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建立，是历史上的一个变数，如果不是在错综复杂的明末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清朝就不会建立。当时的发展走向，是由三对相互作用的矛盾所决定的，历史也正是在这六个要素所围绕而成的六边形内前进。
三方角力的乱世局
清朝从努尔哈赤建国，到公元1644年进入北京紫禁城，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明朝末年的混战状态中，如何在明朝、李自成起义军与己方这三种力量的较量中胜出，而这三方角力的过程中，又存在一个六边形的互斗过程：明朝大将袁崇焕与清太宗皇太极的斗争、明朝崇祯皇帝与李自成之间的斗争、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与清摄政王多尔衮之间的斗争。
伐谋之战：计杀袁崇焕
在皇太极与袁崇焕的斗争中，双方争夺的关键是对辽东地区的控制权。因为辽东地区原本在明朝的版图之内，努尔哈赤建国号“后金”之后，想要把此地区当做其国土。双方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几十年的拉锯战，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斗争的时期，拉锯战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皇太极在与袁崇焕的作战过程中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便用伐谋的办法，轻松地解决了袁崇焕。
皇太极在位期间，多次南征。他的目的不是消灭明朝，而是骚扰明朝，当时后金政权生产水平不高，生活质量也不高，和明朝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通过不断的骚扰，掠夺人口、财物、粮食。
他一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骚扰掠夺行动，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第二次是在天聪八年，第三次是在崇德（皇太极的第二个年号）元年，第四次是在崇德三年，第五次是在崇德七年。
这五次大的掠夺行为，后面四次都是在袁崇焕死后发生的，而第一次，则是皇太极有意诱引袁崇焕中计，设陷阱让崇祯皇帝猜疑袁崇焕而进行的掠夺行为。
当时，袁崇焕镇守辽东和皇太极对峙。他使用深沟高垒的战术，想困住皇太极的军队。袁崇焕认为，只有扎根辽东，与皇太极长期周旋，才能彻底解决边境上的压力。袁崇焕曾经依靠这种战术牵制了后金的兵力，并且重创了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
针对袁崇焕的战术，皇太极采取了几个应对措施：一是绕过袁崇焕的防线，从其他地方出兵；二是尽量不进行大规模战争，保存实力，消耗袁崇焕；三是利用明朝内部争斗，彻底除掉袁崇焕。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对明朝进行了大范围骚扰。他亲自统率军队，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从蒙古间道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接打到北京。
袁崇焕这时正在山海关附近，得到军报，便率领九千骑兵日夜兼程，赶到北京，打败了皇太极的进攻。
皇太极惯用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计谋，这次他把袁崇焕调到北京，消耗了袁崇焕的装备。接着用了《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的计谋，抓了两个明朝太监，把他们囚禁起来，然后让两个将领在囚禁太监的房屋旁边“商量”军事，说皇太极和袁崇焕有秘密约定。
第二天，皇太极就把太监放了，他们把袁崇焕“谋反”的消息告诉了崇祯皇帝。崇祯就以议兵饷为名，让袁崇焕进宫。
袁崇焕到皇宫后马上被逮捕，第二年八月，在西市被千刀万剐。这样，皇太极不费一兵一卒，借着崇祯皇帝的手杀了袁崇焕。
崇祯给袁崇焕定的是叛逆罪，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然而从崇祯的心理出发，袁崇焕确实“该杀”。
他即位之际，国家早已积重难返，然而他却想扭转局势，当然处处碰壁。对身担重责的大臣，崇祯通常是先寄予厚望，失望后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
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当年崇祯问袁崇焕怎样可以平定辽东，袁崇焕回答说，五年之内可以收复辽东。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这就种下了第一个祸根。
后来，袁崇焕为了挽回自己夸下的海口，对崇祯皇帝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他的意思是说，我虽然有能力控制辽东局势，但是可能有人会嫉妒我，让我的谋略无法施展——袁崇焕有一句潜台词，但是他不敢直说，那就是五年收复辽东，不能实现。可是崇祯对他十分信任，回答了一句：“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崇祯的回答堵住了袁崇焕的嘴，他赐给袁崇焕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袁崇焕把话说得太满，崇祯平边心切，对袁崇焕十分倚重，后来感觉受了袁的欺骗。这种下了第二个祸根。
另外，袁崇焕在负责辽东防卫期间，杀掉了皮岛总兵毛文龙。这是第三个祸根。袁崇焕杀毛文龙属于冤杀，这是很多专家的共识。毛文龙死后，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都先后被后金占领，其部下尚可喜、耿精忠先后作乱、降清，辽东局势受到严重影响。崇祯对袁崇焕冤杀毛文龙一事十分意外，但木已成舟，也不能对袁崇焕随便问罪了。
更加严重的是袁崇焕曾与后金统治者议和。这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崇祯对此十分反感，因此袁崇焕对崇祯也有些隐瞒。皇太极带兵攻到北京城外之时，袁崇焕议和之事也被曝光张扬，此为祸根四。
但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皇太极设下的圈套。皇太极先是绕过袁崇焕的防卫线，直逼北京城，然后引来袁崇焕，在北京城外和自己作战。
皇太极突破的那个关口，不在袁崇焕的职守之内，不过京都百姓和官员不懂这些，认为敌人大兵压境，当然是袁崇焕疏于防守，于是怨声载道。这是祸根五。
以上的几点原因，如果遇到一位理性的君主，根本不会将袁崇焕定罪，但狭隘的崇祯痛恨袁崇焕未能兑现“五年平辽”的承诺，对清军直逼北京之事更是十分恼怒。皇太极对明朝君臣的矛盾、崇祯皇帝的个性十分清楚，便施展反间计，激怒了本来就十分神经质的崇祯，将袁崇焕送上了刑场。
把袁崇焕除掉之后，皇太极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可以随时随地调兵遣将骚扰明朝防线、掠夺明朝资源、增强自身实力了。
皇太极能够认识到如何除掉袁崇焕，而袁崇焕却只把精力放在军事对垒上，没有想过如何通过其他方式除掉皇太极。试想，如果明朝能够委托袁崇焕与蒙古可汗谈判，同时说服那些在皇太极当政之后失势的大贝勒，也许情况会完全不同。
实际上，皇太极和袁崇焕都存在内部的危机，不同的是，皇太极抓住了机会，袁崇焕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停留在军事攻防上。所以，多谋善断的皇太极，最终战胜了用兵如神的袁崇焕。
性格与命运：崇祯与李自成
崇祯是明朝的亡国之君，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并不坏。很多人认为，他很有才干，只不过国家已经腐朽得不可收拾，官员们也无心报国，他独力支撑，无力回天。就连李自成都在讨伐明王朝的檄文中说“君非甚暗”。但是，明朝就在他手中亡国，他自己也落得一个在景山上吊的下场。
崇祯在位期间的确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也不差，但他的勤勉和执著换来的不是王朝的中兴，反而是王朝的覆亡。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当时太子地位并不稳定，因而他的童年也充满灰暗。他的父亲后来虽然登基，但却因纵欲过度骤然暴毙，明末的宫廷三大案，他也基本都耳闻目睹。
这种政治阴谋的刺激，造就了他的偏激性格：一方面，他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敏感、多疑，极度自尊，一意孤行。
崇祯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
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是有害无益。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之后，从西安出发，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相继攻陷平阳和太原，北京城已朝不保夕。无计可施的崇祯召见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紧急入卫北京。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需。这个数目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为此，崇祯放弃了这一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此时的大明王朝，国库里的存储仅有四十万两白银。与此相对照的是，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
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崇祯拿出他个人的“内帑”（皇帝的私人财富，相当于皇家“小金库”。）以充军饷。崇祯却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
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了三千七百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这种保护芝麻丢掉西瓜的行为，崇祯不知做过多少次。他即位之初，为了节省开支，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使来往官员揩了国家的油，还得养大量的驿卒。结果是导致大批失业驿卒加入农民起义的行列，这些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其实，崇祯的“节俭”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还在他与大臣的关系中有所表现。明朝官员薪水十分低，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贪污受贿，很难生存下去，毕竟像海瑞那样宁可饿肚子也要清廉的官员少之又少。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崇祯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结果不但没有造成清廉的风气，反而让大臣们与他离心离德。
当崇祯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因此刻薄地对待臣子，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一人，尚书四人，总督、督师七人，巡抚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
在皇帝一人专制的体制内，如果君主本身性格有着致命弱点，再用这些可怕的性格去励精图治，也许后果不是中兴，而是亡国——崇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攻破了北京城的李自成又如何呢？
李自成败在清兵和吴三桂的联手之下，然而，从军事力量对比上看，他绝对占上风。从人数上看，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军只有十二三万人，而李自成号称百万大军，实际作战人员也有六十余万人，足足是敌军的五至六倍。从作战技能和武器装备、物资等方面看，双方都是身经百战，而李自成的火器营和骑兵更是天下闻名，再加上横扫半个中国的“打土豪”，其积累的物资不是偏居东北的满洲人可比，吴三桂就更不用说了。
无论怎么看，李自成军都没有理由失败。可是，李自成走进紫禁城，便飘飘然，觉得自己不再是当年受苦的穷汉，而是真命天子了。这样一来，多年征战积累下来的疲惫全部释放，加上众人的吹捧，他已经无心再战。当他在山海关面对吴三桂时，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所以多尔衮的铁骑突然出现，他和他的部属才会大吃一惊。
李自成和他的部下觉得天下已经是自己的，精神松懈、骄傲自满，结果就在山海关大败。这场败仗，其实并没有让他的力量彻底失败，但从思想上来说，溃败之后，农民军上上下下全都觉得大难临头。因为曾经身经百战、历经无数胜败的他们乱了阵脚，一场战役的失败让他们害怕将要失去已获得的一切。
李自成和将领们在慌乱之中做了逃兵。逃到哪里？北京？还没有坐稳江山，而且敌人就在山海关，北京守不住。那么回西安？那些将士刚刚享福没几天，怎么可能回到自然条件和财富都不如北京的西安呢？所以，他们抱着侥幸心理，没有目标地进行流亡，最终落得个土崩瓦解的局面。
或许可以这样说：李自成军的失败，正是奴性思维造成的。
不要以为下跪磕头的才是奴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想偏安一方而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让的，还是为保自身而放弃抵抗的，还是想直接投降的，全都是满脑子的奴才思想。如果没有前面的精神松懈，没有战败后的得过且过，而是重整旗鼓，立定主意要拿天下，以十万重兵镇守京畿，以三十万军队抗拒来犯之敌，消灭吴三桂并将满洲人打得元气大伤且赶出关内并非难事。
可是，奴性思维一直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致命伤。李自成和他的部下们是由于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才揭竿而起，历经几起几落，终于打出一个小天下。但当初最先起义的近二十路农民军，除了李自成与张献忠外已先后烟消云散，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接受了“招安”，投靠了明统治者。那些领头人物打了一阵子后，发现自己手头有钱了，手头有兵了，也不怕地方上的小官小将了，干脆投降崇祯皇帝得了，皇上还能赏个官做呢。
多尔衮与吴三桂：形势压倒一切
一般来说，叛徒都是被人们耻笑的，但是叛徒之中，有一种情节最为严重，那就是“汉奸”。汉奸不但是叛徒，而且还是背叛自己的国家、民族，向敌人屈服的叛徒。中国古代对血缘、种族十分看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诞生之后，但凡是民族之间发生了争端，这种论调就会一次一次被提起。
吴三桂就是被按照这种论调定罪的一个。“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诗几乎已经成了后代对吴三桂的盖棺之论。吴三桂之所以会有如此猥琐不堪的形象，全因为他在明朝已经灭亡的时候，放弃了对清军的抵抗并投靠清代统治者这一“劣迹”。
吴三桂祖籍江苏高邮，因其父吴襄在辽东任职而移居辽东。吴三桂出身于武举，此后就随着辽东军队四处征战，勇猛过人，人称“小吴总兵”。有一次他以寡敌众，为了救出被清军围困的父亲，直接与皇太极交战，突围而出，让皇太极十分欣赏，甚至说出“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话来。
吴三桂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与清军长期对峙交锋，最后成为明王朝牵制清军的最后一张王牌。可就是这张王牌，亲自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迎接进了山海关，从此把关内的万里江山送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上。
作为一个曾经骁勇善战的将领，一个与清军斗争周旋最为坚定的战士，吴三桂偏偏最后做了“汉奸”，这是什么原因？仅仅因为陈圆圆这个女子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文人们对他变节的嘲讽和挖苦而已。文人们只沉醉在讽刺“汉奸”的暂时快乐中，但他们却无法说明为什么英雄会蜕变成“汉奸”，而且他们也无法说明，吴三桂做“汉奸”对明清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清军入关，又与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胜利这三个重大事件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