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再造的思考
张贤亮
白鹿书院的卖点即重点是推广传统文化。5月28日陕西省隆重举行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000周年大型的电视直播活动“风追司马”，我来了，这次白鹿书院成立我也来参加，为什么两次都来呢？因为考虑文化问题。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可以说我们的兵马俑、秦陵是，从羊肉泡馍到葫芦头也都是文化。现在文化特别泛滥，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酒文化、食文化、茶文化等等。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不是学者类型的人，是个在实践中摸索、自我思考的人，学习、看书只是作为我的一个参考。我得出的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的一种思维方式。
文化对民族很重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DNA，一个民族的基因。我来自宁夏，大家知道宁夏有一个西夏王陵遗址，西夏王陵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大土包，到过的人都知道。当蒙古打败西夏国后，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他们非常精明，并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当然也杀不光，而是把所有的文化载体全给活埋了。不是在肉体上的消灭，而是把他们创立的辉煌文化灭绝。所以，在中国二十四史中留下了许多典籍，包括图画、文字等可参考的资料，现在西夏国留下的却没有。因而说西夏是个谜，在我们国家，在宁夏要找到西夏文化载体是非常困难的。党羌民族存在了100多年，100多年创造了很多辉煌的文化、文字，又像汉文又像朝鲜文。这种文化和文字消失后，这个民族有的融入了汉族，有的融入到其他少数民族，如回族，以及附近的当地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的DNA原来非常健康，具有活力和再生能力，我们的汉族曾被许多外族统治过，而所有的外族都曾被我们的民族文化同化；我们又吸收了许多外族文化，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更新的发展。但后来在19世纪末，由于国势衰弱，外族入侵，不断地赔款、割地，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文化有问题，于是要求变异。但这个变异非常糟糕的是和政治形势和权力搅和在一起，因而变异没有成功。于是我们的DNA文化基因就非常脆弱，易受到外来病毒的感染，即外部人文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侵袭扭曲。
现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全部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上。从农耕经济形态，到计划经济，一直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形态，在社会大转变过程中，易染病症，脆弱的文化基因就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这种基因深入到人们的血液、骨髓当中是完全不知觉的，因而它的外部行为就非常不知觉，带着它所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拿英国作例子。英国是法治国家却没有那么完整的法律，而中国大约有四千多个法律，外国没有的法规我们都有，比如：计划生育、领导干部接待要四菜一汤，外国就找不出。而我们还是表现不出法治，我们的法治只是在起步阶段。我们是五千年的泱泱大国，我们教导员工要从基本的礼貌用语开始，而在外国却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用强制性的手段使它重新确立起来，这也是我最近为什么要关注文化建设的原因。现在我们的文化DNA处于重组阶段，是百川争流，各显风骚的阶段。
要谈文化问题如果不谈体制，就很难使我们的文化DNA在重组过程中吸收多方营养。所幸的是，我们开始在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中摸索我们的文化。在一次传统文化讨论会上有人说：“传统文化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中国的落后就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因为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这话有一定的问题。中国的仁人志士，包括鲁迅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我们五四时代的先锋，新文化时代的战士，没有一个不是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人，有多少传统文化的影子？我们既差传统文化，又差西方文明。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现代化的中国，要达到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富国强民。这就是我积极地前来西安和大家探讨文化的目的。为此，陕西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对陕西很钦佩！
振奋精神 笑对未来
从维熙
今天本来准备的讲题比较大，是关于文学的，但看见这么多的青年学子，让我的时光倒流回了50年前。老朽今年七十有二，正是唐明皇在安史之乱，到马嵬坡赐给杨贵妃一个颈带在梨树下上吊的年龄。但是我居然还能坐在这儿，跟这么多青年朋友、老师们一起见面，一起交流，这是我的幸福，而且比唐明皇还要幸福。今天能到这儿来和众多学子见面，心里更加的激动。西安这地方我留着许多的梦，刚才坐在车上，接我的教授问我来西安有几次了，我说有四次了，我和西安有一定的文学缘分。
第一次是在1978年，我当时作为右派在山西运城的一个农场劳改。当地文联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一个煤矿女工的故事。我来到了西影厂，但我《乌金姑娘》没有完成，却完成了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
第二次来西安还是在西影厂，是在1979年，我在这里完成了《第十个弹孔》剧本的写作。
今年4月份我第三次来陕。西安是13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文化非常辉煌，我也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非常震撼，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这次是我第四次来了。
现在看到这么多的青年学生，我似乎又青春再燃。虽然你们看我的头发现在已经斑白，但是，一看见你们的面孔，我就感觉到我的心还年轻。所以说今天我感觉到非常荣幸跟大家见面，又受聘于西安思源学院的客座教授，对我这样一个走过风风雨雨的人来说都感觉到是一种享受。
刚才《开坛》主持人已经谈了我的一些经历，大致情况就是那样。
我心里有一个梦，那逐渐形成了文学的梦，这个启蒙人是俄国的屠格涅夫和中国的孙犁，他们都是使用白描的手法。《开坛》主持人说看过我的《罗雪》，《罗雪》是我唯一一部淡化社会背景、淡化政治，完全从童心、人性、人道的角度写的一部唯美主义的作品。回忆我这么多作品，就这部吧，是保持了师承屠格涅夫和孙犁的唯一一部比较完整的作品。但是历经了政治磨难，我的文学目标也跟着产生变化。我后期比较喜欢法国的雨果和美国的杰克·伦敦。像雨果，他歌颂一种在非常恶劣人生环境中的一种善良，像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希望大家看看这部作品。它是写一条驯良的狗，后来被人弄走，带到阿拉斯加，一个冰天雪地开金矿的地方。这条狗本来是条家狗，非常驯良，但是历经狗与狗的厮咬和拼杀，残酷的磨砺，使这条驯良的狗成了狼群的领袖。我觉得杰克·伦敦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启蒙，最近我写了一篇《读书的记忆》，里边谈到了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所以我从1979年以后，大量作品包括翻译到国外的作品，大多数写这一段困顿的生活。
我今天讲的都不是我准备的东西，我想多给大家留一点提问的时间。由于我的这种情况，我想无论文学、科学还是其他工作，将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然我不希望大家为了将来成为一个作家，承受我这种苦难。中国现在看起来再不会出现1957年“反右”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了，这种可能性几乎小到零了，就是大家里面有想当作家的，也没有机会能重新“享受”我那种苦难的生活的。但是你们出去工作以后，会遇见很多很尖锐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应当怎么样处理，我想起我读到的一部长篇小说《名利场》，18世纪英国作家萨克雷写的，他有一句名言，我想在这里送给在座的青年朋友。他说：“生活就好比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对你哭。”这里也饱含了人生哲理，奋斗的哲理。今天我坐在汽车上，教授告诉我说，有一个女同学因考试不及格从21楼顶坠落而亡。不就不及格嘛，不及格下次好好准备嘛，那我也有不及格的时候，那我没有坠楼啊，是吧！希望大家振奋精神。特别是我们改革以后，中国变化非常的快，不管我们有若干不满，什么贫富分化啦，诸如此类，但是对比我们那个年代你们是不是危机要少多了？你们面临的就是以后你们面对的工作，所以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振奋精神，走好我们的人生之路。
从张居正检视中国传统文化
熊召政
我在西安特别有缘，第一是有人缘；第二是有书缘。让我感到这是块文化的宝地，所以，这次忠实先生说白鹿书院举行成立庆典，想叫我过来一下，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想，我已经放弃了一次韩城，再不能放弃白鹿原了。就这样，今天我就终于比较准时地坐在这个地方和同学们，和各位专家教授、领导们进行交流。关于“青年作家”的问题我怎么笑起来了，因为我20岁写作的时候，还是下乡知识青年。当时发表了长诗，在那种文化饥饿的年代，一个月我收了1800多封信，全国各地的。今天又听到李书记喊我“青年作家”，一下把我唤回了当年20多岁、30多岁所有的我在文学上的美好的回忆。
白鹿书院的成立，就是研究传统文化。忠实先生说：“你是写历史小说的嘛！你对传统文化很有感情。”我说我不但有感情，传统文化已经成了我文学最重要的基因之一。在陕西来谈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像陕西这样的文化沃土并不很多。我小时候熟读唐诗，从唐诗中了解了古代的长安。再加上后来我研究丝绸之路也好，研究很多历史上典籍也好，长安永远是像一种古文化的北斗星一样指引着我们这个文化星空。因此《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虽然我写的是北京，写的是明代，可是我发现当时一个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就在你们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我1997年来搜集素材的时候，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我看到万历年间的一张清账田亩的田契。它对我这部书的写作没有直接的历史背景，但它这种文化传承的精华依然对我起了一种指导的意义。
张居正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也就是1572年到1582年这10年的时间里，他主政，实际上操控了政坛，成为当时那10年中间实际的领导人，他所领导的“万历新政”，这场改革是非常的激动人心，而且在历史上也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所以直到他死之后，对他的毁誉一直都存在，贬他的人可以一直把他打到地狱，赞誉他的人认为他是天堂的使者，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从梁启超一直到黄仁宇这80年时间里面，就不停有人为张居正鸣不平。我1992年在深圳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其实张居正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说了这句话，我回去以后就看《明史》，再就慢慢地看他诸多列传，看所有有关他的书籍，慢慢就有了一个轮廓。我突然就感到，张居正的改革对现在的改革有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
我把整个中国宰相系列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又比较研究了秦始皇到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的所有皇帝系列，更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后来我感到，主要是我们的皇权世袭制，而我们宰相的出身就像在座的大学生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从学生到科举，饱经挫折，慢慢走到权力巅峰。所以说为什么每一次改革都是由宰相来发动，进而成为整个改革的工程师和设计师，而不是由皇帝发动的主要原因。古人有句话叫“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就是把自己的满腹经纶用来为人民谋福祉。这样一分析，我就觉得张居正非常值得写，他的家庭出身是非常卑贱的。他的祖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公司的保安，就是辽王府门中看大门的。他从这么一个家庭出身一步一步走向宰相之位的时候，他定下来的所有的改革方针，实施的所有的方式，有两个。一个就是限制约束皇室以及所有士大夫的特权；第二就是极大限度地为老百姓谋利益，就是今天所讲的亲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