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水利普查前后花了半年多时间。当各支小分队陆陆续续返回北京时，已经是1969年的元旦了。沈福天一回到单位，就开始着手整理普查报告，并准备在此基础上起草《全国农业水利基本建设规划方案》。濮一川传达了水利部革委会的指示，反复强调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求务必在九大召开之前拿出《方案》的征求意见稿。过了两天，濮一川和沈福天便马不停蹄地带领由老中青组成的“攻关小组”，住进了离市区较远的玉泉山招待所，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整整两个月，沈福天只回过一次家，连春节也没好好在家里过。
沈福天从玉泉山招待所回到家，元宵节都过去好几天了。忙了大半年，他获得了整整一个月的长假。他终于能够好好地在家里待一阵子了。
甄可昕对此似乎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喜悦，不仅对丈夫工作上的事情只字不问，连话也难得跟他讲几句，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最初几天，沈福天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变着法儿讨好她也无济于事。儿子秋池出事这么长时间了，按理说甄可昕应该恢复过来了，但她现在这副样子，让人看不到丝毫好转的迹象。这使沈福天原本轻松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家里的气氛显得有几分沉闷。惟一可以让这种沉闷气氛活跃起来的是他们的女儿如月。可现在，如月却为一桩大事和妈妈发生了冲突，关系很紧张。这就使这个本来潜伏着不安定因素的三口之家变得更加微妙了。
这段时间，如月正面临着是下乡还是留城的选择。自从去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一批批初中和高中学生告别父母，打起背包，纷纷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到边远农村去插队落户。这些自以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青年，原本满怀着“放眼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但现在毛主席告诉他们，必须到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意味着他们将由革命舞台上的主角，一下子被抛到了无足轻重的边缘，变成了工农大众的一员。不少人心里的失落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中坚分子，更是有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但领袖谆谆告诫他们：“要做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做好群众的学生。”这使他们将目光投放到未来，心中的革命激情又被重新点燃，仿佛改造中国社会的神圣使命仍然在前面等待着他们，一度迷惘和沮丧的情绪再一次振作起来。因此，像几年前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一样，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同样以青春的热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就连如月这些文革中的“逍遥派”也不例外。眼看着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有的去了北大荒，有的去了天山脚下，有的去了更远的大西南，原本因哥哥自杀后一直心情低落的如月，也忍不住跃跃欲试起来。她倒不是觉得自己肩负着革命的重托，革命需要那种舍生取义的铁血丹心，她从来就不具备这一点。她只是不甘心被时代的洪流冲没和遗忘，变成一个像小说里经常见到的那种“多余的人”。如月忍不住想起哥哥沈秋池，如果他不自杀，肯定会仍然一马当先地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列，可惜他没有坚持下来。她甚至觉得，哥哥也许称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那些革命小说告诉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需要旺盛的革命热情，还需要具备那种忍辱负重、虽九死一生仍一往无前的精神，可哥哥连一点屈辱也受不了，就轻易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乃至生命，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如月为哥哥感到无比的惋惜和伤感。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她萌发了报名插队落户的念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这样做，是想沿着哥哥没有走完的道路走下去吧。其实，这仍然不是一种“革命的冲动”，只是出于对哥哥的缅怀和纪念而已。对如月来说，也许没有别的方式来愈合自己心底由于哥哥自杀留下的伤痛了。
然而，甄可昕说什么也不同意女儿去农村插队。母女俩为此闹得很僵，两个人甚至几天不说话。如月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赌气躲在小房间里连饭也不出来吃，甄可昕把女儿没办法，只好在一边伤心地落泪，同时一天到晚守在门口，像防贼似的提防如月趁她不备溜出去报名。
就在这时候，沈福天从玉泉山招待所回来了。他的回家，使僵持不下、正处于冷战状态的母女俩，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希望。甄可昕希望沈福天帮助她劝阻女儿放弃插队的想法，长期以来，沈福天很少有时间过问家庭和孩子的事情，现在，无论如何应该尽尽做父亲的义务了吧？如月呢，同样也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她觉得爸爸不像妈妈那样，除了家庭琐事，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爸爸的政治觉悟一向很高，理应支持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锻炼。这样一来，沈福天刚一回家，就身不由己地处在了母女矛盾的漩涡之中。
沈福天感到左右为难。其实，以他目前的身份，倒是愿意支持女儿去农村插队的。他心里明白，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也许并不仅仅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锻炼，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在这些政治口号背后，实际上还包含着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重建社会秩序，巩固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一种战略需要，它改变的绝非只是如月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和命运，对中国的未来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以沈福天的阅历和政治悟性，当然不会这么快就参透伟大领袖的深谋远虑。这些都是闲聊时古柏跟他讲的。古柏有两个儿子，去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就一个不留地将他们送到农村去了。“主席的号召是英明的。这些年轻人有些被惯坏了，瞧他们在运动中那副不知天高地厚，争先恐后抢班夺权的劲儿，应该让他们去吃点苦……”古柏说。沈福天听说，古柏被打倒那会儿，两个儿子都参加批斗他了，大儿子还当众扇过他一耳光，并宣布和他这个“走资派”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他们如果不走上山下乡这条路，待在城市里别说什么前途理想，就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难得找到呢！”古柏抽着烟，在他若有所思的表情后面，似乎隐藏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苦涩。
沈福天跟古柏相交多年，熟知这位“三八式老干部”沉稳却不乏机敏的性格。自从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跟他相处这段时间以来，沈福天觉得从古柏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当他在家里思忖着如何化解妻子和女儿之间的矛盾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古柏漫不经心说出的那番话，仔细品味着里面隐藏的含义。他差点儿头脑一发热，就站到女儿那边去了。可是，当他一看到妻子甄可昕那副幽怨寡欢的神情，心里便咯噔一响，重新犹豫起来。说实话，他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从妻子脸上看到从前那种温婉贤淑的笑容了。可昕性情上的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儿子秋池出事才开始的吗？他说不清楚。这以前，可昕虽然也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可至少对他的工作和事业是支持的，这么多年来，她默默地操持着这个家庭，从来没有半句怨言，但自从她的哥哥甄垠年被打成右派后，沈福天就隐隐感觉到，可昕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和热情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就连他们夫妻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相濡以沫的默契和亲昵，仿佛也一并消失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为此感到惶惑不安，想找到什么补救的办法，来弥合两人日益增加的缝隙和隔膜，可由于常年出差在外，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跟可昕之间的距离日益疏远，却无计可施，心里充满了无奈和伤感。而现在，沈福天忽然发现，在自己面前，摆着一个修复他和妻子之间感情的绝佳机会。他深知可昕为什么反对女儿去农村插队。可昕已经不明不白地失去了一个儿子，如果又让惟一的孩子从身边离开，岂不等于剥夺了她心里的最后一点寄托和慰藉么？可如月这孩子毕竟太小了，丝毫不理解妈妈的这份心思。自己在这种时候如果再把女儿放走，无异于在可昕心上撒下一把盐。他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沈福天打定了主意，决心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帮妻子一把了。
沈福天的态度，的确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这件事的走向。如月原本就是怀着一股盲目的任性，闹着要去插队的，但现在，爸爸旗帜鲜明地站到妈妈一边，反对她去农村。面对着父母突然结成的统一战线，势单力薄的如月终于乖乖地败下阵来，结束了她和妈妈之间这场持续了好几天的冷战……
然而，沈福天没有料到的是，家里的日子好不容易过得融洽一些，他自己又一次面临着和妻子女儿分开的头疼问题了。不过，这次不是去水利工地，而是要去“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