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爽还让甄垠年看了一份受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除了宋庆龄、黄培炎、沈钧儒和柳亚子等人，父亲甄超然的名字也列在其中。“据可靠情报，鉴于眼下国民党正在加紧对这些民主人士实行软硬兼施，甚至不排除采取极端措施。为了绝对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我党将动员他们尽快秘密离开上海，乘船抵达北平。毛主席还专门给宋庆龄先生写了一封信，我们已经派专人送到了宋先生的手中……”
“那么，你找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呢？”甄垠年迟疑地说。
倪爽说：“你是甄老的公子，如果能帮助我们劝说他和其他民主人士尽快北上，当然感激不尽喽！”
甄垠年有些为难地说：“军统和中统的人都来找过我父亲，他已决定不去台湾，但要去北平，恐怕他也很难从命，他说他要留在上海，哪儿也不去的。”
倪爽说：“对于甄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立场，我们早就了解。但他早年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四·一二”政变后才同国民党分道扬镳，抗战时期一直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还为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过大量被服，抗战结束后，又坚决倡导和平建国，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还挨过军警特务的殴打，这说明他是支持和拥护我党的政治主张的。更何况，你大哥甄士年还是我党干部，被国民党杀害了。”
倪爽的话言之有据，让甄垠年觉得难以反驳。这使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在演讲台上那个能言善辩的同济女生。但他听见倪爽一口一个“我党”，心里总觉得有些失落，就说：“我试试看吧。不过，我可不是为了贵党，只是因为你……”他咽下了后半截话。
但这也足以让倪爽明白了他的心思。沉默了一会儿，倪爽说：“我们出去走走吧。”两个人便起身走出了客厅。
院子内一片静谧，院墙上爬满了常青藤，几只蝴蝶悠闲地在上面飞来飞去，紧傍院墙长着一排高大的玉兰树，使整个院子浓荫覆盖、凉爽宜人。公馆后面是一个大约有两个网球场那么大的草坪，一群麻雀正在草坪上跳跃，一边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见他们走过去，突然安静下来，然后一下子飞走了。
“我在报纸上听说了你在武汉被军警打伤的消息，还真有点替你担心。”倪爽一边走一边说，“可也为你感到高兴。”
“高兴？”甄垠年没明白她的意思。
倪爽笑道：“你终于站到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队列里来了呀！”
甄垠年瞟了她一眼，说：“倪爽，你总是每句话都离不开贵党的统战工作，难道除了这些，你心里就从来不想一点个人的事情么？”
“你说的个人事情指什么呢？”倪爽似乎明知故问地反问了一句。
“比如十几年后重返上海，你心里有何感触？”
“感触当然有的。”倪爽说，“长期被国民党统治的上海终于要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了，真是让人感慨万分啊。”
甄垠年耸了耸肩，苦笑道：“看来，共产党真把你们这些人都训练成特殊材料了。”
倪爽撩了下飘到额头的鬓发，斜睨着他：“你呀，还是个书呆子……”
这句略微带点嗔怪的话，倒让甄垠年心里一动，可当他偏过头去看倪爽，对方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草坪。草坪中央，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了两只花喜鹊，正翘着小小的脑袋，大胆地朝他俩张望着……
§§§第四节
说起来，甄垠年和倪爽最初的相识，还跟沈福天有些关系。有一次，江河大学与同济大学学生会联合举办了一次演讲比赛。演讲比赛采取双方学生各选择一个主题捉对辩论的形式，由两校教授组成的评委会评议后，遴选出一二三名。跟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靡一时的大专辩论会差不多。
沈福天其实并不擅长演讲，可由于他是校学生会学习部长，便身不由己地被拉进了演讲者的行列。沈福天选择的演讲主题是“实业救国论”。为了这次演讲，他还从图书馆借来那本以前看过好几遍的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又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
同沈福天“捉对”辩论的是一位女生，名叫倪爽，是同济大学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演讲比赛开始之前，组委会将双方的演讲提纲进行了交换，以便双方“知己知彼”，确定各自的辩论要点。沈福天的论题是正面阐述和肯定“实业救国”的意义，对方则是指陈和批评“实业救国”的局限，双方的立论都可谓逻辑严密，旗帜鲜明，若要找出对方的漏洞，着实不太容易。
同济大学是国内名校，其学生的素质和水平自然不可小觑，何况他的对手还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为了准备演讲稿，沈福天整整忙碌了两天，临了还不放心，请好友甄垠年帮忙把演讲稿加工润色了一遍。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没有把握，他的口才本来就不大好，再加上那口浓重的峡江口音，国语讲得一直很生硬，极有可能影响演讲效果。为了操练好国语，他又请甄垠年专门给自己作指导。演讲开始时，他还将对这次活动毫无兴趣的甄垠年生拉硬扯地拽了去。“你就坐在座位上，给我助助阵嘛！”他几乎是央求地对满脸不情愿的甄垠年说。
演讲比赛是在同济大学体育馆举行的。为了替本校的同学助威，江大去了不少学生，连校长吴园圃和同济大学的校长也出现在了体育馆看台的贵宾席上，足可看出两校对这次活动的支持程度。
沈福天是第三名出场的。当他走上讲台，看到站在对面那位同济大学学生会文艺部长倪爽时，眼睛不禁亮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这样漂亮，让平素很少留心女生容貌的沈福天头脑一阵发懵。那天，倪爽上身穿着一件阴丹士林对襟衬衫，胸前系着一个蝴蝶结，下身穿一件浅蓝色百褶裙，留着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两眼含黛，面如满月，两腿并拢地站在讲台上，亭亭玉立，宛若出水芙蓉，给人一种端庄清爽的印象。
沈福天走神了片刻，很快就收回目光，集中精力，进入了演讲比赛的角色。他首先阐述自己的中心论题，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庚子赔款，从北洋水师到中日战争全面战败，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九·一八事变，层层论述，最后落实到中国之所以一再遭受丧权辱国的败局，在于科学落后、经济衰微，归根结底需要大力发展民族实业，只有大力发展实业，才能挽大厦于即倒，救中国于将亡！
倪爽则将中国长期落后、屡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原因，归结到从清朝到北洋政府和现在的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昏聩无能，致使国人愚昧、民心涣散，若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实，必须发动一场以提高国民素质、革除腐朽专制的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革命，方能真正实现解放民众、复兴中华的伟大使命。最后，倪爽微微扬起白皙的脸庞，撩了下额前一绺发丝，将目光转向看台席上的观众，提高声调，用清脆的嗓音说：
“老师们，学友们！请想一想，‘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如果不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将军发布‘不抵抗’的电令，日本侵略者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东北全境，使广大东北同胞沦入敌人的铁蹄吗？现在，日寇又磨刀霍霍，在察热京加紧扶持傀儡政府，制造‘独立’闹剧，华北业已成为第二个东北，泱泱中华眼看就要灭亡。设若不是政府当局的软弱无能，这一切如何能发生呢？所以，老师们，学友们，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四万万同胞不再受强虏欺凌，不能建设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和能够凝聚起民心的政府，光靠发展实业，是断断难以实现的啊！”
倪爽演讲到这儿，忽然捂住自己的脸，站在讲台上泣不成声，仿佛忘记了是在演讲比赛。
沈福天一时也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体育馆内鸦雀无声。过了足足一分钟，才从看台上某个地方响起单一的鼓掌声，接着，掌声便像下雨似的，在整个体育馆内响成一片了。
沈福天犹豫了片刻，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他向最先发出掌声的那个地方瞥了一眼，看见甄垠年从座位上站起身，高举着双手，还在用力鼓掌，他眼睛发亮，目不转睛地望着讲台，表情一改刚才的心不在焉，显得格外兴奋。沈福天当然知道，他那目光绝非看自己，而是落在他对面的倪爽身上的。
演讲比赛的最终结果是：沈福天和倪爽同时获得了第一名。江大校长吴园圃和同济大学校长亲自给他们俩颁发了奖证。当吴校长把奖证递到沈福天手中时，还特意和他握了握手。
吴园圃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沈福天，说：“沈同学，你演讲得不错嘛！”
沈福天因为倪爽颇具感染力的演讲，一度有点儿失落的情绪，又变得喜悦起来了。但沈福天怎么也没有料到，甄垠年在观看那次演讲比赛中堕入了情网。
他爱上同济大学的那个文艺部长倪爽了。
当甄垠年坐在看台上，看到倪爽像一株出水芙蓉站立在讲台上，充满激情地慷慨陈词，将水的柔和与火的热烈融于一身时，他便被深深吸引住了。所以他才那么忘乎所以地给倪爽鼓掌，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来为沈福天“助威”的。一刹那间，他甚至想到了哥哥甄士年。哥哥在发表演讲时会不会也具有这样卓尔不群的风采呢？可当这样的风采在一个漂亮女生身上焕发出来时，该是一种怎样动人的气质！
其实，最近一段日子，甄垠年的心情一直很低沉。上个周末，父亲甄超然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
父子俩是在离江大不远的一家扬州菜馆见的面。
包房内除了他们俩没别的人。整个场面一点也不像父子见面，倒有点像电影里地下党的秘密接头。甄超然正在看一份报纸，见甄垠年走进去，微微侧过脸来，抬了抬手，示意他坐下。
甄垠年坐下后，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气氛竟显得有些尴尬。自从父亲不容分说地安排他进了江河大学之后，他们父子俩单独在一起时总是这个样子。有时候，连甄垠年自己也有些惶惑，试图找回从前与父亲之间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却总好像被一道无形的墙壁挡住了。在甄垠年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其实是颇为慈爱甚至随和的，每次从外面回到家里，不管公务多繁忙，都要抽出时间来逗他玩一会儿，如果出国或远行归来，还会给他和哥哥带一点小礼物什么的。那时他在父亲面前的确是无拘无束，甚至是很有些调皮的。他至今还记得3岁那年父亲领着他和哥哥游南京秦淮河、逛夫子庙的情景。那次他们从秦淮河划完船，在夫子庙，父亲将小贩卖的最后一串棉花糖买下来给他们，可为了这串棉花糖，他和哥哥差点儿打起来，一串棉花糖有五个，兄弟俩为了多要一个争抢得难解难分，后来还是父亲充当裁判官，说服哥哥，将三个棉花糖给了他，“你比弟弟大，理应让着他。”父亲的分配理由无懈可击，使哥哥无话可说。可惜，类似的情形后来就渐渐少下来，直到父子之间说话的机会都难得有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父亲娶了二夫人，生了妹妹可昕之后，还是因为他渐渐长大的缘故呢？甄垠年说不上来。
此刻，甄超然放下报纸，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件用纸包着的东西，递给甄垠年，说：“这是可昕给你的。”
甄垠年接过来，打开一看，见是一块精致漂亮的手帕，上面绣着一丛修竹，十分雅致，典型的苏州工艺。他知道妹妹从小受她母亲的影响，一直喜欢刺绣。“是小妹自己绣的么？”他拿在手中欣赏着，随口问道。
“你应该多回家看看可昕的。”父亲没回答他的话，瞟了他一眼，“我很忙，很少在家里待，她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父亲的语气明显带着几分责备。甄垠年支吾着，再次沉默下来了。
这时，甄超然轻轻咳嗽一声，眉头也微微皱起来，似乎要说起另外的话题了。这使甄垠年意识到，父亲此次特意把自己叫过来，也许不单是跟他聊聊家常，而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甄垠年悄悄打量了父亲一眼，发现他的表情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会是什么事情呢？他心里不由有几分紧张。
果然，父亲沉吟了一下，嗓音低沉地说：“你哥哥他……死了。”
这是甄垠年和哥哥甄士年中断联系几年之后，第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他的脑子嗡嗡一阵乱响。
“我前几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父亲说，“士年两年前就死了。他是在湘鄂西红区，被国军打死的……”
甄垠年觉得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似乎要从他脸上找出疑问来，但除了父亲额头上突然出现的几道皱纹，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的眼里渐渐涌出了泪水。
甄士年去法国以后，起初还跟甄垠年通过几次信。每次信中都是向他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道理，勉励他除了学好功课，还要多关心民众疾苦和时局变化，放眼全世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之前途放在一起”，字里行间散发出慷慨激昂的战斗情绪。这都让处于孤单寂寞中的甄垠年感到说不出来的兴奋，越发增加了对哥哥的羡慕和钦佩之情。在他心目中，甄士年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日益高大、清晰，尤其是他在父亲的严厉管束下毫不妥协，从家里毅然出走的勇敢行为，像《家》里的那个觉慧，多么令他心向往之！然而，自己后来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所走的道路，又使他觉得自己跟哥哥相隔越来越远，这也正是他很长一段时间变得忧郁、迷惘的原因。
有一次，甄士年在给甄垠年的信中夹了张照片：他一身劳工装束，站在一个高地上，脸孔比以前清瘦，也黑了许多。外套搭在肩膀上，一只手叉着腰，头微微上扬，望着远方，双目炯炯有神，显得坚定而成熟。甄士年在信里特意注明，这张照片是他在巴黎郊区的蒙马特高地照的，身后那座庄严巍峨的拱顶建筑叫圣心教堂，从那儿可以俯瞰巴黎全景。
甄士年还在信里告诉他，蒙马特高地是个很著名的地方，不仅产生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和巴黎公社的策源地之一。他就在蒙马特高地的一家工厂一边做工，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
也许是为了保密，这是甄士年在信中惟一一次对他谈到自己在法国的生活情况。过了不久，他和甄垠年的通信就中断了。在最后一封信的末尾，他只简短地写了一句话：“我要去俄国了！”
从那以后，他们之间就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
甄垠年怎么也没想到，哥哥早已回到国内参加了红军，而得到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消息，竟是他的死讯，而且整整迟到了两年。
关于甄士年的死，甄超然和甄垠年父子也仅仅知道那么一点简短的消息，除此之外一无所知。那几年，报纸上几乎天天可以见到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新闻和捷报，一会儿是江西，一会儿是福建，一会儿是湘鄂西或鄂豫皖，给人的印象到处都有红军在活动。可当他们了解到有关甄士年死亡的具体过程和原因时，已经是多年以后了……
而现在，甄垠年因为哥哥的死讯一直变得有些抑郁和暗淡的心情，因为倪爽的出现，仿佛置身在一道灿烂的阳光中那样，突然之间明朗起来。接连几天，他都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如喝醉了酒一般。他又恢复了晚上躺在被窝里看书的习惯，但不是看以前那种严肃的书籍，而是一些关于爱情的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有《现代》杂志上刊登的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