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鼠目寸光的分封
解缙
朱元璋作了帝王后，深刻领会到了唐太宗“以古为鉴”的治国经验，注意从元朝灭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早在1368年建国之初，朱元璋有鉴于元朝一朝未立太子，导致宫廷内部争斗不断，严重影响国家稳定的教训，故早早立了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另一方面，朱元璋有鉴于元朝功臣在内而皇族孱弱的先例，故而决定广建宗室，大举封建。朱元璋共有2个儿子，除了长子朱标封为皇太子外，加上九子朱杞及幼子，也即二十六子朱楠早亡，其余诸皇子及从孙一人均先后被封为藩王。
经历了元末的血腥之后，为什么曾经所向披靡的元朝竟然被打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总结来总结去，朱元璋得出结论：元朝之所以被几支起义军所打败，就是因为元朝在地方缺乏强有力的宗藩护卫中央，地方上的行省长官与元朝皇室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他们不能尽心尽力地为元朝出力。考虑到此，尽管有西晋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但是朱元璋仍然决定要分封诸子，众建诸侯。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达了一份诏书，明确提出：明朝要统治如此大的区域，必须依靠同姓藩王所建立的藩国。这些藩国不仅可以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在平时也能很好地治理百姓。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之后，朱元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在这一年，朱元璋一共封了9个王。次子朱樉封西安为秦王，三子朱棡封太原为晋王，四子朱棣封北平为燕王。五子朱橚封吴王，驻凤阳，后来朱元璋认为江南地区乃国家财赋之地，不适宜建藩，于1378年将朱橚改封为周王，驻封开封。六子朱桢封武昌为楚王，七子朱榑封青州为齐王，八子朱梓封长沙为潭王，十子朱檀封兖州为鲁王，明太祖侄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封桂林为靖江王。首次分封的诸王在1370年至1385年间先后就藩。
随着宰相胡惟庸的势力日益扩张，朱元璋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来自权臣的威胁，分封制的所谓“优点”，促使朱元璋实施了第二次分封。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又以十一子朱椿封成都为蜀王，十二子朱柏封荆州为湘王。十三子朱桂先封豫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改封大同为代王，十四子朱柍封甘州为肃王，十五子朱植封广宁为辽王。共6人，洪武末年就藩。
当胡惟庸案的屠杀刚刚告一段落的时候，朱元璋又开始了第三次分封。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六子朱栴封宁夏为庆王，十七子朱权封大宁为宁王。十八子朱楩封岷州为岷王，二十八年（1395）以云南新附，应该派藩王镇抚，于是改封云南。十九子朱橞封宣府为谷王，二十子朱松封开原为韩王，但从未就藩，二十一子朱模封潞州为沈王，二十二子朱楹封平凉为安王，二十三子朱桱封南阳为唐王，二十四子朱栋封安陆为郢王，二十五子朱封洛阳为伊王，共10人。
纵观这25个藩王的封地，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的良苦用心。这些藩王的作用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屏护中央。围绕着南京，众多的藩王被分封在朱元璋直感鞭长莫及的地方，如潭王、楚王、湘王的所在地，都是陈友谅原来控制的区域，蜀王的所在地则是四川明氏统辖的地区。而北方接受明朝的统治较短，也有必要加强统治，于是齐王、鲁王、沈王、唐王、伊王依次被安置在北方的名城，起到了控制地方的作用。这些藩王就象是一个个军事要塞，被楔在明朝的版图上，有力地配合中央控制地方。
一是为了应付盘踞在蒙古草原的元朝残余力量。第一次封王中，朱元璋就把自己几个年长、熟悉兵事的儿子布置在抗元的第一线，随着其他儿子的慢慢成长，朱元璋又选出其中几个能力较强的儿子继续安插在长城沿线的区域。经过三次分封，西起甘州、宁夏、平凉，经西安、太原、大同、宣府，东至北京、广宁、开元，建立起了一条由藩王控制的明朝边防线。
对于藩王的权力，朱元璋也作了具体的规定。鉴于晋、唐两代的藩王叛乱，朱元璋在元朝的分封制基础上进一步损益，形成了明代分封制。元代诸王主要是从属下的封地内分取赋税收入，并非裂土为王。明朝延续了这一特色。藩王同样不能直接控制所属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所谓的“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就是说，明朝藩王虽然分封各地，拥有爵位，但藩府之外，没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颁给“宗禄”（最初每年五万石，后减为万石）。尽管如此，明朝藩王仍有着相当大的权势。他们在礼仪上拥有着极高的地位。这些藩王的府第、服饰和车旗等，只是“下天子一等”，朝中大臣见了他们都要行跪拜礼。他们还拥有着自己的“小朝廷”，在藩王府内设有相傅和属官，并且拥有着至少三千人的护卫甲士，多的则达到了一万九千人之多。而像晋王、燕王、宁王这样的抗元主力，在统兵人数上都远远地超过了这一数字。以宁王为例，他自己一人就控制着“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而且朱元璋还经常派他们亲征，元勋宿将也要听其调遣。正是拥有这些便利的条件，燕王朱棣才得以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受到锻炼，军事指挥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随之增强。为日后的靖难之役埋下了伏笔。
由于藩王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朱元璋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为了让藩王懂得治国之道和忠义大节，朱元璋亲自为每一个藩王挑选儒士作老师，教授他们孔孟之道。为了约束那些品行不端的皇子，1373年朱元璋命宋濂和礼部尚书陶凯根据历史亲王的历史教训编写一套适用于皇子教育的教材，先后向藩王们办法了《宗藩昭鉴录》和《昭鉴祖训录》。为了适应皇子不断成长的现实，朱元璋还不厌其烦地亲自修改书中的条文，并于1381年颁行了《昭鉴祖训录》的第二版。
但这一切都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事实的发展与朱元璋的设想背道而驰。晋王朱棡当朱元璋未死之时就阴谋叛乱，被废为庶人。靖江王朱守谦成天与奸人为伍，肆为淫虐，1380年被废为庶人。秦王朱樉屡有过失，幸赖太子朱标为之说情，才免遭被废的命运。
明朝的大臣早已看出分封制的弊端，但是碍于朱元璋的屠刀而隐忍不发。但仍有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为了明朝的江山挺身而出，对分封制进行了尖锐地批评。明初著名能臣卓敬和解缙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藩王的权势过大，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安全。平遥训导叶伯巨的上奏则更为直白，他以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为例，指出今日的明朝藩王就是他日的篡权者。朱元璋大怒，以离间骨肉的罪名下之于狱，最终病死于狱中。但是后来的历史走向充分地证明了叶伯巨的远见卓识。
其实，朱元璋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分封的利弊所在，洪武十三年（1380）就罢王府左右相，并缩减藩王官属的编制。但朱元璋也仅仅作了这些，藩王仍然掌握了相当的兵权。血浓于水的理论蒙蔽了这位精明干练的皇帝的双眼。正是由于他的错误举措，直接导致了诸王的尾大不掉之势，酿就了靖难之役的苦果。
§§§第二节 无辜的建文帝
建文帝
朱元璋对太子寄予很大的希望，从小就对他进行了英才教育，延请最好的老师教授他的学业和武艺。他自己更是时常耳提面命，传授太子为君之道。等到太子成年以后，就带他一同上朝处理政事，让他单独批阅奏折。可以说，在太子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父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自幼体弱的太子，竟然先于朱元璋一命归西。这对已经垂垂老矣的朱元璋来说，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一个父亲，他失去了最珍爱的儿子；作为一个君主，他失去了辛辛苦苦培育多年的继承人。一夜之间，他老态毕现，痛不欲生。然而，接踵而来的问题，却不允许他终日沉湎于悲痛之中，必须尽快另立储君，否则，23个儿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不仅会动摇到明朝的统治，更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太子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长子朱雄英来继承；可是朱雄英早已夭折，其次子朱允炆自然就成了皇位的第一继承人。按理说，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樉也有继承权。可是这个二儿子任性胡为，行事荒唐，不受朱元璋喜爱。于是，朱允炆成为朱元璋心目中的不贰之选。
朱元璋感到朱允炆比朱标更加文弱，对他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心存疑虑。于是，他一方面抓紧对皇太孙的培养，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为朱允炆创造一个稳定的统治环境。
第一，诛杀功臣。立皇太孙的第二年，朱元璋再次把屠刀指向昔日的战友，借蓝玉案大开杀戒，至此，“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第二，挑选谋士。朱元璋亲自为朱允炆挑选了几个能员干吏，这些人当初帮助朱允炆改革弊政，后来也帮助他把江山拱手让人。
谋士一：方孝孺。方孝孺是大名鼎鼎的开国文臣宋濂的得意门生。他自幼饱读诗书，可以说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也自谓有经天纬地之才，却明珠蒙尘，生不逢时。而且此人固执而倔强，被鲁迅先生戏称为“台州人的硬气”。在洪武年间，这位心高气傲的文人两次被朱元璋接见，却两次被御赐回家赋闲。直到朱允炆登基，他才恍然大悟，朱元璋是把这个机会留给朱允炆，让他死心塌地地报答其知遇之恩。
谋士二：齐泰。齐泰，原名齐德，少有才名，进入官场后更是一帆风顺，历任礼部兵部主事。更令人称道的是，历官九年，却无半点过失。朱元璋亲自为其更名为“泰”。此人干练强记。朱元璋曾经偶然问起边关将领的情况，他竟如数家珍，毫无遗漏。他甚至将边将的分布与辖区绘成详细的地图，以供参考。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把他作为兵部尚书的候选人，留给了朱允炆。
谋士三：黄子澄。黄子澄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一直被朱允炆当作自己的心腹。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不久，二人就有过著名的“东角门对话”：一天，朱允炆在东角门外遇到了黄子澄，很担心地问他，如果有一天，自己那些拥兵自重的叔叔觊觎皇位怎么办？黄子澄很肯定地告诉他，诸王的兵力只够用来自保；况且百姓的心是向着您的，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他们造反，您一定可以取胜。就是这一番话，给了朱允炆削藩的决心和勇气，也为日后的靖难之役种下了祸端。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乙酉，71岁的明太祖朱元璋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于是，六天后，年仅21岁的朱允炆就被正式推上了权力的颠峰。在祖父的长期培养下，年轻的朱允炆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于实践。他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况且，经过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是结束“尚武”的政风，改行“文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即位伊始，从改革朱元璋留下的弊政开始，打算开创出一派新景象，这就是史称的“建文新政”。
举措一：改革官制。在洪武官制的基础上，加强文职官员的行政职能，并适量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建文元年，建文帝即谕示藩王，不得节制地方的文官武吏，也不得擅自编定领地内的大小官制。这项改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既是对皇族权利体系的削弱，同时也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上升。对于朱允炆来说，这也是他强化个人权力的需要。
中央官制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一是将六部尚书的官位提高到一品；二是各部增设左右侍中，官位定为二品。它的作用就是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避免了各个部门之间的重复行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洪武年间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以前那样动辄获罪了。于是他们对建文帝忠心耿耿，敢于对国家大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陪朱允炆殉国的原因所在。
举措二：均免赋税。朱元璋时期对江浙地区实行重赋政策；同时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以防江浙人偏袒家乡。建文帝继位后，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建文元年正月，即下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和尚和道士每人占田不得超过五亩。多占的田地，必须通过官府退还给农民。然而，建文帝也做过一些荒唐的事情。由于朱允炆和他的大臣们，虽然熟谙儒家经典，但是并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导致建文帝的很多政令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建文帝曾经接受方孝孺的建议，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不幸被叔叔朱棣的铁蹄打破了计划。出于这一点，也许应该感谢靖难之役。否则建文帝很可能成为继王莽之后，又一个盲目复古的愚皇帝。
举措三：锐意削藩。明太祖朱元璋始终认为，当元末农民起义烽火燎原之时，地方上缺乏强有力的宗藩，是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就作出了分封的安排，即把自己的儿子们封到各地做藩王。希冀于用血缘这一纽带，让藩王来保卫朱家江山。但他却忘记了西汉的七国之乱差点就要得逞，西晋的八王之乱更是断送了西晋的江山。
建文帝为首的新政府，对于拥兵自重的宗藩对皇权的危害性，确有清醒的认识。虽然建文帝贵为一国之君，可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叔叔，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皇帝的宝座。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既然宗藩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倒不如主动出击。即位三个月后，建文帝就按照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正式开始削藩。但在首难目标的确认上，齐泰和黄子澄的意见出现了分歧，齐泰认为应该先拿燕王开刀，而黄子澄则认为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除掉燕王的羽翼，让他孤掌难鸣，最后再收拾他。在建文帝看来，这两种做法各有各的道理。不过，一开始就拿实力最雄厚的燕王开刀，在心理上来说有些惴惴不安。不如先积累一些成功除掉其他藩王的经验，再来对付燕王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万事开头难。老天爷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帮了朱允炆一个大忙：周王的幼子告发自己的父亲有谋反之意。儿子告发父亲，这个检举给予建文帝充足的借口。于是，建文帝马上命令大将李景隆率兵北上巡边，路过开封的时候，突然包围周王府邸，将周王逮捕，送往京师。他最终剥夺了周王的封号，将他流放到云南。首战告捷，让大臣们看清了新皇帝的意图。此后，各种告发藩王的奏疏纷至沓来。接下来，建文帝好是一阵忙碌。湘王，就藩荆州，被人告发谋反，在建文帝派来核实的官员到达之时，引火自焚了；齐王，就藩青州，被人告发谋逆，召至京师，削除爵位，陪周王做伴去了；代王，就藩大同，因性情暴虐，被人告发，贬为百姓；岷王，就藩岷州，被告发诸多不法行为，也被贬为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