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陈德“坚供实系伊一人起意惊驾，要想因祸得福，如有同谋主使之人，我已应承重罪，还有何隐瞒”。其子陈禄儿以及黄五福等皆称“实不知伊父有谋逆情事，平日未见有同谋之人往来”，“实不知他闹事是何主意”。而且几个家主也说“陈德素常原是安静”，“平日并无闲人来往”，“并未闹事”等情。经过四天四夜的反复刑讯，会讯官吏认为陈德实系“伊一人起意惊驾”，“以失业奴仆，辄因签语梦幻，顿萌逆念”，遂定拟具奏。嘉庆帝伪托宽仁，传渝：“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成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惊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耳。”遂于二十四日传旨将陈德立即凌迟处死，将尚未成年的陈禄儿、陈对儿处绞。
陈德希图通过行刺皇帝来实现梦境中的“朝廷福分”，改变自己的穷困地位，无疑是愚昧的幻想，盲目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这次不寻常的暴力反抗发生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内，特别是清朝皇帝第一次遇到谋刺，毕竟具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恐惧和惊慌。嘉庆帝不仅动用了几乎全部的中央国家机器来审理这一案件，把陈德父子处死，并下令“朕临莅所在，皆属禁地，如驻跸圆明园，巡幸热河、木兰等处，各行在即与宫廷无异”，“总应环卫森严，其扈跸在途之侍卫官员尤当近依乘辇”，“著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会同悉心妥议”，“分明堂陛，酌定章程”。颇有惶惶不可终日之势。
其次，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矛盾。嘉庆帝接连派出大臣“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一个重要原因是“疑忌”官员中有同谋主使者。所以他不仅以失察的罪名，把护卫守候在神武门、东华门的十七名文武官员分别给以革职发往热河披甲当差，还将肃亲王永锡交宗人府议处。
再者，嘉庆帝残杀了陈德父子，处分了当事官员，但也不得不亲书朱笔谕旨，承认自己“必有失德，始有此惊予之事”，虚伪地表示“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并“谕中外知之”（见《军机处上谕档：嘉庆八年闰二月》），以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真假难辨的疑案：戊戌政变之谜
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和他密谋使用武力制伏甚至除掉慈禧太后的故事。对这段内容，无论是号称亲历者的梁启超，还是后来的小说家李敖，都曾经花大力气来铺陈。
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究竟袁世凯是不是告密的叛徒？如果是，他是怎样告密的？
言不由衷的日记
如果是因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导致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那么这件事有很多难以解释清楚的地方。因此，很多研究者对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的说法比较怀疑。
怀疑的理由基本有这些：戊戌年（公元1898年）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密谋劫持慈禧、并夜访袁世凯、筹划实施劫持计划的谭嗣同。
但是，在慈禧发动政变之后，为什么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怎么会轻轻放过？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到了天津之后已经天黑，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慈禧太后。
从客观条件来说，当时京、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
荣禄于八月初五日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慈禧似乎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
另外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袁世凯和谭嗣同密谋的内容是先杀掉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再除掉慈禧的话，就更是说不通。
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人，他实际上是在慈禧归政后替她掌握兵权，下辖武卫五军，袁世凯为五军之一，在小站练新建陆军约七千人。荣禄驻节天津，警卫森严，袁世凯如何能杀荣禄？即使能杀荣禄，其他武卫四军岂能令袁世凯带兵入京不加拦阻？即使不加拦阻，铁路行车的指挥权也是握在英国人手中，岂能听命于袁世凯？
从戊戌政变的根源上来看，支持慈禧政变的大多数是朝中的守旧派，他们在变法开始前后被光绪皇帝疏远，自然要想办法扳回局面，而政变就是新旧两党矛盾积累的结果。
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袁世凯曾经写下《戊戌日记》，其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
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
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也没有在北京告密？
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拖延，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怎么可能如此拖沓、糊涂？
第三，次日，即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却“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重要史料来源，一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勾结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好在荣禄已死，袁世凯何时告密？怎样告密？已死无对证，不为人知了。
伺机而动的守旧派
袁世凯的日记破绽百出，那么到底政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守旧派的一次阴谋，是以刚毅为首的反新政阵线的安排。
下面的分析就是这些研究者的心得，权可视为一家之言：
刚毅这一派守旧分子全力促成慈禧复出，重掌政权，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免除被光绪皇帝冷落的命运。但慈禧不允，因为她并不觉得光绪实施新政会威胁到她作为太后的地位。有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她又控制了部分高级人事的考核权，如有危险人物被引进时，得以预作防备。同时，光绪每隔三五天必到颐和园请安，面奏新政事项，足以表示光绪对她是尊重的。
慈禧此时所充分信任的，只有一个荣禄。因此，策动荣禄来说服慈禧是必然有效的手段。不过刚毅并不热衷于此，因为荣禄出面来劝慈禧，她必让荣禄出任军机处领班，那一来刚毅就会被压下去。
说服荣禄的工作主要是由守旧派分子杨崇伊出面进行。杨崇伊曾多次往来于京津之间，但荣禄不为所动。因为他以慈禧的意旨为意旨，慈禧无意于此，他自然也要遵从，不为所动。
就在杨崇伊到处碰壁之时，忽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机缘，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被召入京。其时参与新政“四京卿”之一的谭嗣同，正在筹划培养能效忠光绪的武力，一看徐致靖保举袁的奏折，正中下怀，建议光绪召见袁世凯加以笼络。
光绪召见袁世凯后，立刻给袁升了两阶为正二品侍郎候补，袁世凯自然感激涕零、喜出望外。随后就发生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事件。谭嗣同深夜访袁，是为了和袁根据光绪的指示商量细节，即进一步讨论如何练成一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效忠于皇帝的新军。
由于袁世凯的进京，加之谭嗣同夜访袁之事，刚毅、杨崇伊便想了一条妙计，就是散布流言。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康有为让谭嗣同策动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但这个说法只能唬唬外行，骗不了平生阅览军事报告无数的慈禧，因此在慈禧面前另有一种说法。
另有一种说法是：康有为与张荫桓已经跟日本方面讲通了，由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送上日舰。但这个计划要获得伊藤博文的首肯，而伊藤博文的条件是须在光绪觐见他的时候，亲口向他提此要求。
慈禧有荣禄在，决不会怕袁世凯造反，但外国军队她不能不怕。朝鲜的大院君李罡应，就是这样被袁世凯劫到中国软禁在保定的，这还是她垂帘听政时候的事。因此她确信这是武力更强大的日本军队办得到的。
刚毅、杨崇伊制造的这个谣言高明就在于：并不肯定日本人已经答应此计划并准备附诸实施，要让慈禧自己去证实。慈禧也知道，日本派兵进京是严重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为“万国公法”所不许，会引起其他列强严重抗议，所以伊藤博文要光绪亲口提出，这谣言就显得合乎情理。伊藤博文虽已退休，但慈禧根据她的认识及阅历，相信伊藤博文在日本还有相当的权力，以至于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上的指挥官要实施带兵进京的计划时必须获得伊藤博文的首肯。
慈禧并不轻信流言，如果是小人无端造谣生事而贸然出来训政的话，不仅违背她优游林下的心意，辛劳不说，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会引起国际干涉。慈禧当年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受宠，才逐步走到这个位子，对圆明园的感情非常深，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直是慈禧心头之痛，对“洋鬼子”的痛恨也比别人来得深，无奈国家贫弱，只好任由洋人在中国横行。自光绪实行变法后，她也希望通过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将来能驱逐这些“洋鬼子”，当然她自己的地位不能受到任何损害，这是一个前提。
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在八月初五十时，地点是西苑勤政殿，谣言是否属实，到时一看便知。所以慈禧决定届时出其不意到勤政殿去看动静。这就是说，决定慈禧是否出面训政，就决定于那一刻。根据当时日本《梅尔报》的报道及张荫桓在其著述中的描述，可以发现觐见时的情形。光绪会见伊藤博文由张荫桓带领，在殿门口伊藤博文按西方礼节与张握手，由于此二人本为旧识，所以神态颇为亲密，挽袖共同进殿。在殿上光绪寒暄后就新政中的若干问题咨询伊藤博文，由于没带日语翻译，伊藤博文用英语回答，由张口译。其间，张与伊藤博文多次耳语，想必是张对伊藤博文就光绪的问题加以解释，以及告诉伊藤博文回答问题时要注意的忌讳。觐见完毕后，张与伊藤博文又把臂而出，两人显得很高兴。
如此情形，皆为躲在屏风后面的慈禧所见。殿廷深远，加之光绪体弱，语声轻微，她所听见的一点儿也是英语，而看见的又是张与伊藤博文的亲密神态，更加怀疑张与伊藤博文有勾结，这一切迹象皆符合所谓的“先入之言”，为此慈禧认定张荫桓与伊藤博文敲定其“结日本谋劫太后”的细节。这是刚毅、杨崇伊等人，根据可预见的情况而精心设计的，慈禧再精明，也梦想不到有这样一个骗局。此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在慈禧授权下，刚毅一手策划发动了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脱逃，两天后“六君子”被抓，慈禧重掌政权，废除一切已颁布的新政。
至于袁世凯何以捏造谭嗣同要袁“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并向荣禄告密？当时实在是有危及其身家性命的不得已苦衷。当时刚毅掌权，而他借以劝说慈禧发动政变的借口就是光绪及其亲信要发动政变、威胁慈禧的安全。整件事情的当事人中，光绪被囚禁，“六君子”被杀，唯一幸存的就是袁世凯。而袁世凯无权无势，刚毅威胁袁的性命与前途，袁自然就范，因此才有了那一篇破绽百出的“告密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