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用人也有标准。像清官海瑞，他批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把他打入死牢。给他平反的时候，张居正还是一个副部级，但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是首辅。宰相给徐阶建议把海瑞放出来，说这样一个人非常有民心、有民望，就给了他全国最好、最富的府——苏州府，让海瑞当知府，结果当知府两年，整个苏州的赋税少了一半，为什么呢？海瑞抓腐败不管生产。很多人告他的状，只有免了他的职，回海南岛当一个闲人，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上任了。海瑞很高兴，他就给张居正写了封信表示祝贺，并表示自己还可以为国家贡献余热。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又推荐海瑞。吏部尚书就是我们周至县人，杨柏。他是三朝元老，有一天就到内阁，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找总理谈话，说海瑞你还得用，为什么呢？他的名气太大了，不用的话你对天下的读书人是一个伤害。他人品好，不贪。张居正说，柏老，你想过没有，我们用人的政策历来有偏差，把人品放在第一，把事功放在第二；朝廷用人，第一要让皇上放心，第二要让老百姓满意，他这样做事，皇上也不放心，老百姓也不满意，如果你清官自守，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老百姓的生产还是得发展。他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搞穷一方；他人品非常好，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但是做人和做官不一样，做人讲品质，讲情操，做官除了品质和情操，还要有政绩，还要为老百姓谋利益，我宁可要天下骂我，我要保持海瑞的清官形象，不用他，现在国家百废待兴，就是要有搞经济建设的人才，用勋吏不用清流。这也是他死后，攻击他的重大原因，所以有人问我，说：“熊先生，你说张居正这么好，为什么他死后这么多年，老百姓不知道他，而且后代的人对他都那么反感？”我说，历史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凡是皇帝不喜欢的人，就是当权显赫的利益集团不喜欢的人，读书人一定喜欢，李贽也好，海瑞也好，有很多例子；凡是读书人批驳的人，像严嵩等很多人，皇上喜欢他。唯独张居正，皇上不喜欢，读书人也不喜欢，因为谁对社会没有利益，他都不用。因此，掌握政权的人不喜欢他，让你无法在正史上留名；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也不喜欢他，让你在口碑上也没有。这就是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问题，亲情、友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事情法制碰到人情得绕着走，的确是这样。当时张居正一当了首相后，他的所有同学和朋友欣喜若狂，就感觉到出头之日到了。他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古人把同一年同榜的进士叫同科也叫同年，嘉靖二十六年的同学里边，都一下子很高兴，奔走相告，很多人就给他写信，其中有一个平常跟他关系不错，叫汪道昆，当时在湖北当巡抚，就相当于今天湖北的省委书记。他就想，现在我该当部长了吧，我的同学现在当总理了。他就给张居正写了信，张居正回信说有机会我会安排你。汪道昆想，有机会是不是说我还不懂事？然后就利用他的名义，倡修“大学士牌坊”，就是在张居正老家找了一万六千两银子，给张居正修一个很大的牌坊。张居正知道以后，立刻快报制止，说：“做了一半给我拆掉。”他说：“今天拆，比我死后别人拆更好。这种沽名钧誉之事万不可做。”但是怕他再闹事，就把他调到了兵部左侍郎，就是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从二品升了一级，从正三品当上了从二品的国防部副部长。进京来以后，让他视察边关。他干什么呢？他是个诗人，喜欢写诗，他每到一地，首先把当地的文人找来，宣纸铺上，笔墨伺候，光写诗，三个月视察完了，回到北京，字斟句酌写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汇报他的视察的情况。他为了显示才华，加了很多文学用语。张居正就觉得这个人不大务实，他跟海瑞的表现是另外一种。他就在他的奏章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就是说你是最美的兰花，你长在大路中央，这个路不是用来种花的，是用来走马车的，那我得把你铲掉，你生错了地方，你不能搞行政，只能去当作家，就把他免了职，说你回老家当诗人去。他是明代有名的大诗人，今天的文学史上都谈到他，可是他的官就是这么丢的。
所以这个人就这么绝情。他死后，第一个骂他的都是他的部属。他得罪读书人，但是有一点，他的第一批尚书中，除了老臣，四个正部长全是他的同年，就是同学中有真正的从政才能的。你看海瑞也的确想为老百姓办事，但他的方法不对，所以张居正不用他，不是对他人品不肯定，是非常肯定，但是感觉到他执政能力有问题。这个是需要智慧的，智慧就是执政的能力。执政的能力就是智慧加勇气。第二个就是你看清的事情，你要敢做。他说了一句话：“中国的读书人，十个有八个看得清，但十个有九个人不敢做。”
我书写出来以后，没有想到会产生这样大的共鸣，有这么多读者来呼应他。我想也就是书中所写的观点和人，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识，也就是对今天生活的一种借鉴，这样大家就有这个一个感触。所以今天说是谈传统文化，我想我着重从我的创作上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帝王文化也好，权谋文化也好，我谈的治国文化，就是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些表现和争论。比如说，我谈张居正的问题，他用勋吏不用清流、执政能力、智慧和勇气问题，都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值得深思、值得分析的一些方面。
儒家文化对中国农民的影响
张曰凯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影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我就这个问题将自己接触到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谈一些想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是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学说。这两种思想学说既有相悖的一面，也有相通的地方。可以说两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互补，从而形成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余年的思想学术领域占有君临一切的地位，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影响深远，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脉中。漫长的历史岁月，崇尚“礼乐”、“仁义”，倡导“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光彩照人的精神风貌、律己忠恕的美德；但是，毋庸讳言，同时儒家思想也给我们民族的大众百姓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陈忠实先生的鸿篇巨制《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力量，就在于他以新异的艺术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儒家思想在白鹿原这方土地上镌刻下的深深痕迹，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势。白嘉轩这个典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宗法文化的维护者，在他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也有不可克服的性格缺陷和沉重的宗法伦理精神负载。所以这部作品带给读者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久久不泯。
在这里，我着重谈一谈儒家宗法文化对中国农民的影响。
我是山东人，孔孟之乡，出身于农耕之家。2003年我曾到故乡鲁西北考察古文化。鲁西北许多村庄家家户户有家谱，同宗同族有族谱，有宗祠。今宗祠不存，家谱族谱犹在，我在商河县王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王全景家里看到一宗“王氏族谱”，分六支世系，凡十七至十九世，含墓表、懿行传、官阶功名录、节烈传、艺文志等，记载了自明初起近600余年这个家族的生息繁衍，支派亲疏，祖训家风，官阶贤士，可谓一部家族史。王氏族谱近一个世纪续修4次，最后一次是1991年。其清宣统三年修族谱序曰：“木有本，水有源。木有千枝，必出于本，水有万派，必发于源。即人有等等不齐，必本乎祖。仿修族谱，亦能叙阖族之人同归一祖乎……”
歆享的年饭。大年初二，又照这个样子，把“爷爷奶奶”送回墓地。这庄严的一幕至今仍铭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而且这种古朴的宗族文化情结沿袭至今，仍不泯不灭。
宗族文化源于儒学，一部《论语》讲“仁”讲“德”，尤讲“礼”。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何谓“礼”？礼者，规范也。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礼”又派生出两种传统文化意识，一为“孝”，一为“贞”。《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悌。”《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日：‘无违’（不违背礼节）。”子曰：“（父母）生，事之以礼；（父母）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果说后代子孙对先祖的祭祀建立在不忘列祖列宗养育之恩，念先祖筚路蓝缕创业之艰辛，修身立德之洁行，以激励今人的观念形态上，那么这种宗族文化情结，应该说是值得尊重和弘扬的，尊老敬老，“善事父母”也值得称道。比之今日有些青年冷漠、疏远、虐待双亲，甚至杀母弑父灭祖灭宗要强之百倍千倍。但是，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宗族文化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漫长的封建皇权社会也必然给宗族文化罩上封建伦理文化的阴影，有形无形地给农民套上精神的桎梏。直接利用族权神权残暴人事，我在鲁西北尚未见未闻，而这副精神枷锁酿成的悲剧在鲁西北古今历史上却随处可寻。
武城县乡里广泛流传一则“四女寺”的传说。清《武城县志》载：“汉时有傅姓者，生四女，愿誓同终养不他适……”四女为侍奉双亲矢志不嫁，各对一槐，对天盟誓：“槐死则嫁，槐茂则留。”四姊妹为争养双亲，暗中用热水浇他人之槐。殊不知，热水浇槐，槐逾繁茂，结果四女终身同室善事双亲。后人以四女为贞、孝、义之楷模，建寺塑像，树碑立传，村名亦改名为四女寺，代代相传，寺内香火不断，迄今已两千余年矣！2003年秋，我旧地重游，寺已不见，老槐仍繁茂成荫。我立于槐荫下，沉吟片刻，这则美丽的传说，是否也蕴含着四女凄凉的人生！
抗日时期，武城县龙泉村抗日义勇军团长宋景周要主动出击抗日，而龙泉村宋氏家族族长为保护宗祠和祖宗灵牌，执意阻拦，不让义勇军离村半步，结果遭日军围困，全军壮烈殉难。
我观民国时期的《武城县志》、《德县志》，其《贞烈传》可谓血泪斑斑，贞女烈妇比比皆是。如：于氏，未婚而夫亡，她去夫家送葬守节，夫家不许，归家自缢。潘氏，未婚而夫亡，她饮泣奔丧，夫家贫无资葬之，她以自己的簪玉耳环为夫出葬，后以女工自给，终生守节。
在这里，我讲一件亲身经历的悲剧性情事。我的爷爷和父亲终生务农，爷爷念过私塾，算是村里的秀才，父亲是文盲。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患脑血栓，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一天中午，我母亲正和面做饭，父亲要去厕所，爷爷坐屋里抽烟。母亲说：“爹，你扶他一把。俺占着手哩。”爷爷不动。母亲又说：“爹，你就这一个儿，他要有个好歹……”爷爷把烟袋往桌上一放，说：“我不能倒行孝！”父亲自己忍着，拄着拐棍刚走出屋门就摔倒地上，不大一会儿，就离开了人世。这是给父亲办完后事，母亲流着泪讲给我的。“倒行孝！”这个《辞海》里也难以寻见的陌生词，当时给我的心灵极大的震撼！仿佛历史倒写着，天地颠倒了，人间亲情被一个“礼”字扼杀！而酿成了这一幕“父子悲剧”！嗣后，爷爷的心灵也被宗法伦理炙烤着。“礼”与情重重撞击，他内心久久不安，三个月后，无疾而终。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承袭这一主体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可忽视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许宗族文化的影响会逐渐消失。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走过的历史，汲取和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现代意义，剔除其糟粕，让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建设新时代精神文明的丰富文化资源。
“大学之道”新释
周延波
两千多年前，孔孟儒家私学大师写下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于至善”的千年古训。这是对中国古代大学宗旨、功能、大学精神和理想言简意赅的概括和总结。
“大学之道”的核心在于“育人”。大学，无论它的功能有多少，治学育人是根本。大学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新的知识，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育人的质量，并且是在吸收学生参与中共同完成的，这就是学校区别于纯粹研究机构的地方。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这种服务更多的是体现在为社会培养人才上，把学校的科研成果物化到社会上，而不是离开了治学育人给社会提供服务。
“大学之道”的灵魂在于“传承文化、创建新的文化”。大学是传承文化、创造文化的场所。大学的育人是在传承和创造文化过程中完成的。因此，“育人”和“创造新的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只有文化的传承，才能使学生继承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只有创造新的文化，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创造型人才。
“大学之道”的宗旨在于养成健全的人格，树立人的价值与尊严，为人的全面、理性地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开启人的心智，开阔人的境界，给人以健康的精神，使人成为健全的个人。这里的“道”就是人文精神，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学术理念，培养“至善”的思想。大学应以培育德识兼备人士为己任，“明德”、健全人格的人文理念应为古今大学之最基本之道。
现代的“大学之道”含义更广，字面上理解，乃指大学应走之路；大学之方向，道理，道德；大学之技艺，技术；大学之学术思想体系。概括之，也就是大学的治学规律。“大学之道”从思想性的层面上理解是大学精神，在操作性的层面上理解就是大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