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熙来说，一个稳健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至关重要，他希望大清不再是一个行走在刀锋边缘的独行侠，而是一个强有力、具高度凝聚力和作战力的军队。但吴三桂似乎游离在这个核心主旨之外，康熙觉得吴三桂越来越难于控制了。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员工不受控制更让人尴尬的了。无论是服务大清集团数十年的元老，还是刚晋升起来的新贵，能让老板最为受用的恐怕只有两个字：听命。
吴三桂这个员工，不仅不受控制，而且在经营上一塌糊涂，更让康熙忧心的是：吴三桂处心积虑囤积了十多年的巨款。这笔巨款可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爆发足以动摇康熙的龙座。
所以，康熙才有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之举，欲借此机会将三大公司——平西、平南、靖南收归统一管理，可惜，吴三桂老谋深算，始终不上当。康熙精心准备的鸿门宴也不了了之。到最后，无奈只有使用杀鸡给猴看这一招，先后让耿精忠、尚可喜写下保证书。但是这一招并不管用，反而让吴三桂授以口实，趁机伙同耿精忠、尚可喜一同倒戈。康熙方到此时才觉悔。
吴三桂这类员工，大都是封疆诸侯、分公司老总，手握重权，在所辖公司享有极高的威信，在自己苦心营造的王国里一呼百应，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对付这样的员工，只能采用蚕食策略，慢慢扶植他的亲信、拉拢他的部下，抓着他小辫子敲山震虎。康熙并非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如对其子吴应熊恩威并用，感化其爱将皇甫保柱，派折尔肯、朱国治打入内部。虽然这些措施卓见成效，但由于心态过急，终于逼吴三桂提前倒戈，使大清集团元气大伤。
其实吴三桂最初是有所顾忌的，他顾忌的是尚可喜、耿精忠的态度。如果康熙能在撤藩计划上，能充分照顾此两人的感受，并趁机拉拢之，也许吴三桂不敢倒戈。
没有必胜的把握，吴三桂是不敢轻易用数十年积攒下来的心血来博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局的。
康熙控制住吴三桂唯一的儿子吴应熊，这确实是一狠招，可惜康熙逼得太紧，让吴三桂产生了破罐子破摔、鱼死网破的念头。
封闭与内耗的管理思维
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应该清楚如何让自己的企业进行开拓发展，增加所创造的价值。然而，在家族式企业中，很多管理者更注意的是眼下利益的维持，而不是长久利益的开发。
因此，康熙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族管理者，他虽然能够平定内乱、反对分裂、击退进犯的沙俄，但是在清朝这个庞大的集团企业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上，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老路上，封闭管理，纵容内耗，加强管制。
拒绝科技与封闭式管理
康熙是一个具有东方智慧的帝王，尽管他明明知道西方科技发展必然对中国构成威胁，但是，他更清楚西化对满清统治的威胁。因为，西方文明是专制政权的敌人。
在选择西方文明和满清统治之间，康熙选择了有利于满清统治的闭关锁国，继续推行东方专制的愚民政策。
尽管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习过数学等西方科学，但是，作为出于对满清统治的需要，他只能在东方“君权神受”的愚民政治中才能找到满清政权合法或稳固的依据。如果接受西学，满清政权也就必然在人民的觉醒中被推翻。
他知道学习先进的科技是强国唯一途径，但是却要拒绝这些先进的科技。在政权和人类进步之间，独裁者往往考虑更多的是政权的千秋万代，而不是民族进步。
更通俗一点儿：帝王内心想的是政权，至于民族是否进步则是次要的。一些满清史学家极力推崇康熙英明，喜欢西学，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喜欢西学的康熙是一个好龙的叶公。尽管西方传教士极力向康熙宣扬接受西方文明的好处，可是，康熙还是对西学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不支持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也不鼓励中国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是看透了康熙对西学的两面性，洋人张诚这样说：“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
历来中国的帝王，他们大多意识到必须学习西学，但是，他们对西学的容忍的程度，也只能最大在科技、经济方面，至于民众以及政治生活这个根本领域，他们是不会让西学染指的。在每次西方文明与东方专制发生严重冲突时，帝王总要把西方文明给打压下去。而康熙对西学的容忍，也不过是作为宫廷享受的一个补充。
英国大使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因为惧怕科学与技术、宗教普遍流行给人民的信仰所带来的无法估计的改变，康熙不仅对西学采取压制政策，而且对科技也采取排斥态度。
在西方科技日益发展的时候，康熙却禁止科技实验，甚至连武器的研制也被禁止。
有传教士给康熙介绍代数，希望在中国推行，可是，喜欢数学的康熙却不准颁行。1693年，康熙患了疟疾，白晋、张诚两位神父献上的奎宁，康熙得以痊愈。尽管如此，西方医学也并没有在康熙时期得以推广。
任何东方皇帝，他们对西方文明根本不兴趣。他们或许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让臣民也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生活。他们知道跟西方国家学习就能强大，可是他们顾虑学习西方会动摇他们统治的基础。他们不仅把西方文明书籍锁进深宫，而且把西方文明看成“奇技淫巧”，禁止人民学习。他们不敢敞开胸怀向西方文明学习，也不可能敞开胸怀向西方文明学习，除非他们走投无路，甚至走投无路了，他们也不见得就会心悦诚服地向西方学习。
纵容内耗与加强管制
家族式企业的一个特征是，集团内部的高层人员极大一部分都是家族内部的成员。但是，这些家族成员并不团结，他们会因为各种矛盾而彼此争斗，而这些争斗又会危害到家族企业的稳定，甚至会动摇集团的根基。
理智的处理办法，就是让管理者明确自己在集团企业中的身份，让他们不要带着家族身份来管理，但是很多人都无法避免这一点，所以就产生了家族式企业管理的一个最大弊端，那就是对内耗姑息纵容，甚至等到即将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各打五十大板。
康熙就是一个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的家族式管理者。在他统治时期，权相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党争，他不但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到了斗争已经危及国家的时候才进行整治。
他的做法，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加强管制，用他的决策权和最高领导权来进行粗暴的干涉。
索额图、明珠同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他们都在协助康熙帝巩固清朝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所属两派之间无穷无尽的争斗，对国务、政体及吏治等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初期四大辅政之首索尼的第三子。索尼为大清国开国勋臣，顺治帝临终前任命四位大臣为康熙帝辅政，索尼居于首位。索额图的三个兄弟中，两个袭封一等公，一个授一等伯，索额图的侄女又是皇太子胤礽的生母，可谓出身名门，声势显赫。索额图很早就是康熙帝的亲信，曾以大清国重臣的身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因索额图在策划擒拿鳌拜、清除鳌拜势力时立下了战功，1669年即由一等侍卫擢升大学士，后改任领侍卫内大臣，成为当朝大臣中最重要的实力派，直至发展成了“太子党”的头目。
所谓“太子党”，是指为皇太子出谋划策的政治团体。索额图曾精心制定皇太子制度，当时皇太子所用礼仪，几乎等同于皇帝，比如，规定皇太子服御诸物都用黄色；大臣们在朝拜皇帝之后，须向皇太子胤礽行礼等。
康熙帝察觉到索额图及其党附的私心与权欲，遂下令拘禁了他，宣布“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于1701年令他致仕退休。
明珠也是满洲正黄旗人，系皇长子胤褆的亲舅舅，即惠妃那拉氏的亲哥哥，出身门第虽然不高，但明珠却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后来也成为一品大员，与索额图同秉朝政。
明珠开始受到朝廷重视，是因1673年出任兵部尚书时有出色的表现，从此深受康熙帝赞赏。在朝臣们讨论“撤藩”一事时，明珠力排众议，主张“撤藩”，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远见，但同时也公开表露了他与索额图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分歧。
明珠跨入政坛的中枢位置后，更是因出身和性格上的差异而与索额图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矛盾也因此而生。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明珠曾帮助皇长子胤褆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朝廷重臣，积极发展“长子党”的势力，成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
很快，“长子党”与“太子党”的冲突就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687年冬天，康熙帝发觉明珠、余国柱等人卖官纳贿的罪行，革去了明珠的“大学士”职务。
“完美”的皇帝，不完美的父亲
康熙的家族式管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在他对接班人的选择上。
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康熙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复无常与执拗。出现这样的表现，其实都源于家族式企业的最大弊端，那就是家族成员与内部管理人员不分。一旦要在家族成员中选择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是选择最忠诚于自己的，还是选择最有能力的？是看重亲情原则，还是看重才干标准？
这个问题困惑了康熙半辈子，他最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尴尬的继承制度
继承人问题，向来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敏感问题，很多英明的皇帝也在这样的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继承人问题会成为如此棘手的政治难题？因为继承人的选择，是按照中国的皇权体制决定的，皇权的国家只能选择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在这种专制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权威的意志或者出于强势的社会习惯来选择继承人，而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拔，更不要说通过竞选的方式让有才能、有德行的政治家继任了。
这种靠儿子延续江山的制度，经过不断的积累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理论色彩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所谓的“嫡长子”，就是正妻所生的长子，侧室和小妾所生的儿子就算年纪比正妻所生的长子大，也不能担当这一称号。
应该说，康熙采用嫡长子继承的办法，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在汉文化内部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对清朝而言，则是一个新生事物。
满族本身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权位继承制。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金，称汗。他在生前发布谕旨明示，在他死后，他的汗位由八大贝勒共同议定，而不由他本人生前指定。他死后，经八大贝勒的明争暗斗，四贝勒皇太极即汗位，是为清太宗。皇太极建立大清，称皇帝。他不幸突然死亡。关于接班人，死前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经过激烈的斗争，皇太极之子时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
那么，在没有传统规则可以依据的情况下，为什么康熙会决定立嫡长子为太子，担任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呢？
首先，康熙执政期间，虽然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但是，政坛上的丑闻和明争暗斗却从来没有休止。一方面，外戚索额图和权相明珠之间互相倾轧，朝臣们只能选择投靠其中的一派。这种恶性竞争让康熙十分反感。另一方面，因为康熙执政期间发生了“三藩之乱”、边境叛乱等事件，所以几次大规模用兵，武将的地位上升，和文臣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势同水火互不相让的局面。
面对着朝臣们的钩心斗角，政治才能过人的康熙皇帝马上就想到，这些大臣之间的争斗最终一定会从两派互相攻击、互相告状的初级阶段演变为对皇位继承问题进行舆论控制和政治干预，并以此打倒对方。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王朝能够安定，不再像明朝一样因为连年不休的党争而影响了皇位的正常更替，进而走向全面的衰败和亡国，康熙皇帝走了一步险棋——立太子。
可以说，通过立太子，来免除朝臣利用继承人问题做文章，这步棋康熙皇帝走得十分高明，不过，立太子这个策略虽然不错，如果选错了太子，那就将把好棋走成臭棋。这一点，康熙皇帝不是不明白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立嫡长子呢？
这就不能不提康熙本人的个人好恶问题了。康熙皇帝是一位深受汉民族文化影响的皇帝。在皇位继承上，他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拿来主义。他觉得，汉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就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嫡长子继承制既然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就自然也比较合理。
康熙的这种想法，和他平日的雄才大略比起来，简直有点幼稚。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康熙帝，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却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最后，因为他盲目引进汉文化的嫡长子继承制，终于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无法收拾，他本人也尝到了苦果，目睹了亲生儿子之间的争权夺利，体会到了“无情最是帝王家”的感受。
康熙皇帝拥有庞大的子女群体，在清朝皇帝中十分罕见。他一共有五十五个儿女，其中皇子三十五人，公主二十人。除去那些夭折的皇子和公主，最后长大成人的皇子一共有二十人，公主则有八人。然而在这些皇子之中，康熙选来选去，在太子的问题上还是比较迷信汉文化的说法，要立一个嫡长子，觉得这样就能高枕无忧了。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嫡长子继承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习俗，本身并没有什么科学性，这就像走路要右侧通行一样，只不过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要左侧走也可以，但是只不过要冒一些风险。康熙之所以要立嫡长子，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他实在不能决定哪个好，也不能抽签抓阄，就只能按照汉文化的经验，立个嫡长子充数。
而且，最初康熙立太子，就是一个十分仓促的事情。康熙帝确立皇太子很早。康熙十四年，他本人也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册立了不满两岁的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册立的皇太子，是清朝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在他之前，都是皇帝和大臣或者太后开会决定，在他之后，雍正皇帝开创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只有他早早册立太子，而且广为宣传。
在册立太子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只有两位皇子，皇长子四岁，但其母尚无封号，地位低微，所以不能算嫡长子。而二皇子胤礽则是皇后所生，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因此被定为皇太子，即皇储。可是，当时康熙皇帝自己才二十多岁，正年轻有为，也许会继续执政几十年，那样的话太子做什么呢？事实上这正是后来太子和康熙之间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