心”吧，便临时做出决定，将他下放到了长江三峡。理由同样很充分：既然甄垠年对国家正在积极筹划的三峡水库也持反对态度，那就让他去那儿接受改造，这样也许会使他尽快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榔树坪是一个只有三百多人口的小镇，位于西陵峡和巫峡的交汇处，距石坨镇不到二十公里。甄垠年被安排到了榔树坪水文站。这对一个水利学家来说，倒还“专业对口”。水文站的上级部门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在长江沿岸各大城市和县城都有派出单位，但政治上还是要归当地党委领导。
水文站坐落在江边的山坡上，距榔树坪镇还有二三里路远。原来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老的，一个少的。老的那一个是站长，因长期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关节炎，不适应峡江地区潮湿阴冷的气候，两条腿都快要瘫痪，前不久调走后，水文站便只剩下那小伙子孤零零一个人了。
小伙子叫严雷，前两年才从宜昌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这儿来的。严雷是共青团员，在学校时就写了入党申请，毕业时，主动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自告奋勇地来到这个荒凉偏僻的小镇工作，显然是为了向党组织表明自己不怕艰苦的决心，到水文站工作后，严雷各方面表现的确不错，榔树坪当地的党组织很快将他确定为新党员的发展对象，并指定老站长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可现在老站长突然调走了，严雷大概担心自己入党的事受到影响，急切地盼望上面尽快调一个人来接替老站长，并且最好是党员。因此，当他接到上级的通知，让他去县城接新调来的人时，心里格外高兴。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接回来的这个甄垠年非但不是党员，还是一个大右派。
严雷心底的失望可想而知。因此，在接甄垠年来榔树坪一路上对他十分冷淡，自始至终连话也懒得跟他讲。甄垠年还以为对方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对自己戒备呢，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并没放在心上，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爱多话的人，在主动搭了两次讪严雷都爱理不理后，他也就知趣地沉默下来了。
榔树坪水文站承担着水位、流量、泥沙、降水、水温等测报任务，负责定期向上级水利部门提供各项水文数据，观测设备十分简陋，除了固态存储雨量计、流速仪和水位计之外，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器具了。水文站的工作既简单又枯燥，每天早上八点和下午四点实测流量两次，抽水样一次，然后就是填写报表，一天的活儿就这么多，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都得去做。
实测流量这项工作说起来简单，干起来却很费劲。每次都要从半山腰下到江边，几百米的石级来回两趟，够累人的。以前老站长患风湿病，这桩活儿都是由严雷做的，但自从甄垠年来以后，就落到他身上了。这倒不是严雷拈轻怕重，他年轻，干活一向不怕吃苦，按理说，应该让年龄比自己大许多的甄垠年待在办公室填填报表，但甄垠年是右派，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劳动改造，上级还明确指示过严雷，他现在是水文站的临时负责人，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督甄垠年进行改造，他岂能在工作上照顾一个右派分子？所以，甄垠年一来，严雷就心安理得地将实测流量这项工作交给他，自己一身轻松地坐起了办公室。
甄垠年对水文测量并不陌生，从前在美国时，曾经对包括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几条河流都进行过流量和泥沙的勘测，回国后，又参加过西南地区水电资源的勘探调查，那时候，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当上一名水文测量工。
刚开始时，严雷还像当初老站长曾经对自己做过的那样，带着甄垠年作实测流量，但很快发现，他对这项工作不仅不生疏，而且称得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了，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意外，便好奇地问：“老甄，你以前干过这个？”甄垠年笑笑，遂简单地对他谈了谈自己的经历。严雷只听说甄垠年是清华大学教授，想不到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人能文能武，竟然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上搞过水文测量，而他只是在学校听老师提到过美国的这条著名河流呢。他不由对这位不卑不亢的右派分子有些刮目相看了。但他心里虽然这么想，嘴里却说：“你这么大的学问，不好好为国家的建设服务，怎么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邪路呢？”一副惋惜的口气。甄垠年听了，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严雷见他这副神情，显得很通情达理地说：“你放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决不会为难你的。”甄垠年听他这么说，也就对这位年轻的上司认真地表态道：“谢谢你，小严同志，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话未说完，便意识到以自己的身份，似乎不宜称对方“同志”，正想改口时，严雷说：“老甄，你以后就叫我小严好了。”甄垠年赶紧点头：“好的，小严。”
尽管水文站只有两个人，但大小是个正儿八经的单位，所以各项规章制度也比较齐全，每天的作息时间、工作安排，包括每周五下午的政治学习等等，都制定得很正规。所谓政治学习，也就是读读报纸。水文站只订了一份省报，其实不用专门学习，每天邮递员把报纸一送来，他们差不多当天就看过了，到了周五，只能选择头版上政策性比较强的新闻报道重新学习一遍。水文站没有党组织，上级党委的文件也不会传达到这儿，除非上级觉得有必要让他们学习，才会专函发下来。每逢这时候，严雷总是捧着那份文件，从头至尾地学习好几遍，完了还用专门的文件夹装订好，装进办公室墙上的文件袋里。
甄垠年是没有资格学习这些文件的，即使每周五的政治学习，他也只是听严雷读报纸，严雷读什么，他就听什么。此外，他还要对自己一周来的思想向严雷作一次汇报。严雷虽然还不是党员，但他是新党员的发展对象，又是水文站的临时负责人，有责任对甄垠年进行监督，何况，严雷每个星期也要到榔树坪镇向当地党委作一次思想汇报，报告甄垠年的改造情况也是他汇报的内容之一。
§§§第二节
半夜里，甄垠年常常会在梦中被江上的汽笛声惊醒。
他的睡眠本来就不好。来这里之前，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曾接连几个通宵都睡不着。现在由于初来乍到，就更睡不着了。他住的这个房间很小，窗户朝着江面，窗户是用塑料薄膜糊的，江上的任何动静都能直接传进来，汽笛声、夜鸟的鸣叫声，狂风大作或大雨滂沱时，沙子和雨点将窗玻璃和塑料薄膜吹打得哐当乱响，仿佛整栋房屋也被撼动了似的。甄垠年躺在床上如同置身在剧烈颠簸的船舱里，似睡非睡时，恍如回到了密西西比河上，他和苏珊一起坐着那个黑人的小木筏子，双脚都让河水浸没了，一阵彻骨的冰凉传遍了全身；或者，他睡在帐篷内，竟然听得见苏珊在另外一个帐篷内睡熟后发出的轻微的鼾声……
最近一段时间，甄垠年常常梦见这样的情景。每次醒来后，脑子里都会出现一段空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一刹那间，他想不起自己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会在这儿？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骤然袭来，使他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拉亮电灯后，这种恐惧才稍微有所减轻。他离开北京时，倒是带了一箱子书，其中就有那部石刻版的《水经注》，还有一本法汉词典。每逢闲暇和睡不着觉时，他都要把这两本书拿出来看。可由于电力供应不足，镇上经常停电，他便用火柴点亮放在床头的煤油灯，没看几页，油灯就被从塑料缝隙钻进来的风吹灭了。没办法，他只得披上衣服，走出屋外，望着江对面黑魆魆的群山和峡江上明明灭灭的航标灯，听着呼呼直叫的山风，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一次，严雷出来解手，猛一看见外面站着个人，吓了一跳，待走到跟前看清是甄垠年后，没好气地咕哝道：“老甄，深更半夜的，你待在外面干啥子嘛，把我都快吓死了！”
严雷解完手回屋时，见甄垠年仍然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走到门口又踅回来，说：“老甄，进屋去睡吧，有什么事情想不开的明天咱们谈谈，不要背思想包袱么。”
甄垠年这次意识到严雷是在替自己担心，犹豫了一下，便跟着他回屋去了。
水文站只有两个人，不便专门请一个炊事员，严雷和甄垠年轮流做饭，每人做一个星期。严雷是秭归人，口味重，喜欢吃辣的咸的，甄垠年恰恰相反，做的菜淡且少油，严雷吃起来自然索然无味。所以，两个人搭伙吃了一段时间，都感到不习惯，便分开各吃各的了。但这样一来，两个男人为了一日三餐，每天都要围着锅灶忙活，张罗柴米油盐，谁也觉得麻烦，却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有时候，甄垠年索性到榔树坪镇上买几袋饼干回来，对付着当饭吃。一次，他在镇上转悠了半天，看能不能买到面包，可这里的人连面包是何物也不知道。时间长了，肚子里无半点油腥，也糙得慌。严雷来榔树坪的时间长，熟人多，实在不想做饭时，他便溜到镇上朋友处蹭上一顿饭，或者邀上两个要好的年轻人，在小餐馆里大大方方地喝一顿，日子过得比甄垠年活泛多了。
后来有一天，严雷去榔树坪向党委领导汇报思想回来，一见到甄垠年就眉飞色舞地说：“老甄，镇上的大食堂马上就要开张了，今后咱们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啦！”
前不久，榔树坪刚刚举行完成立人民公社的隆重庆典，乡公所门口那块“榔树坪乡公所”的招牌换成了“榔树坪人民公社”。严雷和甄垠年也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四乡八村的农民也从各个山洼洼里赶到了镇上，会场上人山人海，乡政府门前和会场四周的大树上，到处悬挂着大幅标语：“人民公社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三面红旗万岁！”“总路线万岁！”庆典结束后，还举行了游行。窄小的街巷里一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家店铺都挂上了小红旗，有的还放起了鞭炮，比赶集和过节还要热闹。人们闹腾了一整天才渐渐散去。回水文站时，严雷还按捺不住兴奋地对甄垠年说：“老甄，咱们的国家发展真快呀，照这样下去，再过几年真要赶上美国了。你要好好改造自己，争取跟上时代的步伐啊！”
过了没几天，他们果真领到了饭票，再不用为吃饭的事操心了。
刚开始吃食堂那几天，严雷高兴得像个小孩子，每天不等到开饭时间，就拿上饭盒，吆喝上甄垠年一起去食堂。按规定他们可以到公社机关食堂和榔树坪小学食堂进餐，论距离，榔树坪小学离水文站不到一里远，一抬腿就到了。可严雷非要舍近求远，拉着甄垠年去公社食堂吃饭。即使在公社食堂进餐的人比小学食堂多一倍还不止，有时为了吃一顿饭要排半个多小时的队，但严雷还是照样乐此不疲。甄垠年很是不解，时间长了，慢慢琢磨出了其中的奥妙：公社食堂的伙食比小学食堂强多了，不仅菜多，油水也多，但严雷喜欢到公社食堂吃饭，显然还不只是这个原因，在食堂吃饭的有不少公社领导，严雷每次打完饭，总是瞅准一张有领导的桌子挤过去，一边吃饭，一边谈笑，那份亲密的气氛，恐怕才是严雷舍近求远的真正原因。当然，甄垠年有自知之明，每逢这种时候，他便端着饭盒一个人悄悄走到一边，或者回到水文站再吃。他一个右派分子怎么能跟公社领导同桌吃饭呢？
平心而论，甄垠年还是喜欢在小学食堂进餐。那儿除了一些教师，大多是孩子们。打饭也用不着排那么久的队。所以过了一些日子，他就和严雷分开，独自到小学食堂进餐了。对这个举动，严雷觉得很不可思议，公社食堂的伙食明明比小学食堂强那么多，用他的话说，甄垠年是“有福也不晓得享”。但甄垠年只是淡淡一笑，也不多做解释。
甄垠年每天去食堂进餐，榔树坪小学的人都对他客客气气，那些老师每次见了他，总是主动跟他打招呼，叫他“甄老师”。水文站和小学紧挨在一起，平时都面熟，虽然他们不一定了解甄垠年的真实身份，但从他的装束和口音，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山里人虽然闭塞，但对外面来的人总是表现得格外恭敬和礼貌。这一点，甄垠年从小学老师们身上深有体会。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每次他们挤在露天食堂排队打饭时，原本像一群麻雀那样叽叽喳喳、互相逗着乐，可一见他拿着饭盒走过去，便突然安静下来，瞪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并且悄悄让出一块地方，让他先打饭。起先，甄垠年有些不好意思，还坚持往后面靠，但谁知孩子们见他谦让，也不约而同地退到了他后面。这个举动，使甄垠年心头一热，真想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们的脸蛋。
久而久之，甄垠年觉得自己对榔树坪小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不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待在水文站，听着从学校方向传来的琅琅读书声，他脑子里也会浮现出老师和孩子们那一张张热情的面孔……
§§§第三节
严雷的政治学习热情越来越高涨，现在除了每周五的读报和学习文件，又增加了下午的讨论时间。
每次讨论之前，严雷总是在报上找到一些内容各异的时事新闻，读完后，再跟甄垠年一起交流各自的体会。“听说许多地方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严雷放下报纸，满脸兴奋地说，“老甄，你谈谈，咱们怎样才能跟上时代步伐，为早日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吧！”
甄垠年正在看一条关于三门峡截流的新闻，没听见严雷的话。严雷蹙了蹙眉头说：“老甄，你在想什么呢？”他这才转过神来，嗯嗯着，“你刚才说什么？”
严雷有些不高兴，用批评的语气说：“老甄，你的态度不要这么消极么。你现在虽然是右派，但上级把你下放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你好好改造，现在国家形势这样好，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点摘掉头上那顶帽子嘛！”
甄垠年习惯地点头道：“是、是，我一定戴罪立功，重新做人。”
严雷的口气这才缓和下来：“那好，你说说咱们水文站怎么作贡献吧，最好也能放一两颗卫星！”
甄垠年思忖了一下，说：“依我看，除了把各种水文数据测报得更准更及时，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搞点别的观测项目，比如土质、地下水和气候的变化测量和预报，这样可以为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农业生产建设提供参考。”
严雷说：“噢，你这个建议不错！可是这需要专门的技术啊。”
“这个不难，我以前就是学这个的。”甄垠年说，“问题是我们缺少必要的观测设备。”
“你懂技术就好办了，设备的事由我来想办法解决。”严雷说，“老甄，你不愧是在美国留过洋的，把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知识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正是你的长处么，只要把这些项目搞起来，你就算立了大功。”
甄垠年说：“戴罪之身，何谈功劳。”
“罪是罪，功是功，两者还是要分清楚的。这是党的政策嘛。”严雷一口一个党，听起来，俨然已经是党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