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甄垠年便给倪爽悄悄写了一封信。这第一封信的内容比较含蓄，主要谈自己观看倪爽演讲的感受，当然免不了一番夸赞和溢美——大凡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沉醉于爱情时都有的小小伎俩。他在信封里夹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还抄录了一首小诗：
在我们未生之前，
天上的星星，海里的水
都抱着千里万年的心
在那儿等待你。
如今一个丰饶的世界
在我的面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把它们等待你的心
整整递给了我。
小诗题为《等待》，是诗人冯至写于1930年的作品，算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甄垠年的心迹。
信寄出之后，甄垠年开始了急切的等待。
一天，两天，三天，每天都处在一种望眼欲穿的等待中，还每天上完课之后就往学校收发室跑，当然总是空手而归。
同济大学位于四平路，离江河大学并不远，乘电车只有五站路，坐黄包车半个多小时，步行呢，也就一个来小时。有时候，甄垠年真想到同济大学径直去找倪爽，可最终还是按捺住了这种冒失的冲动。于是，等不及回信，便开始写第二封，第三封，信一次比一次写得长，也一次比一次热烈，照例在信后附上一首诗，不是徐志摩的，就是戴望舒、何其芳的，凡在当时文坛上有些名气的诗人的诗，几乎都被抄过了一遍。有时，他还模仿某位诗人的风格，自己写上一首，可临了却自觉水平不如诗人们，没敢发出去。
一直得不到回音，甄垠年便坐卧不安，仿佛丢了魂一般，做什么都集中不了精力。沈福天察觉到了他的反常神态，却不知就里。那时他还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甄垠年不时在他面前提起那场过去了的演讲比赛，提起倪爽的名字，他才恍然大悟。
“那场比赛的确很精彩……特别是同济那位……倪爽，嗯，她演讲得真出色！”每次都是这种故作漫不经心的口吻。
“这么说，你是同意她的观点了？”沈福天还一本正经地反问，“你父亲不是经常也主张实业救国么？”
“这个，当然……我只是说她的演讲口才、风采……”他躲躲闪闪，支吾其词。
沈福天这才认真打量他一眼，意识到甄垠年是爱上倪爽了。发现这一点后，他很有些不是滋味儿。自从那次同台演讲比赛之后，沈福天脑子里也始终萦绕着倪爽的影子。倪爽的一颦一笑都像拉洋片似的在他脑子里反复出现，让他回味无穷，有时候在课堂上也会走神。他不晓得自己这是怎么了。但现在，当他看到甄垠年跟自己谈论倪爽是那副痴迷的表情，终于恍然明白，他其实也在悄悄喜欢着倪爽呢！
“福天，你还没有爱过一个女孩子吧？”甄垠年双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兴奋地说，“你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你和她两个人，就像亚当和夏娃那样！这样吧，我念一首诗给你听听，你就知道了。”甄垠年说着，在他面前站定，清清喉咙，把那首《等待》朗诵了一遍。当他念到那段“如今一个丰饶的世界在我的面前，天上的星，海里的水把它们等待你的心整整递给了我”时，双手高高举起来，仿佛要拥抱什么似的，眼睛也微微闭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双目炯炯地看着沈福天，“我此刻才理解，普希金为什么为了爱情决斗而死。现在如果有人因为倪爽要跟我决斗，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枪来，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你相信吗？”
沈福天面对着甄垠年那双像一团火燃烧着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避开了对方的目光。他暗自惊讶不已。难道爱一个异性真的能够让人达到这种不顾一切的地步么？如果真的是这样，自己是否会跟甄垠年“决斗”呢？而如果不，是否证明他并不像甄垠年那样爱倪爽呢？沈福天感到有些困惑，进而怀疑起自己了。
“福天，你相信我会为了倪爽敢于跟人决斗吗？”甄垠年还在咄咄逼人地追问。
“这个……”沈福天嗫嚅道，“可是，你跟谁去决斗呢？”
沈福天这么一说，让甄垠年清醒过来。“是啊，我跟谁决斗呢，难道跟你吗？可你除了学习，对女孩子毫无兴趣，更不用说为爱情去决斗了。”他瞥了沈福天一眼，似乎有点儿遗憾。
沈福天说：“我当然不会。除非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不会为了爱情去献身的。”当他说这句话时，心里实际上已经否认自己对倪爽的那份感觉了。
“你根本不懂得爱情。”甄垠年说完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那段时间，随着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社会各界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上海各高校的抗日宣传活动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江大与同济也准备联合组织一个演出队，到街头去宣传抗日。甄垠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倪爽是同济学生会文艺部长，肯定会去的。于是，过去从不参加学校任何文艺活动的他一反常态地积极报名参加了。
演出队的节目是各校提前排练好了的。江大出的节目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他在剧中扮演的是那个欺负同胞的军官，尽管排练时还请了上海华美剧社一位演员来指导，但由于甄垠年第一次演戏，毫无表演经验，加上气质跟角色相差很大，演出时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相比之下，同济的节目精彩多了，他们表演的是男女声二重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尤其是倪爽演唱的女声，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像她在演讲比赛上那样，赢得了街头市民的阵阵掌声。
好在甄垠年原本另有所图，并不觉得怎么沮丧。演出间隙休息时，他终于找到了单独和倪爽说话的机会。
是倪爽主动找他说话的。
“甄同学，你的台词其实念得不错，只不过有点儿紧张，要是放松一些就好了。”她走过来，用安慰和鼓励的语气说，显得那么落落大方，好像甄垠年从没给她写过信似的。
但甄垠年没接她的话茬，而是单刀直入道：“你收到我给你写的信了么？”说完，目光直愣愣地盯着她。
穿着演出服的倪爽同上次演讲比赛时相比，于柔美之中增添了一股敏捷和英姿。她莞尔一笑：“噢，收到了。这一阵学校的活动太忙，我连做功课都顾不过来，所以没给你回信。”说着，瞟了他一眼，“再说，你的文采那么好，我可写不过你呀！”
后面那一句半真半假、似嗔似讥，让甄垠年不辨其意。他还想追问下去，对方却丢下一句：“看你的信，还以为你是学国文的呢！”就掉转身，张罗下一场的演出去了。
把甄垠年撂在那儿，不知所措。
后来，当沈如月以晚辈的身份，探究这段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两个年轻大学生之间的恋情时，还忍不住对二舅唐突和浪漫得有些离谱的举动感到惊讶。她想不到二舅原来这么多情，这么容易冲动，在对一个陌生女孩子毫不了解的情形下，仅凭着一点瞬间印象，便不知深浅，冒冒失失地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与她这一代人在爱情问题上总那么谨小慎微和老谋深算相比，既显得可笑，又有几分天真可爱。
其实，二舅这一辈子经历的那么多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又何尝不与他这种性格有关呢？
和二舅这种天真的性格相比，父亲沈福天就显得理智多了；即便在许多年之后，他们之间性情上的差异仍然那么一目了然。
但那时候，二舅对此浑然不觉，他像一个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新兵，刚上前线，在尚未摸清对方阵势的情形下，就冲出战壕，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的视线和射程之内了。
他对倪爽当时的所思所想乃至基本情况一无所知。
连很少当着如月议论二舅的父亲，有一次也说，“你二舅太爱冲动了，不仅在感情问题上，对许多事情都这样……”
父亲的话明显是别有所指的。沈如月没有吱声。
倪爽面对这场由一封封文采斐然的书信引发的爱情攻势，起初也真有点儿发蒙，但很快就冷静下来了，这正是她在演出队见到甄垠年时，能够那样主动坦然地面对他的缘故。
那时候，倪爽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上海秘密学联组织的成员，她不可能被一个突然冒出来的追求者乱了方寸。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一旦成为党的一员，你的一切包括个人感情生活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变成整个党的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任何事情包括最隐秘的私生活都不容许自作主张。
尽管如此，倪爽对于在她生活中富于戏剧性出现的甄垠年，还是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甄垠年的英俊、浪漫，以及那一股股江河般激情荡漾的感情表白，使像甄垠年一样处于豆蔻年华的倪爽，不能不怦然心动。
倪爽十八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她的父亲倪长虹是武汉人，中共早期工运领导人之一，组织过京汉铁路大罢工，后来又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来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直到1930年，随着其他几名中共要人秘密回国，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动身之前，因考虑路途上可能出现难以预测的危险，倪长虹决定将女儿委托给地下党组织，留在了上海。就是在那次险象环生的旅途中，倪爽的母亲因掉队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不久便遭枪杀了。那一年，倪爽才13岁。
这种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使倪爽刚满20岁，就显示出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着、冷静和地下工作经验。
但现在，倪爽平生第一次遇到了难以委决的难题。
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把这件事情向组织汇报。汇报的结果是：组织上专门派一位领导跟她谈了次话。
领导说：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甄垠年是上海知名实业家和教育家甄超然的二儿子，甄超然过去曾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四·一二”事变后，逐渐从社会活动中退出，致力于兴办实业和教育，对政治事务表现出一种消极回避的态度，个人立场也颇为暧昧，既不亲近国民党，也不信任共产党，属于民族实业家中的“中间派”。但甄超然的大儿子甄士年（即甄直）是我党干部，两年前在湘鄂西被敌人杀害。因此，领导指示倪爽，不妨进一步接触甄垠年，一方面看能否通过他团结其父甄超然，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机会，在江河大学吸收和发展包括甄垠年本人在内的进步学生。当然，这一切必须在保证不暴露倪爽身份的前提之下进行……
于是，获得组织允许的倪爽，开始了与甄垠年的“接触”。
而这都是在约会的名义下进行的。
对于这一切，甄垠年当然懵懂不知。他只是将倪爽之所以同意和自己约会，看做是他的爱情攻势终于获得了重大突破，感到一种攻城略地的胜利和欣喜。他完全沉浸到恋爱的快乐中去了。
一开始，他们的约会地点只是在双方各自的校园内。如果上一次是在同济，下一次便在江大，约会时间和地点都是由倪爽决定的。恋爱中男女，牢牢占据主动权的都是被追求的那一方，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爱情剧中永远不可更改的权力等级关系。
渐渐地，约会地点就扩展到校园外面去了，从马路到公园，再到电影院和戏院，有时候，甚至还到咖啡馆和酒吧这类情侣最爱去的场所。当然，去这类场所都是甄垠年建议的。这符合他的一贯生活趣味和习惯。
约会过程中包含的恋爱成分越来越浓，如同煮咖啡那样，是由淡到浓、不知不觉地，连倪爽自己也觉得，和甄垠年在一起，已经不是刚开始时那种经过组织的“允许”，甚至安排，而似乎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约会了。
这显然是她未曾预料到的。
甄垠年身上的确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倪爽说不清自己是否喜欢，但她现在隐隐产生了去探寻，去进一步走近的愿望。
在职业革命家庭长大的倪爽，还没有过恋爱的经验，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但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后，感到一阵脸热心跳。
倪爽的心思渐渐集中到甄垠年身上，开始认认真真地琢磨这个人，而以前，她总是有点心猿意马的。
的确，甄垠年身上有不少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少爷习气，比如每天出门总是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还飘散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儿，一闻就知道他经常用那种高级的洗发精。再比如他喜欢去十年洋场的咖啡馆、酒吧，看戏看电影等等，兴趣嗜好，无不显露出浓厚的小知识分子情调，而这一切，与倪爽从小熟悉的职业革命家庭的生活格格不入。起初，她几乎出于本能地感到有些厌恶，但有什么办法呢，跟甄垠年“接触”，也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工作呀！但渐渐地，倪爽觉得他的这些生活爱好并不是什么“少爷习气”，而是一种令人惬意的优雅和浪漫。
对于自己心里发生的这种微妙认识，倪爽感到有些吃惊。她暗暗警告自己，千万不要在思想意识上犯错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尽管她在理智上这样不断提醒自己，可每当和甄垠年在一起时，心底的那份警觉便不知不觉忘记了。她不再那么抵触，跟甄垠年去那些“高级”场所时，也不再感到很别扭，渐渐有些习惯了。倪爽一点不知道，这是她作为一个少女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跟她的阶级意识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可是，一旦两个人分开之后，独自待着，慢慢回味和思考起来时，她觉得甄垠年的形象那么模糊、闪烁，让她有点儿难以捉摸。她隐约感到，甄垠年的内心世界是飘忽不定的，跟他的外表似乎很难联系起来，甚至跟他的资本家父亲和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哥哥甄直也联系不起来。倪爽并没有见过甄超然和甄直本人，她总是忍不住凭借想象将甄垠年同他们进行比较，他们之间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但总是找不到让她满意的答案。有时，为了找到她想要的答案，倪爽有意把话题引向甄垠年的家庭，她的父亲和哥哥，以及对时局的看法，但甄垠年似乎很不愿意谈论这一切，常常不经意地把话题岔开去。似乎除了谈情说爱，沉浸在他自己一手营造的恋爱乌托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这使倪爽觉得，甄垠年像当时上海的许多小知识分子那样，是一个游离于时代风云和现实生活之外的个人主义者。
可有时候，甄垠年的表现又让她惊讶不已。
一次，他们俩去大光明剧院看电影，看的是赵丹主演的新片《十字街头》，看完电影走出剧院时，他俩沿着马路散步，走了好一会儿，似乎都还沉浸在影片的情节里，谁也没有说话。突然，甄垠年停下步子，转过身，一把抓住倪爽的肩膀，情绪激动地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前途？老百姓怎么活下去啊！”微弱的路灯下，倪爽看见他脸色涨得通红，声音也微微有些颤抖。
倪爽以前从没见甄垠年这样激愤过，她几乎被吓住了。后来，当他们继续往前走时，甄垠年主动跟她谈起了他的哥哥。“你不晓得，我哥哥是个多么优秀的青年，他勇敢、坚定，有自己的信仰，并且为了实现它敢于冲破阻挡自己的任何势力，甚至不惜牺牲最可宝贵的……”他省略了甄士年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枪杀的事实。尽管如此，当倪爽从他嘴里听到这些充满赞美的钦佩的词汇时，还是不禁为之动容。“倪爽，有时候我真想像我哥哥那样，不顾一切地走出去，可我做不到，我没有他那么勇敢，我是个软弱的人，软弱得甚至不敢顶撞和违背我父亲的意愿……”说到这儿，他垂下脑袋，显得有些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