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武官，京官，外官都是变着法地多捞钱。文官是吃“陋规”。也就是说，他们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或是千方白计向百姓搜刮，“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交，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亏损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份额，馈送各级官吏。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武官则是吃“空额”。武官总是多报军队人数，或是在招募时低于比国家规定招募的人数，于是这些“幽灵人口”的军饷，武官们便可据为己有。
天高皇帝远，外官可以大搞小动作，至于京官又如何敛财呢？京官的钱都是外官送的。外官进京，总是要到京官的府邸拜访，少不了孝敬，这种孝敬被称为“冰炭敬”。
夏天炎热，外官要送些冰进京给京官消暑；冬天严寒，就要送炭以驱寒，所以称做“冰炭敬”。但肯定的是哪个官员也不会拉着冰和炭登门造访，都会折合成银两送进京官的口袋。另外，为得到京官的庇护，任官礼，升年礼，节礼，寿礼等成了定规定制。雍正年间，山东巡抚黄炳每年收规礼其中包括节寿礼，钱粮规礼，粮道规礼等等，可谓名目繁多。
养廉：君臣博弈的平衡
清朝自入关以来，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皇帝顺治都将惩贪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从法律，行政，监察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防范、严惩官吏侵贪的措施。
康熙二十年（1684），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康熙皇帝开始惩处贪官污吏，大力提拔清官廉吏。当时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
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翔等一批清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
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非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翔在山东允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婿役，何以为生？”并且放宽了对贪污大案的处理。如此一来，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而雍正的继位，在打击贪官污吏，整肃日益腐败的吏治上开创了新的局面。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严厉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继位当天便下令中央开展清查亏空，追回赃款。对于地方上的清查亏空，雍正一改以往革职留任催追的办法，改用革职查办家产的办法。如贪官将赃款分藏在亲友家，则将其亲友家一同抄没。畏罪自杀的贪官，仍领其亲属负责赔偿。因而史称雍正为“抄家皇帝”。
与此同时，雍正正式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将全国的耗羡统一规定为每两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税役存留潘库，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办公开支。“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大大超过原来的俸禄，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发愁了。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而贪官污吏再要在耗羡上做手脚，既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贪污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雍正之所以能一举解决长期积弊，关键在于既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切实解决了官吏们的实际困难，使大多数人能够合法地获得较高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正常开支也有了保证，从而使真正的贪污行为失去了最普遍的借口。
谎言资本：君臣博弈的信息之争
君臣之间的博弈，最重要的是什么？皇帝占有国家的全部权力，这一点臣子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而君主能够朝夕之间让臣子飞黄腾达，也能在片刻之内让臣子灰飞烟灭。这样的神奇力量，也是臣子所不具有的。
那么，臣子只有一件东西可以和君主相抗衡，那就是信息。只要臣子控制了信息，并且让信息为自己服务，那么君主就是顺着臣子的思路去“听话”，而不是顺着信息的本来面目去考察大臣了。
皇帝想出来的“大案”
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使用自己聪慧的头脑去亲自打理国家的政务，而也正是他这颗聪慧的头脑，也常常制造出一些冤假错案，并且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糊涂化。最后看来，他做的事情，完全是在国家的制度之内的，中规中矩，没有什么越权的地方，但是做出来的，却是冤枉无数人的暴行。
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浙江德清县令阮知县雇请石匠吴东明，重修东门外一座倒塌的桥梁。
两个月后，当吴石匠安装新的水门时，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找上门来，要求吴石匠将一张纸片贴到木桩的顶部，这张纸片上写着沈农夫的两个虐待他的侄儿的名字。两百年前的人们普遍相信“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因此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但吴石匠并没有满足沈的愿望，而是将他扭送到了县衙，阮知县下令将沈农夫打了二十五大板后开释。所有的知情者都只把这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后来的情况却证明，就是这件小事，却引起了整个大清帝国从上到下的一片恐慌。此事发生不到一个月，毗邻的萧山县抓住了以巨成为首的四个游方僧人，原因是他们在各个乡镇之间流浪，一有机会便偷剪他人发辫——据说如果这些发辫经他们施以“叫魂”妖术后，被剪之人便会成为任其驱使的奴隶。由此，这股“叫魂”的妖术之风起于青萍之末，顿时将大半个大清帝国搅得天昏地暗。
表面看来，所谓的“叫魂”，不过是民间虚妄的无稽之谈而已，因此在叫魂发生之初，虽也出现过自认为被叫了魂的人对叫魂者进行群殴而致人死命的事件，但地方官员们对于叫魂者的处理一般都相当轻，大多是打几十板子了事。但是，当“叫魂”事件从沿海的江浙如一股风吹到清朝的腹心地带，甚至西部边地时，当全国竟有十多个省份的百姓因怕被妖人偷剪了发辫而惶惶不安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便没法不注意到他的王朝里的风吹草动了。
乾隆显然没有忘记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祖辈入主中原后所推行的剃发令，对于在满清征服中原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无数次以抵抗削发令为中心的可歌可泣的抗清运动，乾隆记忆犹新。在视满清为夷狄的中原，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召唤他们以抵制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因此，在经过了艰难的镇压和努力之后，满清王朝才让明朝的遗民们按照征服者的模样剃光了前额并留下一条长辫。
信息争夺与君臣博弈
乾隆比他手下的官员们更敏锐地注意到，在席卷王朝的“叫魂”事件中，叫魂妖术的施行主要是通过剪掉发辫来进行的——而那根长长的发辫，恰好是顺从王朝统治的标志，是大清王朝天下一统的象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剪掉发辫——不论是否有“叫魂”之类的前提，均是对王朝的大逆不道。
此时大清王朝的铁骑分别在进攻缅甸和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中失利，恼怒的乾隆当然更有必要借叫魂事件来对他的王朝进行一番修理了。因而，他在一份来自地方官员的关于叫魂的奏章上以令人吃惊的口气严厉批道：“我大清百余年，深仁厚泽，不意竟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枭……潜毒一至于此。”乾隆的聪明或者说狡猾之处还在于，对于“叫魂”事件，他担心的显然是剪掉象征顺民的发辫，而非所谓妖术。
但他却从没有明确向他的臣子们表明这—点，而是好像仅仅把“叫魂”当做了一种妖术，一种理应严惩的妖术。在事件开始时，他就极力回避提及大清削发令的政治意义，而单纯简单地将矛头集中指向妖术问题。
这样，乾隆和地方官员中间便有了滑稽的一幕：一方面，皇帝已将作为民间妖术的叫魂上升到了谋反王朝的政治事件的高度，自然希望手下官员们对之进行严惩；另一方面，基于稳定的考虑，皇帝又不能或不愿将其真实的忧虑和想法公诸于臣子。这样，地方官员必须从猜度皇帝的意图入手，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聪明的官员们与皇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大量被指控犯有叫魂罪行的无辜者惨遭无妄之灾。这种对叫魂者的无情打击搞到后来，竟在民间产生了无数的诬告。
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乾隆皇帝本人，他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乾隆个人的杰作。
有了圣上的如此行为，官员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更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们可能与乾隆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在实际审讯和处理这些标以谋反之名的“叫魂”案时，不能不对这一罪名的真实性和存在性产生怀疑。
当事情到了愈演愈烈之时，江苏按察使吴坛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受到了乾隆严词批评。那些处于观望或是对叫魂者手下留情的官员此时唯有细心领会来自金字塔最上层的旨意——乾隆皇帝要的不是客观地处理问题的臣子，而是能把自己一个任意的揣测严格贯彻的奴才。因此，冤狱一个又一个地发生，民间人人自危。
但各地的官员们始终无法抓住那些躲在背后指使叫魂者进行剪辫的首恶——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因此乾隆只得于当年冬天降旨停止了对这起离奇案件的清剿。然而，鉴于圣上对此案投入了如此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于是，由军机处向各省督抚发文指出，“叫魂”案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结果没能发现首恶正犯，而任何进一步的清剿只会滋扰地方，博大仁慈的圣上是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
最后乾隆自己也觉得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而正是因为他的神经过敏，导致了冤狱的肆虐和官僚集团对他的曲意逢迎，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弊大于利。所以，他颁布了一道上谕，含糊其辞地说“整个“叫魂”案可能是由阴谋家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因此，在宣布了对一批高级官员们的处罚后，“叫魂”案不了了之。
这件事就像一个笑话，但是笑话背后，却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位以严肃态度对待政事，却导致了冤狱肆虐的皇帝，背负着暴政的罪名。这正是清朝的制度性专制造就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