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胡宗宪与严嵩有瓜葛，嘉靖四十一年（1565）下狱而死。不管胡宗宪人品如何，正是在他坐镇东南的这段时间里，明朝扭转了对倭战争的败势。他本人的能力也颇值得肯定。虽然胡宗宪出身进士，写下了《筹海图编》这一不朽的著作，同时也是一名能征惯战的武将，每次战役都要亲临战场，身着甲胄，指授方略，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胡宗宪不愧于儒将的称呼。另一方面胡宗宪也有识人之能，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爱国将领，都是他的属将，在他的提拔下开始独当一面。
戚继光（1528—1588），出身于山东登州卫一个世袭军官之家。他自幼就立志报效国家，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把剿灭倭寇作为己任。嘉靖三十四年，他从山东调往东南，参加抗倭的军事活动。在目睹明军的战斗力之后，戚继光下定决心招募一支新军。嘉靖三十八年秋，戚继光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了矿工3千人，制定纪律，严格训练，并根据东南的地形，创制了“鸳鸯阵”的战术。经过两个月的紧张训练，这支新军成为极具战斗力的精锐，开赴抗倭前线。由于这支军队在日后的战场上英勇善战，屡立军功，被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戚家军在龙山大败倭寇，接着九战九捷，斩获敌人首级一千有余。在其他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率军入闽剿倭，一路上无往不胜。仅在攻克平海卫的战斗中，就擒斩倭寇2200名，救出被掳男女3千余人。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倭寇二万余人围攻仙游城。而此时戚家军仅有6千多人。戚继光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数千人，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至此，福建的倭患暂告平息。嘉靖四十五年，戚继光又平息了广东境内的倭患。延续了十几年的倭患终于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俞大猷（1504－1580）与戚继光齐名，号称“俞龙戚虎”。俞大猷武进士出身，善于用兵，多次打败倭寇，其所部号为“俞家军”。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侵扰浙东、苏南。俞大猷配合戚继光等将领，用福建楼船在浙东、苏南大败倭寇，消灭敌兵四五千，击沉敌船140多艘，彻底平定了苏浙倭患。从此俞大猷开始了与戚继光亲密无间的合作。从浙江转战数千里，先后平息了福建、广东的倭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俞大猷胸怀宽广，虽屡遭贬黜，仍一心为国杀敌。王江泾大捷中，俞大猷是主要的立功将领，但功劳却被严嵩所掩，还以不服从指挥的名义而遭到贬官的命运。俞大猷并未因此而有所怨言，仍尽心地扫平各地的倭寇。汪直被杀后，倭寇纷纷跑到了福建，导致福建籍官员纷纷弹劾胡宗宪平倭不力。俞大猷再次不幸地成为了替罪羊，槛车入京，几乎被错杀；但俞大猷并未怨恨朝廷，嘉靖四十年，明廷起用他镇压广东叛乱，俞大猷再次无怨无悔地为国杀敌。此外俞大猷还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但是俞大猷总能坦然面对，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是由于这些一心为国的将领的存在，明朝又一次地度过了难关。江南作为明朝的经济中心，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是明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但到了嘉靖年间，明朝竟然无力提供必要的武力保护，以至于倭寇跳梁于东南长达十几年，明朝国力的空虚一览无余。但民众为了保家卫国，与爱国将士同心协力，终于帮助明朝度过了这一难关。
目睹嘉靖朝发生的一切，不禁让人联想到王朝末世的衰败。政局混乱，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虽然有戚继光这样的能臣，但也只能暂时应对明朝表面的危机，无法治疗从骨子里坏掉的政治体制。可是，历史经常会跟我们开玩笑。明朝在1566年世宗入土为安之后，又步履维艰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变局，朱元璋也许应该感谢张居正。正是他的一番改革，为明朝这辆破车安上了新的引擎，牵动着明朝继续前行。
§§§第七节 炮舰与传教士
徐光启与利玛窦
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轰然倒塌后，占据了南欧和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把丝绸之路拦腰截断，曾经频繁交往的东西交通也随之中断。陆路的阻遏迫使西欧各国开发通往东方的海上航路，逼出了新航路的开辟。
1498年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开辟了新航路。此后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相继涌向东方，开始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掠夺和侵略。
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侵占满剌加（马六甲）后，随即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贩运违禁物品。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葡萄牙舰队到达广东沿海，炮轰广州，占据了若干个近陆岛屿。面对猖狂的侵略者，明军进行了坚决地抵抗。正德十六年（1521），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打退了葡萄牙的入侵，缴获了佛郎机大炮。之后，葡萄牙侵犯浙江、福建沿海的行为也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在明朝强大的武力面前，葡萄牙改变了策略。嘉靖三十二年（1553），谎称海船遭遇风暴，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物，以每年纳租银2万两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之后，葡萄牙便在澳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据点。
与葡萄牙人同时，西班牙人也来到东方，嘉靖二十一年（1542），西班牙正式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并以此为跳板，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占领了台湾北端的基隆和淡水。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大肆屠杀华侨，死难华侨达两万五千人。明朝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却认为“所杀华人，皆系私自出洋，罪在不赦”，对这一屠杀行径置之不理。
荷兰作为后发国家，逐渐控制了海上霸权，对中国的侵略，荷兰也不甘人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荷兰兵舰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天启二年（1622），荷兰在夺取澳门失败之后，于是转而攻击澎湖列岛，由于明朝未在这里设防，被荷兰一举攻陷。荷兰在澎湖兴建城堡以为长期驻守之用。天启四年，明朝出兵收复澎湖。被明朝海军打败的荷兰被迫撤离澎湖，转而与西班牙人抢占台湾；崇祯十四年（1631），荷兰人打败西班牙人，独占了台湾。
在武力侵略中国的同时，西方也未放弃文化侵略的努力。大批的耶稣会士来到了中国传播“福音”。最早来到中国的是方济各，他在1542年抵达印度后，并未停止脚步，继续向东行进，先后到达了马六甲和日本。嘉靖三十一年（1552），方济各乘船来到了中国沿海，并登上了靠近广东的上川岛。但是他未能等到进入内地的那一天，就在岛上病故了。当葡萄牙据有了澳门之后，耶稣会便正式地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在最初的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们要求凡是入教的中国人，必须首先取葡萄牙文的名字，学说葡萄牙语，即使是生活上也要求葡萄牙化。这种传教方式招致了中国人的反感，因此传教活动几乎无法展开。负责远东事务的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1538—1606）根据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认为只有按照中国的风俗进行传教，才有可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他的建议得到了耶稣会的批准。此后的耶稣会士的头等大事便是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意大利人罗明坚在掌握了汉语之后，利用语言的便利结交了明朝的地方官员，终于在万历十一年（1583）被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并且修建起第一座天主教堂。屈从于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这才得以叩开中国的大门。
在最初的传教过程中，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尽量去适应中国的习俗，他们甚至都穿上中国式的长袍。教堂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称之为寺庙，圣母和基督的画像放在教堂中，任凭来访的中国人跪拜。长期以来中国的多神崇拜，使人们并没有对西方的神像产生过多的怀疑；而明朝强盛的文化也显露出博大的胸襟，接纳了这批外来者。基督教终于在中国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大批的耶稣会士涌入了中国，如龙华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庞迪我；汤若望等等。
在众多的耶稣会士中，真正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则是利玛窦。利玛窦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切拉塔城，万历九年（1582）他奉耶稣会之命，来到澳门研习中国的语言和文献，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他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同统治中国的儒学和士大夫寻求结合点，才能使天主教在中国生根发芽。为此，他穿上了长袍宽带的儒服，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几年的光阴，利玛窦不仅能熟练地运用汉语，还能引经据典与士大夫们谈玄论道。利玛窦熟读五经，最擅长用儒家的经典来解释基督教教理，将儒教与基督教相互结合。他完美的理论、丰富的学识和无碍的辩才，令明朝士大夫们为之折服；同时他还引进西方的科学，使人耳目一新。这些作法赢得了士大夫对他的尊重，时人不称其名，而呼之为“利夫子”。
随着利玛窦的威名远播，耶稣会的传教活动也大获成功。万历十八年（1590），第二座教堂在韶州顺利建成，韶州的信徒更是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超过了800人。利玛窦又相继在南昌、南京建立起教堂。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更是通过贿赂太监马堂，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见到了万历帝。利玛窦向万历皇帝呈献圣像、天主经、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西洋琴、三棱镜等物品。这位中国化的“外国人”和他所带来的“奇器”引起了万历帝的兴趣，万历帝同意了他留居北京的请求。此后，利玛窦在北京开堂设教，天主教开始在我国取得了合法的宣传地位。
利玛窦最后的十年都生活在北京。他在这里广结朝中的官员和名人学者，并从事著述与翻译，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的《乾坤体义》都是在这一时期。而他的老本行也没有耽误。受洗的中国人与日俱增，到了崇祯时期，全国的信教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左右。其中还不乏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如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卿李之藻、大学士叶益藩、南明永历时期的兵部尚书丁魁楚、大学士瞿式耜等士大夫都先后加入了天主教。
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月十八日，利玛窦因病逝世。万历帝特赐墓地于北京阜城门外。从此利玛窦永远地留在了中国。虽然利玛窦始终没有放弃传教的目的，但是却客观上传播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正是通过利玛窦，中国人第一时间接触了西方的几何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学科，而他一手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第一次让中国见到了世界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