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的经验告诉他，凡事要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袋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要有知识分子那种清高的习气，尤其不能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千万别忘了工农兵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沈福天发现，许多挨批挨整的同行和同事中，无一不是在这一点上犯了致命的错误。而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工程师，做好工程上的事情还只是第一步，只有在政治上时时刻刻认清大方向，才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工程师”，否则就会栽大跟头。毛主席尚且对党内高级干部再三告诫他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何况他这样一个出生于剥削家庭的旧知识分子呢？以前，沈福天是从不写日记的，自从入党后，他在坚持写工作日志的同时，又增加了些思想日记的习惯。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对待每一次政治运动，绝不可掉以轻心，首先想到的不是把目光盯着别人，而是自己。在别人把目标盯上你之前，先主动地检查反省自己，就像设计每一项水利工程时那样，事先必须把任何可能的威胁和不利因素都在方案里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化被动为主动，防患于未然，防大坝于不倾……”每次运动来临时，他都要翻出日记温习一番，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比他对待自己的工程设计方案还要认真。
这天夜里，沈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左思右想，他决定写一篇思想汇报。他披衣下床，蹑手蹑脚地走进那个小房间，打开台灯，坐到桌边拿出纸笔，在开头写下了“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几个字，可接下来，他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枯坐了好几个时辰，仍然满脑子空白。后来，他索性翻出以前写过的“思想汇报”，除了稍稍改动几个字外，几乎原封不动地抄了一遍。而这时候，窗户外面的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第四节
第二天上午，当沈福天揣着写好的“思想汇报”来到单位时，才发现事情跟自己预先想象的不一样。
地点还是前些日子他曾经来过的那间办公室，但门口的招牌由原来的“××造反司令部”换成了会议通知上落款的“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革委会筹备小组”，坐在里面的人也不是食堂管理员老张，而是早就被隔离审查了的古柏和一个陌生人。
沈福天感到有些意外，正站在门口踌躇不定时，古柏看见了他，立刻站起身，对他招着手说：“沈工，你来了，快请进啊！”
沈福天尽管满腹疑窦，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古柏一边热情地给他搬椅子，一边把沈福天介绍给那位端坐在办公室后面一言未发的年轻人：“他就是沈福天同志，参加过治淮工程和三门峡、十三陵水库的设计，我们院规划的几座大型水库也都是他主持的，毛主席视察十三陵水库时，还当面表扬过他。”他见沈福天一脸茫然，又指着那个年轻人说：“对了，沈工，这位是我院文革筹备小组组长濮一川同志。今后我院的工作就由濮组长全面负责。”
古柏介绍时不加掩饰流露出的奉承语气和表情，使沈福天意识到，在这个办公室里，原来的党委书记古柏现在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这位“濮一川同志”。沈福天下意识地把身体调整了一下角度，正面朝向濮一川，打量着这位面容白皙、看上去文质彬彬、约莫三十多岁的“濮组长”：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干部服，胸前佩戴着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白色衬衫的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矜持和严肃。
濮一川看不出表情的脸这时露出一缕笑意，他向沈福天伸出手来，用不无恭敬的口吻说：“我以前在清华水利系读书时，就听说过沈工的大名。您可是水电战线的大名人啊。”
沈福天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说：“濮组长过奖了，我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好锻炼，继续改造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濮一川摆了摆手说：“沈工太谦虚了，你是我们的红专家，跟那些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不是一路人嘛。”
古柏也在旁边附和道：“一川同志说的是，沈工一向在政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这一点也值得我学习呢。”
难道今天让他来，就是为了表扬自己一番么？他心里正疑惑时，听见濮一川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沈工，您认识甄垠年吧？这个人以前是我的老师，后来成了右派……”
沈福天刚才听濮一川说他以前在清华水利系，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甄垠年，现在冷不丁听到“甄垠年”这三个字，他几乎吓了一跳。
古柏察觉到沈福天有点紧张，便对濮一川说：“甄垠年是沈工的妻兄和同学，1957年反右时，沈工大义灭亲……”但濮一川没等古柏说完，就打断了他：“我当然知道。”他讳莫如深地一笑，对古柏说，“老古，这不就是我们决定让沈工进‘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原因吗？”
直到这会儿，沈福天才明白了他们今天通知自己来开会的真实目的。他摸着口袋里那篇熬夜写的“思想汇报”，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
按照“三结合”的原则，像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这样的科研单位，革委会组成人员除了文革中涌现出的造反派骨干和被解放的老干部，必须有一名“又红又专”的工程技术人员。古柏是整个水利部系统最早解放出来的一批“走资派”。虽然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但以他在延安南泥湾开过荒的“三八式干部”的资历，重新被起用显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沈福天心里清楚，自己之所以被“结合”到新成立的革委会领导班子，肯定与这位跟自己在一个四合院里住了好几年的老领导有关。但他一开始并不领古柏的这个情。当年在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电总处任职时，他就对那些琐碎繁冗的行政事务产生过强烈的厌倦情绪，后来下决心离开水电总处，专心致志搞自己的工程本行，也与他这种轻行政、重专业的认识有关。沈福天没想到，时隔多年后，自己又不得不面临一次选择。
古柏见沈福天似乎有些顾虑，当着濮一川的面劝说道：“沈工，这不是让你离开你的老本行，进了三结合领导班子，你就不再只是主持某一项工程，将来所有的水利工程规划都要你来负责了。”
濮一川也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催生出‘三结合’这样全新的革命干部队伍，还将使中国的水利建设进入一个全面革新的时期，这是摆在革委会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沈工，您难道还有什么顾虑吗？”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起话来像是在念《人民日报》社论和在会上发表演讲，总是那么慷慨激昂。
沈福天没有马上表态。他心里其实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一直像利剑似的悬在他心头的那种恐惧感终于消除了，是啊，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中，他总算没有像许多跟自己经历相似的同行和同事那样，被滚滚洪流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出乎意料地进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在几天以前，他恐怕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至于担忧么，他倒不是像古柏说的怕担更重的责任，古人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沈福天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他处世一向谨慎，也不是那种权力欲旺盛、专门吃政治饭的人，不习惯人把自己跟他人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可现在，院里的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大都处于被打倒的境地，惟有自己不仅毫发未损，反而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不等于让他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的么？因此，他心里增添了另一种不安。不过，这种隐忧旋即被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取代了。不知怎的，他想起岳父甄超然在“临终遗言”中提到的孙中山先生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还有儿子秋池那一串带着哭泣的诘问，不禁冒出一个念头：自己现在不正是顺应了革命潮流吗？
他甚至想，如果这个转机早一点儿来临，儿子说不定不会自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