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治理企业时，融进了儒家的“仁爱”、“德治”等传统思想，所以他希望学生们通过学校教育不仅能掌握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也要学会经营管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情操。荣德生在学校教育中，一贯提倡知识传授和品德培养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公益工商中学”培养了许多既懂生产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他们后来在荣氏企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荣氏家族一生都在追求财富，但他们把挣来的财富，没有独家人享用，而是出资筹建学校，让穷苦的孩子都有机会进学校接受教育。荣氏家族这么做的目的，不抛开他们想扩大企业急需要人才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校培养的人才，后来也有不少进入国家的政府机关，为国家出力。
陶行知说：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应该说，荣氏家族办学校，不单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祖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们宽大心胸的表现，是他们心地善良的表现，有句话说：办学堂是善举。荣氏家族的善举得到了以后家大业大的回报，这就是他们事业通达的秘笈之一。
3.喝水不忘挖井人——荣家女婿慷慨相助母校
李国伟是荣德生的大女婿，当年，荣德生看他很有才学，不嫌他家贫，将女儿许配给他。李国伟不负众望，在荣氏家族的企业中施展才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荣氏家族重视教育，不惜斥巨资创办学校。李国伟作为荣德生的大女婿，也不甘落后。在母校面临经济危机时，李国伟毫不犹豫地答应解母校的燃眉之急。他的慷慨相助，让人更敬重他的人格。
丹东说：第一是面包，第二就是教育。郁达夫说：过去中国之衰，原因虽有种种，但教育不振，当然是主要的基因之一。杜威说：只要把学校和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一切的学科就必然地相互联系起来。
教育，只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了，企业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荣氏家族的人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他们重视教育的原因之一。
李国伟是荣德生的大女婿，他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庭里，靠着亲戚的资助，才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他后来能成为商界巨贾荣德生的大女婿，也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学识。
李国伟是荣氏家族三分事业之一的统领人，这与他接受的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业过程中，李国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受荣氏家族人重视知识的影响，一方面他本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此，他和荣氏家族一样，十分重视教育。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贫富差距太大，许多贫苦家的儿女都无钱上学，国民文化素质的缺乏，才使国家屡屡受到外国人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不堪忍受外国人的侮辱，纷纷起来反抗。这么一来，引得外国人的淫威大发，于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亡向国人逼近，在因家与各国的形势处在紧张之时，有觉悟的中国同胞开始奋起反抗，决定把侵略中国的列强赶出国门。
当时，李国伟任汉口福新五厂的经理。有一天，他在车间里巡视生产，他一向有身体力行的习惯，从不高高在上瞎指挥。这时，有人来报，说有一位西服革履的先生远道来访，李国伟一听，忙洗了洗沾着粉屑的双手，来到会客室里。看到客人他觉得有些面熟，刚要开口询问，那人先递过一张名片来，上面印着两行字：唐山路矿学院院长茅以升。
“啊啊，是你！”李国伟看过名片后惊喜地叫了起来。
茅以升和蔼地微笑着说：“国伟兄，别来无恙啊？……”
原来，李国伟和茅以升是唐山路矿学院时的同学，学的都是土木工程，李国伟比茅以升高一年级。他们那时是全校学生中最爱“泡”图书馆的两个小学究，因此他们也就熟悉了。岁月悠悠，一晃过去了20多年。如今，李国伟已经改行当上了一名实业家，而茅以升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卓有成就，成了国内外著名的桥梁专家，由他设计的钱塘江大桥精湛绝伦，巧夺天工。两位老同学在阔别20多年之后再次重逢，互相感到十分欣慰。李国伟对教育自己的母校是很有感情的，他问茅以升母校如何？老师可好？老同学们都有什么消息？……茅以升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李国伟颇有兴趣地问道：
“茅公来汉口，是想在这里造桥吗？”
“不是！”茅以升摇摇头，打趣地说：“我是专为化缘而来的……”
作为学者不在书斋，作为造桥专家不在设计室里和工地上，却跑到汉口来化缘，李国伟不免有些纳闷了，便开玩笑道：
“此话怎讲？莫非茅公出家了不成？”
茅以升充满智慧的脸上变得十分严峻。他两眼注视着李国伟，非常认真地说道：“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正步步加紧，目前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为不使母校落入敌手，京津唐大学联络会决定迁至贵州，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只是学校一向是清水衙门，经费有限，搬迁谈何容易？”
听了茅以升的话，李国伟明白了茅以升此行的目的，听到培养人才育人才的母校身处窘境，他心中也不免有些沉重起来。略为思忖了一会儿，便又问道：“这次搬迁，大概需要多少钱？”
“少说也得几万吧！”茅以升屈指算了一下，说。“从河北迁至贵州，路途有数千里之遥。书籍、仪器、资料无论如何是要带走的，少了这些东西就办不了学。教职工及家属上千人，还有不少有困难的学生。他们都不愿意留下来当亡国奴，学校也不能没有他们啊……”
听了老同学的话，对母校对师生的感情，在李国伟胸中翻腾起来。他当即对茅以升表示道；
“我出5万，作为对母校的一点支援。”
茅以升对老校友的慷慨解囊十分感动。他紧紧握着李国伟的手，激动地说：
“国伟兄，难为你办了20年工厂还这般古道热肠，我代表母校全体师生谢谢你啦！”
李国伟的心情也很激动。他回忆起在母校受教育的情景，老师们是怎样精心栽培，工友们是怎样苦心劳作，教室、图书馆、操场、工地……这一切仿佛就在眼前。而坐在他对面的茅以升，就是母校的代表，母校的化身！李国伟这么想着，就用感情色彩极浓的语调对茅以升说道：
“母校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的知识是母校给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的这点心意实在还难以报答母校的恩情。再者，‘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保存中华文化之精粹，使我国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续，国伟也义不容辞啊！”
茅以升为李国伟的一片至诚所感动，他说道：“国伟兄本色依旧，还像当学生时一样诚挚热情，我真高兴啊！老同学们相聚时常谈起你，母校实为有你这样一展宏图的学生而自豪。”
“茅公不必夸奖，国伟略尽绵力，实属应当。”李国伟忙说道。
李国伟尽地主之谊，款待茅以升。他们两个人还相携着登上了高高的黄鹤楼，眺望滔滔长江滚滚汉水。李国伟对自己学过的土木工程专业热爱之心至今未减，他遥指宽阔的江面，寄厚望于茅以升说：
“将来要能在长江上建一座大桥就好了，这全要依仗茅公你啦！”
“我想会有这么一天的！”茅以升满怀豪情地回答道。“即使不是我，中国人总会在长江上造起长虹似的大桥来！”
听了茅以升的话，李国伟的眼前，仿佛出现一座座大桥。此时此刻，他心想，以后赚了钱，一定不忘向教育机构捐钱，那样可以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两个老同学怀着各自的理想依依惜别，互道珍重。
李国伟在母校面临财政危机时，对母校慷慨相助，一是他本人自身的觉悟高，希望国家的学校不至于落到敌人手中，让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出力；二是他身在荣家，受荣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传染，才甘愿出资捐给母校。
李国伟重视教育，在他后来打造的兴旺企业时，仍然不时地投资教育事业，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李国伟投资的学校，曾有不少人才放弃高薪工作，而到他的企业中出力，这些人才，都是受了李国伟重视国家教育的义举的感动才来的。
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创业与他高尚的人格是分不开的。李国伟继承了荣氏家族的重教育的光荣传统，才获得以后的兴旺事业。
4.企业要发展，人才要充电
门捷列夫说：教育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上帝也是要低下至尊的头，向她致敬。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是多么重要。荣氏兄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时时刻刻不忘教育。好的教育培育出好人才，而好人才，是企业立足于世界的法宝。企业要发展，人才就得接受最好的教育。
随着荣氏家族的发展，他们越来越重视教育，荣家兄弟非常注意人才的发掘、培植和使用。荣德生常说：“人才之盛衰，实关系国运之隆替。”还说“俗谓‘秀才为宰相之根苗’，又谓‘宰相必用读书人’，可知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基始。”抗战胜利后，荣德生曾深有感触地谈到：“我国数十年来贫弱原因，以政治腐朽、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因此，荣家自始至终都十分注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荣氏兄弟创业开始，就比较关心地方公益事业，重视社会教育。这多少受到先父“立身治家，常须推其有余”的遗训影响。同时，他们兄弟二人对南通张謇素所景仰，也受到张謇“用教育改进实业”主张的影响。而且，他们在实业活动中，也逐渐意识到兴办地方公益事业，特别是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专门人才，与发展实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荣家企业的创办和发展，教育事业的进展也相当迅速。
1902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伙创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后，就感到厂内工人文盲多，文化水准普遍低下，不利于推动先进的生产技术，将会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益。四年后，他们首先以无锡荣氏家族工厂需要人才的基础上，创办了公益第一小学。1908年又创办了竟化第一女子小学。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从1913年起，荣家先后又创办了新的面粉厂和棉纺织厂。同时也相继兴办了几所小学，如1913年初，在无锡先后办了公益第二、三、四小学三所。1917年，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小学，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27年又增设高中班。
同时，荣德生还特别注重图书馆的建设，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料。每办一厂就在厂内设立一个图书室，供工人业余阅读。1916年，他在无锡荣巷先投资20万元，修建了大公图书馆，成为苏南地区第一家私人开办的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全国解放后，荣德生又把他的藏书3万多册全部捐献给无锡市图书馆。1956年，无锡市图书馆为此专门编辑了“荣德生先生赠书目录”，总计100多页，又为新中国的图书事业做了一些重要贡献。
荣家人重视教育，不仅仅表现在办学上，只要与教育有关的公益事业，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为此，当时还流传着关于荣宗敬捐款办学的佳话。
抗战初期，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隐居泰山，请了许多学者，为自己讲课，补习文化。同时，对当地的教育事业颇为关心，先后办了三所中心小学，对社会上影响很大。
荣宗敬是一位爱国商人，他十分佩服冯玉祥将军的为人，利用到青岛视察工厂的机会，亲自到泰山看望冯将军。冯将军派侍卫孙冠贤用一顶山轿抬荣老板上山，吃过午饭，他让荣老板参观几所小学，然后送回山下的铁路宾馆。
晚上，冯将军交代孙冠贤说：“像荣老板这样的人不能白白让他走，得给咱这儿的穷学生想点办法。你去宾馆找荣宗敬。就说：‘参观学校时冯先生有一个想法，当面不好说。你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能不能帮一下我们的学校，比如为每个学生做一身衣服。’”孙冠贤向荣宗敬转达了冯将军的意思，荣宗敬痛快地答应：“这很容易，我在济南也有纱厂和布厂。但不知你们要什么料，怎么做。我看泰山蚊子多，就给每位老师做一顶蚊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