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的王朝变换，仍旧不过是重复着一个“盛衰往复循环”的历史游戏。换个角度去解读，恰好说明了在人们心中，从来没有一个“传之万世而不绝”的王朝江山，也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
无法打破的发展瓶颈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康乾盛世是最后一个盛世。同时，由于在近代以来和西方的碰撞中，泱泱古国立现滞后，这个盛世更是提供了一个最后令人缅怀的全盛局面！
危机四伏的“盛世”
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盛世，简化起来说，大概离不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边疆稳固等几个标准。在康乾盛世时期，如果仅按照这几个标准对照，中国王朝这最后一个盛世，说是空前是毫不过分。
康乾盛世作为中国王朝时代最后一个盛世，确实达到了一个超过此前任何时期的程度。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比较不仅毫无逊色，而且发展程度还超过了历代最辉煌的盛世。最后的康乾盛世，不仅是清王朝的最后辉煌，也是已经辉煌了数千年的一个古老农业王朝的最后谢幕。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过程。
再检讨康乾盛世，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康乾盛世最为辉煌的时候，依旧存在着这个农业王朝无法改变的内在隐忧。悲剧，其实早就已经注定，在夺目的辉煌背后，注定要留下无尽的遗憾。更令人痛心的是，隐忧其实早已存在，只是在辉煌的遮盖下，难以有人察觉而已。然而正是忽视了这种极盛背后的隐忧，我们付出了近代以来惨重的代价。
衰落的迹象早已出现。从乾隆皇帝统治后期，清王朝的社会危机已经开始不断爆发，天灾人祸下，各地民众的小规模反抗斗争不断，官僚们的腐败已经开始达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好大喜功的战争已经耗尽了国家的财政储备，府库开始逐渐空虚。更为严重的是，志得意满的统治集团，开始对外边的世界失去了兴趣，闭关锁国政策严厉，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夜郎国”里自大了起来，丧失了盛世时期的进取心。
人口的压力成为了此时清王朝难以解决的最大隐忧。经过了康乾盛世时期上百年的发展，到了乾隆皇帝统治后期，全国已经统计出来的人口总数超过了3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王朝在这一时期开垦了大量的荒地，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促使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迅猛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康乾盛世中期，中国已经以全世界大约四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当时世界一半的人口，固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却也已经开始达到了中国这个农业王朝的极限了。过度的人口增长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控制，终究将导致大量的过剩人口，随着可以开垦的荒地日益减少，由人口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跟随着出现了。康乾盛世后期，自然灾害增多，大量的无地流民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压力导致危机出现的一个明显征兆。
乾隆皇帝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各种危机的存在，他在自己执政的后期，终于不情愿地放弃了前中期的国策，提出“保盈持泰”的内敛国策口号。但是，不幸的是表面辉煌无比的盛世，却掩盖了偌大王朝本身的痼疾，“保盈持泰”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画饼。
这些痼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官场风气的彻底败坏，一个是贪污腐败的空前猖獗。
自古以来，官场风气的好坏，是直接关系到了朝代的兴亡盛衰大事情。在政治稳定的盛世里，统治高层对政治控制比较重视，但是对日益腐化的官场风气，却一向不大注意。尤其是到了乾隆皇帝时期，清王朝的官场风气不仅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出现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怪现象。就清王朝整个官僚系统结构来说，分为京城官僚及外部官僚两个部分，俗称“京官”和“外官”，而“京官”和“外官”都共有的特征，一是贪墨，二是守成。这两大痼疾的存在，致使官场不仅贪污成风气，而且办事拖沓，工作效率低下，统治能力下降。
康熙在位时期还企图通过自己亲作表率，以理学为号召，来提高官员们的整体素质，雍正皇帝也一直想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整治吏风。但是由于缺乏制度上的制约，这些虚实结合的办法到头来都失去了效用，效果很差。
康熙时代，贪污已经蔚然成风气，雍正时代考场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政治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说完了官场风气，再来看看盛世时期的贪污问题。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出了一个大贪官叫和珅，他贪污的财产连皇帝都吓了一跳，还没有查完就多到了国库的程度。其实，在康乾盛世时期，贪污的官员远不止和珅一个，贪污早就成为了清代官场的通病。在康熙时期，大学士明珠就是一个典型的贪污犯，他贪污的钱财，已经够让历代的贪官们艳羡的了，其家产超过了前代的大贪官严嵩几十倍。而他的政治对手索额图也不含糊，贪污到了让自己的亲信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了。
对于这种极端腐败的吏治，当时曾有人主张加以整顿。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尹壮图就曾经劝说皇帝，要进行彻底反腐败。出于自己对于官吏奢侈、贪污，造成“库藏空虚，民业凋敝”的情况的了解，他多次上疏乾隆皇帝，揭发官员的腐败情况，劝说乾隆皇帝加以改变，但是尹壮图的愿望却不能实现，当他把上奏呈上去之后，立刻引起了军机大臣和珅的忌恨。结果，和珅派他到各地普查府库亏空，同时另派一个心腹跟随监视。尹壮图每到一处，和珅的那个心腹总是千方百计阻挠他马上查库，等到“库藏挪移满数”，才让他查对，因此，所查无亏空，尹壮图被劾以“妄言”而“降为主事”。裹足不前的王朝
我们常常说，历史无情而又公允。但是，当我们真正面临着公允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公允历史往往显得过于冷酷。
当一个民族和国家沉湎于已有的辉煌之中，意识不到世界在变化中发展，由盛转衰就在所难免了。孤立来看，康乾盛世确实无愧于中国古代历史最辉煌的盛世之一。但是，如果放开视界，将中国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所谓的康乾盛世立刻就会黯然失色。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印象尤其深刻，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乾隆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王朝虽然凭借其统一的雄姿，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表面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乾隆怪圈：历史的终结
乾隆虽然号称“十全老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固步自封、认为清朝已经尽善尽美的短视者。在他统治的时期，虽然清朝已经进入了全盛状态，但是内在的危机也慢慢在生长，而中国传统的生产、发展模式，虽然对当时而言还能够维持，但与已经兴起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其劣势已经十分明显。
乾隆皇帝眼光永远放在国内，自然看不到自己落后的一面，因此这位“十全老人”心中骄傲的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膨胀，甚至认为清朝的统治状态、发展模式已经到达了人类文明的顶点，已经没有能够超越这种模式的新情况出现了。乾隆的思想，就像美籍日本学者福山的名作《历史的终结》一样，他们都把自己所在时代的文明当成了不可逾越的最高峰。
就对外交流来说，他抱着“天朝大国”的骄傲心态，认为清朝以外的一切国家，都只能做清朝的属国、藩国，只有他统治的国家，才是“中国”，才是“天朝上国”。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他对西方的态度自然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是“时有时无”的，他是以一种主奴关系来看待和处理中西关系的。
下跪与邦交
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七月，英国派了特使马嘎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到中国洽谈通商事宜。他们坐船从天津上岸，沿着运河到了通州，带了很多的天文仪器和其他的珍宝。他们下榻在圆明园，清政府接待他们由圆明园到承德避暑山庄，途经古北口，马嘎尔尼等人看到了雄伟的长城，非常赞叹。
马嘎尔尼有勋爵身份，是位任职很久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公使，后来委任他为马德拉斯总督，他辞而未去。1792年英国政府委任他为访华全权特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兼秘书，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700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船只，于1792年9月26日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通过英吉利海峡，朝中国方面航行。
这次英使访华之际的中英贸易情形，根据副使斯当东编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叙述，可以看出7个问题：
贸易不断扩大；数量十分巨大，仅1792年16只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往广东的货物价值就高达白银275万余两；中国的茶叶是英国必需的、无可代替的商品，英国及其殖民地每年要消费茶叶1333万余磅；税收很多，仅每年从中国运回1000多万磅茶叶就可收税七八十万镑；贸易逆差太大，英国每年需要拿几十万镑金银支付中国货物；降低成本，需要多口通商；贸易市场潜力巨大。
据斯当东的看法，保护英商对华贸易，扩大中英贸易，是英使来华的缘由，“使节团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去的”。
在马嘎尔尼使团启程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给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写了一封信，用英文和拉丁文各写一份，通知马嘎尔尼勋爵奉命访华。
在这封信里，培林爵士说，“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嘎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从这封信的行文方式、用词和口气看，都是按双方是一样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来叙述的，英王和清帝都是大国之主，地位相当，不是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只想平等地经商牟利，并非乞沐皇恩。
郭世勋当然不敢如实地翻译和转奏，便把英文、拉丁文的信函原件呈上，又将信译成汉文，作了修改，把平行口气译成下对上、外夷对天朝的禀帖口气。
其译文为：“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乾隆于五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之前看到郭世勋的奏折及培林爵士之信的译稿，以为强大的远夷国王遣使前来，为己祝寿，非常高兴，连续下马嘎尔尼进献的腰刀谕，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遇使者，其携来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充分食物，“赏给一年米石”。但是，他也强调，贡使必须实行藩国见天朝大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礼。马嘎尔尼不同意，认为双方是平等的国家，不应该行跪拜大礼。
双方争执谈判，最后议定，英使以谒见英王时候所行的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乾隆十分恼怒，下谕指责贡使妄自尊大，命令接待不须如前优待。
八月初六，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盛大的宴会，马嘎尔尼应邀前往。在拜见乾隆皇帝的时候，马嘎尔尼行了单腿跪的礼节。八月十三日，在承德举行了乾隆八十三岁的祝寿大典，马嘎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了马嘎尔尼。当时，“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那么马嘎尔尼行的是什么礼呢？
根据英国人的记载，马嘎尔尼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但是，其他的记载，都说马嘎尔尼行的是单腿跪，或者双腿跪，记载各不相同。当时的一位军机章京管世铭写了一首诗来记载这段“趣事”：
献琛海外有遐帮，生梗朝仪野鹿腔。
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管世铭当时具体负责接待，他说“齐跪地”就是两腿跪地，但是很多史料的记载是马嘎尔尼单腿跪地。
单腿还是双腿跪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呢？其实，这说明了双方的关系是否平等。如果是单腿跪，说明他使用的是一般的礼节，如果是双腿跪地，则是体现出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了。
乾隆皇帝如此在意英国使者对他行礼的方式，而英国使者对此也十分固执，这恰恰说明了一点：双方在外交理念上相去甚远，而这种差距，就决定了二者的合作必定告吹。
通商与赏赐
在乾隆寿宴之后，马嘎尔尼准备和乾隆洽谈双方通商贸易的事情了。他带着表文，一份是英文的，一份是法文的，里面写着要求通商的具体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