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通合谋，还是先皇器重
种种迹象都表明，在康熙遗诏的起草和发布过程中，最重要的人就是隆科多。而隆科多正是雍正的舅舅，他恰恰在雍正继位之后大红大紫，不久之后又被雍正所猜忌，最终被圈禁而死。
据记载，就在胤禛代替康熙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禛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他到底是要保护康熙呢，还是另有企图？这已经难以分辨了。
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禛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这里面若无隆科多的支持，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中，对胤禛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禛、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禛、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禛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而康熙去世后，胤禛、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
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7至9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禛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时（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为什么要如此着急地为康熙皇帝入殓呢？
太平盛世的皇帝大殓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禛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与胤禛争夺皇位的皇子们就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雍正篡位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演绎得活灵活现，大体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康熙帝弥留之际，想传位于皇十四子允禵，便叫隆科多传旨，召回皇十四子。但因讲话时口齿不大流利，当说到“十”字时，停了一会儿，方说出“四子”二字。这样一来，隆科多便钻了空子。故意大声喊道：“皇上有旨，诸皇子到园，不必进内，单召皇四子见驾。”就这样，皇四子胤禛继承了皇位。
第二种说法是：康熙皇帝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所以诏书里写了“传位十四子”的字样。而胤禛在舅舅的帮助下，偷偷把“十”字上面加了一横，下面点了一钩，改写成“于”字，诏书里“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皇四子胤禛便成了皇帝。
第三种说法是：康熙遗诏是康熙皇帝死后，胤禛继位后几天公布的，这期间胤禛有可能篡改了遗诏的内容。
第一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隆科多敢于趁着康熙病重而当面假传圣旨，只要康熙稍微摇摇头，隆科多就会人头不保。这种冒险而无法达到效果的行为，不是成熟的政治家所使用的，所以隆科多假传圣旨的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
而第二种说法比较有迷惑性，但实际上也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清朝对皇子的称呼，一般不会直呼四子、十四子等，而是在这些称呼之前冠以“皇”字，称他们为皇四子、皇十四子。按照这一习惯，遗诏应写成“传位皇十四子”。那么如果将其中的“十”字改成“于”，就念不通了。其次，清代“于”、“於”二字是不通用的，传位给谁，应该用“於”字，用“于”字也是说不通的。再次，从当时文书制度来看，也不能令人信服。清代的文书，特别是清代前期的文书，都是满、汉文合璧的。康熙帝的遗诏，不用满文，只用汉文书写是不可能的。而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成的遗诏，汉文可以篡改，满文是不容易改的。所以说，第二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雍正的登基是隆科多假传圣旨或者雍正于隆科多合谋篡改了遗诏，但是在雍正登基的过程中，隆科多的作用非常大，是不言自明的。那么隆科多到底帮了他什么忙，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就史料记载来看，隆科多帮助雍正的就是以职务之便，在康熙病危前限制其他皇子的自由，而为雍正提供接近康熙的机会，造成雍正得到康熙信任和重用的假象，借此来推雍正继位。在外界觉得雍正受到了康熙的器重之后，不管是谋害康熙而登基，还是伪造出遗诏来继承皇位，都是顺水推舟的行为了。
卧榻边的小刀：嘉庆遇刺之谜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陈德于紫禁城神武门内、顺贞门前持刀行刺嘉庆皇帝，这是有清一代罕见的一桩重要公案。但由于官书野史的记述均极简略，且多有不实之处和附会之谈，以致“世莫知其所由”，“遂为千秋疑案”。
可怜的刺客
陈德，原名陈岳。其父陈良，母晁氏。原为镶黄旗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之契买家奴。陈德行刺未遂被捕后，在审讯期间，曾对其生平经历有较为详细的供述，现节录如下：
“我姓陈名德，年四十七岁，系本京人。祖父母早经身故，并无伯叔兄弟。父亲名叫陈良，母亲晁氏，从前典与旗人松年家为奴。我生下八个月，就同父母跟松年往山东青州府同知任所。我七岁时，松年故后，我父母不跟进京，就在青州住下。后来在章邱等县跟官。二十三岁娶青州驻防出旗为民张五勒之女张氏为妻。到二十九岁上，我母亲死了，三十岁父亲又死。我在山东没有地方，想起有个堂姊嫁在京城姜姓，生有外甥（姜）六格，充当内务府正白旗护军，我于三十一岁就进京找他寻觅地方。后来同妻张氏雇与侍卫绷额布家服役，在彼五年。三十九岁又跟内务府包衣达常索，也有三年。到嘉庆三年上，我同妻子典给方家胡同跟官的孟明家当厨役，在彼五年。前年二月间，我女人死了。我有妻母张宋氏年已八十，去年秋间跌成瘫废，靠我养活。我两个儿子，一个十五岁，叫禄儿，前年雇给回子学生崔宅；一个十三岁，叫对儿，我带着在孟明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孟家嫌我喝酒唱闹，将我退出，我就同对儿出来到外甥姜六格家住下。我堂姊已于去年腊月病故，外甥正在穿孝，房子又小，我妻母不便久住，一时又没地方，因想有个旧朋友黄五福，是抓帽胡同当看街的，我就于本月初十日到伊家商量借住。黄五福应允，我于十五日同我妻母、对儿一齐搬去。”
据此，并参诸其他有关档案和志书资料，陈德的家世和生平经历就一清二楚了：乾隆二十二年，陈德生于北京，八个月时随父母跟家主松年赴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任所。自七岁至三十岁期间，一直随父母在山东青州、临邑县、济南府或章邱县为人家奴，跟官服役或给官宦人家当佣人度日。
三十一岁时，因父母已先后病故，他在山东无法谋生，遂携同岳母、妻子回到北京，投靠内务府正白旗护军姜六格，住在西城能仁寺堂姊家中。回到北京之后，他同妻子张氏一起雇给侍卫宗室绷额布家服役。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兵部笔帖式庆臣家、内务府造办处笔帖式于姓家服役。
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陈德跟镶黄旗包衣管领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办送诚妃刘佳氏碗盏什物及赴园、进宫时移载物件车辆诸事，经常出入宫中。后来他又和妻子张氏一同典与回京粤海关监督王姓之家人孟明家做厨役。
嘉庆八年二月，陈德因妻子、堂姊相继病故，岳母又跌成瘫废，儿子幼小，“往后难过日子，心里气恼”，“时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遂于二十五日被孟家解雇。被解雇之后，他在外甥姜六格家闲住。在行刺嘉庆的几天之前，又搬到东华门外小甜水井黄五福家借住，直至闰二月二十日。
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早晨，陈德身藏小刀，带着长子陈禄儿在东安门内酒铺喝过酒，父子俩就进了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门，从西夹道绕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中观察了护卫情况和方位，便隐蔽在西厢房南山墙后，但等嘉庆帝的到来。过不多时，嘉庆帝乘轿进了紫禁城神武门，将到顺贞门时，陈德猛地冲出，手持小刀，直扑嘉庆帝。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犹如晴天霹雳，吓得嘉庆帝急忙逃入顺贞门。一百多个守卫在神武门内东西两侧的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更是个个呆若木鸡，没有一个向前拦阻捉拿。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珠尔杭阿，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桑吉斯塔尔六人，迎前拦挡，围拿陈德。陈德见嘉庆帝已逃避，复手挥小刀，左扎右刺，奋力格斗，将丹巴多尔济刺伤三处，并将定亲王绵恩的袍袖刺破。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陈德终因武器不济，寡不敌众，力竭被缚。旋于二十四日被封建统治者凌迟处死，时年四十七岁。
从陈德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冒死行刺皇帝，主要是由于乾隆中叶以来阶级压迫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失业奴仆为求生存而进行的一次果敢的个人反抗。
没有隐情的内情
那么，一个不名一文的平民，生活窘迫、家庭破败，又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进宫刺杀皇帝这条道路呢？是他自己真的仇恨这个带给他不幸的皇帝，还是他背后另有主谋？他铤而走险行刺嘉庆帝的原因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陈德在供词中说，“我因穷苦不过，往后难过日子。心里气恼”，于是“起意惊驾，要想因祸得福”。这里，他为什么觉得，“惊驾”就能“因祸得福”呢？他没有进行说明。
不过，他在供词里面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话：“我于嘉庆二年曾做过一梦，梦见一个人领路，好象是我朋友王福，领我到个地方，有些房屋，我梦里说是东宫。我瞧了一会，又到厨房，那王福就不见了。又记得嘉庆三年上，梦见我在无水桥下躺着，忽像有人拉我上桥。我在桥上一看，像在一知府大堂后头，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我就醒了。后来我又看见文昌书钞，觉得心里开悟，想这两梦，东宫是守阙的意思，桥底睡得是个虬龙，知府堂是个黄堂，程乡茧蟒袍是个黄龙袍，我将来必有朝廷福分。又记得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上，共求过正阳门内签五枝，都有好话。我近因穷苦不过，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签语，必有好处，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这几年来时常胡思乱想。”
以上供词说明，陈德自认行刺嘉庆帝的原因有三：一是穷苦，难过日子；二是梦兆签语，必有朝廷福分；三是本事过人。致使他终于“动了不安本分的心，这几年来时常胡思乱想”。
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陈德被孟明家解雇，最后的一线生路也被断绝了。残酷的现实，使他“心里愈觉气忿”，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闰二月十六日他看见街上垫道，得知嘉庆帝二十日进宫斋戒，“就定了主意”，决定利用自己熟悉宫廷门禁、宫内路径以及皇帝护卫情况等有利条件，进宫谋刺嘉庆帝。
陈德被捕后，嘉庆帝立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还要把审判经过详细上奏。次日嘉庆皇帝又加派了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两天之后再派九卿科道会同审办，将大部分朝廷重臣都派去审理这一起刺杀案件。
而且嘉庆皇帝在诏书中明确表示，一定要陈德“备受诸刑，再行磔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进行各种折磨之后再千刀万剐。官吏们对此重犯“连日熬讯”、“彻夜熬审”，并且大施酷刑，诸如“拧耳跪辣”、“掌嘴板责”、“刑夹押棍”等，无所不用其极。但陈德不愧是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硬汉子，在酷刑面前“凶悍”、“桀骜”，威武不屈。会讯官吏问他“既要寻死，何以不在街上路旁，必欲持刀入内，直奔轿前？”陈德愤然答道：“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并且声称：“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都由我了。”
他惊动了谁的神经
清统治者对陈德行刺案极为重视，“必欲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为此会讯官吏不仅对陈德反复熬审，用尽酷刑，而且还将陈禄儿、陈对儿以及行刺前几天与陈德有过交往的黄五福、黄二、王四、蒋兴国、魏明亮全行逮捕，严刑究问，甚至传讯了陈德服役过的几个家主。结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