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原本是郑成功的部将，但是因为郑氏集团内部的矛盾使他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他无奈之际向清朝投降，但因为他的身份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受到重用。是康熙发现了他，并且对他给予支持，在他处境比较艰难的时候康熙几次施以援手。在康熙的谋划下，他才能够施展才华，建立赫赫的战功。
施琅被康熙重用之后，本来打算马上发兵攻打台湾。正当施琅雄心勃勃地筹备此事时，康熙却下令撤水师，召施琅入京任内大臣，不再议武力征台。康熙这样做主要是迫于形势，而不是对施琅一意罢贬。因为主抚派在当时占了上风，而且部分大臣对施琅不信任。当时对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较多：他不仅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曾经前后两次率兵征台未果，还损兵折将。当时清统治集团对明郑降将多不信任，曾下令把这些降清士兵官员迁往内地各省安插，对施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当时清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其他的国内大事上，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施琅一再表示应该出兵，他的观点引起了反对派的注意。出于对他的保护，康熙召施琅入京。施琅到北京后，康熙任命他为内大臣，并撤福建水师，不再议征台之事。表面上看，停议征台对施琅是贬，但实际上施琅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内大臣，则贬中有褒。康熙通过这次人事调动，把施琅从争议的风口浪尖上调离，准备在适当时机再委以重任，更是对他的保护。
在帮助他躲过非议之后，康熙再次起用施琅，表现出了对他的器重。1681年，清朝、郑氏集团双方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事件。这一年郑经去世，郑克塽继位，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清方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这是施琅复出的契机。康熙深知平台不是一件易事，早在康熙十七年他就要姚启圣等遴选福建水师提督，条件“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不可”。
据此，姚启圣就力荐施琅。但此次重新起用施琅却与施琅的同乡大学士李光地很有关系。据《清史稿》所记，康熙曾先后两次就福建水师提督人选事征求过李光地的意见。第一次李答以施琅“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第二次康熙就“命将”问题又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计量起来还是施琅”。理由是施琅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在李光地的力荐下，几乎没有经过太多周折，康熙便谕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他赞扬施琅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要“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并认为如果不派遣施琅去，“台湾所不能定”。施琅离京赴任前，康熙又语重心长地说：“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
为了保证施琅能够顺利用兵，康熙对他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信任，同意让施琅一人负责对台军事。历史上许多失败的战例，不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发生，而是在将领之间互相掣肘，贻误战机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施琅一到厦门，立即上疏要求专征台湾，即军事指挥由他独自决策。康熙对此比较认可，但是出于对施琅的保护，他第一次没有同意。在施琅再次上疏之后，康熙为了杜绝大臣们的反对意见，有意地把施琅的意见交大臣讨论。大学士明珠明白康熙的心意，表示赞成施琅的意见。有明珠的附和，康熙帝立即表示同意明珠意见，下令“施琅相机自行进剿”。
康熙批准“专征”之后，施琅大受鼓舞。由于康熙的支持，施琅在攻占澎湖、招抚台湾时，进展便比较顺利。施琅不但军事指挥得当，而且招抚郑氏集团，采取的策略也十分高明，没有掺杂半点报私仇的杂念。当一些部众劝他对郑部“急扑灭之，以雪前仇”时，他说：“吾此行上为国下归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为有？”施琅此举，尽可能地团结了郑氏集团。可以说正是康熙对他的信任与厚待，才让一个原本怀着血海深仇的施琅，变成了一个不计个人私怨、以大局为重的施琅。
康熙对施琅的信任没有白费，正是因为他的信任，让施琅觉得遇到了真正能够赏识自己的明主，于是施琅也忠心回报。在康熙的鼓励、保护、信任下，1683年6月，施琅奉命率水师两万余人，战船两百余艘，自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进击台、彭，经过几天奋战，大败澎湖守军，郑军主力悉数被歼。施琅占据澎湖，居高临下，对郑军实行招抚。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同意归附清廷，实行和平统一。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在清初是一件大事，施琅为此立了大功。康熙把台湾的归附看成是施琅为清朝“扫数十年不庭之巨寇，扩数千里未辟之遐封”。他在施琅封侯的“制诰”中称赞他“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划周详，布置允当，建兹伟伐，宜沛殊恩”。
康熙的信任，换来施琅的忠诚，这在清朝的人才攻略中，是绝对值得书写的一页。在几十年间，满人能够从偏处一隅变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这种信任与忠诚的双向交流是其制胜的法宝。
攻身与攻心：“头发的故事”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过，在清朝初年，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那就是在攻城、攻心之外，还有一种战术，那就是“攻身”。
什么是“攻身”？这就要联系到北方的一种习俗了。北方有些地区有一个习俗，在农历正月里是不能理发（剃头）的，否则会对自己的舅舅不利。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习俗实际上包含着几百年前一段惊天动地的“攻身”隐情？
这场“攻身”战，就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剃发”故事。
攻身即是攻心
孔子曾经对学生们说过：“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都要披散头发，衣服向左开衩，变成野蛮人。”在孔子的心里，野蛮人除了其不懂“礼乐”之外，其发型更是一个明显标志。
古代的读书人，很多都是读着孔孟之书成长的，因而孔子的这种“发型标志”观点自然也就被他们广泛接受。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的发型和衣着与中原不同，只能用中原的文明来教化他们，而不能被他们所同化。
但是，一旦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变成了中原的统治者，也许形势就会逆转。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逆转就发生在清朝，清朝对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影响，可能也就是“剃发”。
早在建国时期，清朝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用本民族的习俗来同化投降者的行为，还没有上升到心理、价值观方面。
顺治元年，多尔衮护送年幼的顺治皇帝进入紫禁城称帝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还不在清朝的控制之中，所以多尔衮就颁发过一道诏书，明确宣布“文臣衣冠暂从明制”。这道诏书的意思，就是要打消汉人心中“发型标志”的民族观的顾虑。多尔衮想在汉人面前摆出大度、宽容的姿态，告诉汉人不必和满人一样剃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十分高明的。但是仅仅一年之后，随着清兵势如破竹般击溃李自成、横扫江南消灭明王朝的主要抵抗力量之后，由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颁发了《薙发诏书》。
如果冷静地看，剃发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发型代表不了什么，如果强行要求剃发，不但会表现出统治者的狭隘，而且会让广大的汉人觉得这是用满人的习俗强加给汉人。但是从清朝高层统治者的角度看来，却不是这样。在当时，虽然清朝军队所向披靡，但是抵抗的力量却并未平息，而且很多地方性的抵抗都是由怀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士大夫组织的，他们反对清朝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发型标志”。
因而多尔衮打算从头发入手，通过剃发来考验广大疆域内民众的臣服程度，还要用剃发这一形式向普通百姓灌输改朝换代的直观感受，更是要以此挫败传统的儒家学说，使万千民众彻底臣服。头发竟然承载了这么多沉重的信息，那么剃还是不剃，就不是一个个人卫生和审美的问题，而是上升到民族感情、价值观与政治立场的大问题了。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衮马上遣使命令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进行剃发工作。还明确表示“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除了江南地区之外，多尔衮还向礼部颁布诏令，要求“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也要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还规定了违反这一命令的惩治办法。多尔衮在命令中严厉地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这完全就是把剃发这一习惯问题上升到政治立场的层次，要把满人的习俗强行推广到全国，并且用剃发来征服人心。
可以说在这场剃发闹剧中，对头发的攻打，不亚于在战场上对一座重要城池的攻打，因为这道命令执行与否、成功与否，将直接说明清朝统治是否稳固。这也难怪多尔衮如此急躁、如此暴戾了。
在多尔衮下令给多铎之后，投降多铎的南明官员钱谦益劝告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钱谦益此话水分不是太大。各地乡绅为了自保，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十日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下了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可以说，多铎的命令给江南人士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却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攻身引发的攻城
剃发令一下，不但天下哗然，那些抱着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操守的读书人，更是充满了抵触情绪。但是清朝统治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了保证推行剃发令能够执行到底，以多尔衮为代表的高层下令，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