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康熙更加加快了除掉鳌拜的步伐。康熙帝的锄奸准备非常特别，他以对弈为名，召见已故大臣索尼之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为了麻痹鳌拜，康熙又精选一部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侍卫进宫玩“布库之戏”，作出沉迷玩耍，胸无大志的样子。在采取行动之前，康熙又以各种借口将鳌拜的党羽派出，以削弱鳌拜的势力。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康熙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召集与他玩布库游戏的侍卫，问：“你们是朕的左臂右膀，你们是惧怕我还是惧怕鳌拜？”侍卫异口同声地答道：“当然是惧怕皇帝您！”康熙于是历数了鳌拜的罪行，并商议妥了捉拿鳌拜的方案，然后下诏宣鳌拜进宫面圣。
鳌拜做梦也没想到年轻的皇帝敢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来，康熙帝命侍卫“擒之”，鳌拜当即成了阶下囚。康熙随即公布了鳌拜的罪行，命康亲王杰书等进行勘问，列出主要罪行30款，朝廷大臣议决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打100下。
康熙考虑到鳌拜是顾命辅臣，且有战功又效力多年，不忍加诛。最后定为革职籍没，与其子纳穆福俱予终身禁锢。后来鳌拜死在狱中，纳穆福获得释放。鳌拜死党的主要成员则一律处以死刑。曾经猖獗一时的鳌拜集团就这样被彻底铲除了。
鳌拜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因骄而败。实际上他因为擅自专权而被君主猜忌，更因为企图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而最后被清除。
国家被皇帝视为家族企业，而国家的权力更是皇帝不肯轻易授予大臣的。鳌拜就偏偏犯了这个忌讳，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控股有方的集团管理
康熙在家族管理上比较讲求进退之道，他战胜鳌拜用的就不是蛮干，而是使用智谋，巧妙地收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决策和管理权。
清朝就如同一个庞大的集团公司，康熙自然是这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在他接手这个公司之前因为历史原因，有很多权力极大的、相对独立的子公司存在，而这些子公司越来越与整个集团疏远，甚至出现了自立门户的倾向。面对这样的局势，康熙并不手软，而是果断地打击了这些具有恶性表现的子公司。
从管理学视角看“撤藩”
打击自立门户的子公司，就是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壮举。
“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后来降清，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清廷南征北战，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以功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鱼肉百姓，与中央政府抗衡。
从集团公司管理的角度来看，“三藩之乱”，就是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矛盾、需要迅速有力度地进行改革而带来的结果。如果用管理学的思路去诠释这段历史，就会看得十分清楚。
“三藩”由来：清廷为完成统一大业，推行“以汉治汉”的方略，封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命吴三桂率军进攻四川、云南，尚可喜、耿仲明率军进攻江西、广东等地。耿仲明卒于进军途中，其子耿继茂袭靖南王。南方略定后，清廷出于军事需要，命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卒后其子耿精忠嗣）分镇云南、广东、福建，并称“三藩”。
为什么要撤藩：政治上看，“三藩”军力日盛，独据一方，对中央集权形成严重威胁，而且给其他地方势力以反面的示范，严重影响清朝整体的威信；从经济上看，“三藩”的支出已经占到清朝一半的收入，使朝廷财政不堪重负。
朝议撤藩：从长远看，撤藩是肯定的，康熙希望迅速撤藩的决策朝臣绝大多数反对，包括索额图等重臣，而支持迅速撤藩的只有大臣明珠和陈廷敬、朱国治等。孝庄太后认为“三藩”藩主年事已高，应该等待时机，“三藩”藩主死亡后“三藩”自然消失，不应激化为战争。孝庄太后劝康熙说“圣君一半是勇气，一半是耐力”。但是康熙力排众意，执意决定撤藩，他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此时康熙20岁。
撤藩过程：康熙撤藩的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东西南北，在在鼎沸，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宫内有太监内应，京城附近察哈尔叛乱，同时，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爱后赫舍里氏崩；吴三桂起兵云南，尚可喜、耿精忠接应，“三藩”军队势如破竹入四川、湖南、湖北；而山西的王辅臣坐山观虎斗，不听朝廷调遣；从清朝统一全国开始的几十年里，由于长期无战事和训练不力，清朝多数部队战斗力不强。真可谓朝里朝外，外叛内变，雷火地震，天灾人祸。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将家眷送到江南乡里。
此时，康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是安抚“三藩”还是坚定撤藩，索额图认为朝廷处于危机之中，且无胜算，应该杀明珠、周培公，安抚吴三桂。康熙的撤藩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包括他本人也对成功充满怀疑，于是命四位大臣辅政，自己退居盛京，下罪己诏，此时孝庄太皇太后对他进行了鼓励，充分肯定了他的决策。
撤藩结果：在孝庄的支持下，康熙重整信心，启用周培公平定察哈尔叛军，打败王辅臣，为了安定军心民心，康熙每天游景山，观骑射。有人讽谏，康熙置若罔闻。康熙由此坚定决心，从容应对，稳定大局，经过前方将士8年的奋斗，终于平定“三藩”。
平定“三藩”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经历的困难之大、时间之长、耗费的物资之多都是惊人的。康熙撤藩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国家中央集权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对企业家推动企业内部的管理变革也具有借鉴意义。
那些反对撤藩的大臣，并不完全是保守、落后的，他们反对变革的原因都是十分具体的，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类：企业内部历史的惯性和惰性；威胁到企业内部某些人员的既得地位和利益；部分人未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部分人对变革者持成见；部分人心理上的障碍：求稳害怕变革；变革本身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保证变革一定能成功。
一般说来，企业的变革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和康熙撤藩相比，其难度、深度、广度都要小得多。只要领导者信心坚定，遵循变革的一般规律，得到相关利益决策者的支持，变革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恶性膨胀的子公司势力
“三藩”的恶性膨胀，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三桂的专横跋扈。
吴三桂割据云南，大肆圈占民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繁重的赋役，强迫农民纳租纳税。抢掠人口，“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指为‘逃人’”。放高利贷“诱人称贷责重息”。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其部属更是无恶不作，杀人越货，无所畏忌。尚之信在广东则是一个酗酒杀人的恶魔，以杀人为乐。令其部属私充盐商，姿意盘剥。耿精忠在福建也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他们还夺人田庐，掠人子女，十分猖狂。
吴三桂在云贵，掌管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总督、巡抚均“听王节制”。他专横跋扈，“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为了达到世守云南割据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将清廷命官“指为外人”。大量招揽宾客及有才望者，蓄为私人，遍置于水陆要冲，严密控制。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了“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的情况。
吴三桂除同另两藩互通信息外，又“岁遣人至藏熬茶”，通使达赖喇嘛，“奏互市茶马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力争西藏上层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三藩”各拥有雄厚兵力。吴三桂有旗兵53佐领，绿旗兵10营，耿、尚各有兵马15佐领和六七千绿旗兵，总共10余万人。
巨额的军费开支，全由国库支付，造成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的局面，清财政面临巨大的困难。“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康熙初年，清中央政府逐渐对“三藩”采取了限制的政策，着重限制“三藩”中实力最强大的吴三桂，如命令他缴还大将军印，同意他辞去云贵总管，罢其除吏之权等。这些措施除了加深了双方矛盾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玄烨亲政之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大事，对飞扬跋扈的“三藩”割据势力，夙夜忧心。除掉鳌拜后，决计清除“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请求告老归辽东，以其子尚之信承袭爵位继续坐镇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意他告老，但不允许其子袭爵，命令其尽撤藩兵回籍。这道命令触动了吴、耿二藩，他们也不得不请求撤藩，一方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准备叛乱。
当时朝廷大臣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认为一撤藩，势必引起反抗，反对撤藩。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撤藩。
康熙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现在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发制之。于是将计就计，同意吴三桂和耿精忠所请，毅然下令撤藩。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欺骗人民。
叛军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等据广西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据四川叛。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据广东叛。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
吴三桂等人的反叛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达赖喇嘛也暗助吴三桂，提出“裂土罢兵”。康熙力排众议，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笼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
军事上，康熙迅速制订了一套作战计划，下令讨伐。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战争开始后，清廷方面暴露了严重弱点。首先是调兵遣将，招招落后；其次是八旗兵斗志不强。湖南守将慑于吴军的来势凶猛，丢掉了许多城池。派到武昌、荆州的八旗兵不敢渡江前进。与之相反，叛军方面却屡屡得手。
吴三桂多年来养精蓄锐，兵强马壮，但叛军内部也有致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人民群众渴望统一，与人民为敌的吴三桂显然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其次，叛军内部无法形成整体，不相统属，心志不齐，难以持久。
康熙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
江西地位重要，水陆皆与闽楚接壤，康熙决计固守。当耿精忠叛乱时，清军就有效地割断了耿、吴叛军的会合。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
康熙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
清朝将陕西、福建、广东局势稳住后，便命令诸将重点进攻湖南。清军从荆州江北和江西两方面展开进攻。尤其是从江西方面迂回间道破袁州，又自醴陵攻萍乡，乘胜直指长沙，震动了湖南。吴三桂急忙率领松滋等长江湖口前线驻军回援长沙，全力拒守。
此时，康熙乘吴军全力固守长沙而湖口各路守备空虚之机，命清军自荆州渡江进攻，吴军溃败。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但这一招毫无作用，他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吴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恢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中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璠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战争至此结束，彻底消除了藩镇制。
在这次战争中，康熙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对待将领，康熙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管理集中的另类思考
经过创业时期的大规模并购与整合，大清集团诞生了许多“怪胎”，其中“平西公司”便是一个典型代表。“平西公司”是皇太极巨资并购大明集团后组建的，在当时这笔交易轰动一时，它标志着大清集团最大对手大明集团的消亡，一个超级野心家也从此诞生。
“平西公司”是皇太极与吴三桂协定并购大明集团的产物，也是大清集团大产业构想的重要战略。
“平西公司”本是一家创利能力极强的公司，尤其在地方优势产业比如烟草方面的贡献。但随着吴三桂对这一子公司的绝对控制，以及他倚仗自己的权限对总公司提出各种无礼要求之后，“平西公司”成为了大清最大的包袱。每年投资在“平西公司”上的资金，是整个大清集团的1/3，但经营收入却近乎为零。这被世人看成了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
在康熙彻底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所有权限以前，“平西公司”越来越像一个吴三桂的私人王国，而非大清集团属下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平西公司的管理与大清集团严重悖离。对康熙来说，最为直接的是，这家公司的赢利能力逐渐下滑，而更危险的是，集团公司没有权阻止这种下滑趋势。
吴三桂越来越认为，“平西公司”是清王朝出资赠送的私人礼物，而非大清集团的属下企业。康熙也高度怀疑，持续十年的高额投资的走向是否与吴三桂的这种倾向有关。但不管怎样，“平西公司”糟糕的财务状况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