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这是姚鼐在《登泰山记》中的一段描述，他不仅写出了日出的全过程，而且从颜色和气象两个方面，生动地描述了泰山日出的壮丽景象，又融入了自己的独特感受，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期，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总结和发挥，影响也更为扩大。
桐城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等均系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派的奠基者为方苞。他的理论核心是“义法”。他主张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与欢迎，“义法”也就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方苞的文章大多为崇道明经之作以及墓志碑传之类应用文字，道学气味很浓，但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最易见其“义法”。
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姚鼐进一步概括文章的风格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他认为这两种风格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这一看法已触及到豪放与婉约、壮美与优美等重要的美学范畴，在文学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开拓。同时，他还指出阳刚与阴柔由于程度不同的相互配合，可以产生各种变化，虽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风格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既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又是桐城派的核心人物，桐城派至此才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姚鼐主讲江宁、扬州等地书院40多年，门下弟子甚多，由此桐城派发展到全国的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汲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嘉庆年间，正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江苏阳湖人恽敬与武进人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的影响，又对桐城派文论做了一些新的修改；因武进原属于阳湖，故称之阳湖派。恽敬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又认为桐城派内容单薄，故对它进行了完善。他合骈散为一体，使行文更有气势，而且兼学子史百家。但是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并未形成很大的影响。
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曾国藩早年就倾慕桐城文。为适应时势的需要，他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了个人的见地，使古文适应时代要求，以纠正桐城派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又进一步调和汉学和宋学之争，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并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扩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学习范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票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摘自《湘乡昭忠词记》）
在当时，曾国藩的文风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代风气。这也和曾国藩的观点、视野较为开阔有关。他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狭，有较多的合理性。这些从理论和创作上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曾国藩还喜欢招揽人才，一时文人学者，不少投奔到他的门下，其中不少人负有文名，尤著者为张裕钊、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世称“曾门四弟子”，而吴汝伦更被视为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宗师。他们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给桐城派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而同时，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新体散文，开始出现在文坛上。这实际上是经世文的进一步发展。冯桂芬思想属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文章却不为桐城派所笼罩。他也主张“文以载道”，但将“道”的内涵由传统儒家、程朱理学等扩展到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等，几乎都可以进入“道”的范畴。而王韬长期居住香港，曾多年漫游、生活在海外，思想更为开放。他针对时务，直抒己见，担任报纸主笔，许多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实首开报章文体。这一类文字，可视为从旧式散文到梁启超新式“报章体”文字的过渡。稍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继续承袭了这一发展趋势。
许多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扩大社会影响，开启民智，他们需要创建一种更加通俗、人人可懂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经过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尝试，终于在梁启超笔下正式形成。
康有为的散文，特别是前期的散文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时散时骈，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成为梁启超新体散文的先导。谭嗣同思想激进，喜欢“沉博绝丽”的魏晋文，行文能糅合骈散为一体。他的散文议论纵横，笔墨泼辣，锋芒逼人，正如他的思想一样，能冲决一切罗网。他颂扬过“报章文体”，还曾用白话体编写《南学会讲义》，对于促进散文通俗化有一定的贡献。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大张“文界革命”之旗，痛斥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的僵化腐朽，积极倡导文体改良。梁启超新体散文，文白夹杂，打破了各种文体的界限，将议论与叙述、抒情相结合。而且打破了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骈文、辞赋，甚至八股文、西学译文，形成博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写作方法。
“吾国其果绝望乎，则待死以外诚无他策。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宇乎！河出伏流，牵涛怒吼。吾其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乎！穆王八骏，今方发轫。吾其扬鞭绝尘，与骅骝竟进乎！四百余州，河山重重。四亿万人，泱泱大风。任我飞跃，海阔天空。美哉前途，郁郁葱葱。谁为人豪，谁为国雄！我国民其有希望乎！”（《说希望》）这样的文字感情充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确乎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同时，他的文章“笔锋充满感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使文章形成一泻千里、不可阻遏的气势，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影响了几乎整整一代人。代表作便是我们中学时学过的名篇《少年中国说》等。因为其文多发表在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上，后人甚至称之为“时务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过渡的一个中介。由于新名词的大量采用和不加约束的文风，它比当时的白话文更为切近“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向。
梁启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连他创造的“新民体”也成为了当时青年竞相模仿的样本，那时的海外华侨、留学生，国内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作他这派文章，如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甚至于与其主张相反的革命派，也仿照其文风，如邹容的《革命军》，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第九节 近代报刊出版业速写
时务报与强学报
晚清时期，大量西方的先进事物通过口岸城市传入中国，其中，近代的出版和传媒业接踵而起，成为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新的来源。更多的西方思想和文化，通过这个渠道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那些日子里您每天都要想出点新花样来侮辱我，这些侮辱可以说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除了这种侮辱是您始终爱我的证据以外，我似乎觉得您越是折磨我，等到您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您眼里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不要为我这种愉快的牺牲精神感到惊奇，阿尔芒，您以前对我的爱情已经把我的心灵向着崇高的激情打开了。”
1899年，人们都在为这样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的命运而感动，而就是冷红生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故事。这本由外国作家所写的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今天的人们是从电视中了解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而那时的人们则是通过书籍看到了美利坚共和国的场景。
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从教科书说起。1877年上海基督教会将原来的益智书会改组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算术、历史、地理等课本供教会学校使用，而当时清廷还没有新式学校，所以这可以算作是中国有正式教科书的开始，被我们一直沿用至今。
洋务派对于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始于京师同文馆，1886年又设纂修官二名，负责编辑出版事务。各种书籍均自译、自编、自印，并免费分发国内官员。同文馆在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之前，翻译图书200多部。其中1863年，丁韪良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李鸿章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也译出各类西书上百种。
维新派时期主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该局刊印的。当时的书局也非常注重提高效益，除了门市销售外，还兼办邮购业务，读者可函购各种书籍。书局雇有送书人员数人，读者购书后可送书上门。书局还规定购书数量多的可享受一定折扣优待，如规定购买《中西学门径》50部以上一律9折，300部以上一律8折。书局对图书宣传推广也是非常重视，成立之初就在《湘学报》、《知新报》刊登广告，还在《时务报》第五十期起随报附送《大同译书局书目》。1898年初先后在《申报》刊登新书广告等。
革命派主要是以宣传民主革命的书籍为主。“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等著作，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是由革命派刊印的。
而中国近代出版行业的日趋成熟，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久的出版机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至北京。商务印书馆至今仍然是图书市场中极具权威性的出版发行机构。
出版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书籍。正如我们看到《茶花女》的故事可以流传到大江南北一样，而同时期，还有《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火枪手》等脍炙人口的西方著作传入中国，也让中国人有机会接触西方生活的气息。
近代报刊书籍出版业的兴盛，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作用无疑是去了解外面世界的故事。中国已经闭塞很久了，八股文对人们的毒害也很深了，而人类本身又是一个对外界始终保有好奇与新鲜的，那时的人自然无法通过电视，互联网去了解地球的另一端发生的事情，由此出版业的兴盛是在某一程度上满足了更多的人去开拓自己眼界的渴望。
更为具有时效性的是报纸。近代报纸最初是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主要是以传教为目的，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将西方办报的模式引入中国。他们更加重视消息、通讯、评论这些新闻要素。读者群也更适合一般民众。
鸦片战争后，更多的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进入中国，1842年到戊戌变法前后，有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比较著名的有1868年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主要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91年李提摩太接管《万国公报》，并对报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深受《万国公报》影响，从而逐步走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路。梁启超还做过一段时间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甚至光绪皇帝也曾聘请李氏这位以维新人士之“先生”自居的西方人担任过私人顾问。
当时，中国还出现了专门的收集新闻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可是当时根据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发稿权，1872年，路透社总社派记者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
国人办报的高潮则是在戊戌变法时期。然而，当时的报纸最初却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是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官绅。而《京报》是当时的官方刊印的报纸，内容多是宫门钞、上谕、奏折等，按次排列，无新闻标题。而后期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明显有了广泛的市场，仅出版几个月，销量就达一点七万余份。当时鲁迅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之一，深受其维新思想影响。《时务报》对个人消费者还采取了邮寄方式送报，并针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了灵活的价格策略。每份一角五分，订阅全年需要四元五角针对不同的区域也采取了不同的收费政策，本埠及主要通商口岸一角五分，直隶山东河南四川广西每册加寄费二分，东三省山西陕西贵州每册加寄费四分，甘肃云南每册加寄费六分，日本暨欧美各国又东南洋诸岛每册加寄费二分。
而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也是充满曲折的。1903年6月29日，这一天，上海市民纷纷去街上抢购《苏报》，这一天的头条是《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章里直呼光绪之名，称当时的皇上为“载湉小丑”。不过也是这一天，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将章太炎、邹容等主要负责人拘留。其实，苏报案的发生并不奇怪，最奇怪的是它后来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远远比“苏报案”更加重要。当时清廷的打算是要把被捕者处死，不过外国人得知这样的“犯人”按照中国的法律是“大逆不道”，要遭受“极刑”，如凌迟、千刀万剐等，也拒绝了清廷了这个要求。最后的协商的结果是，清廷可以聘请律师在租界打官司。最后的结果是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以后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徒刑。“苏报案”是中国第一个因言论罪而被政府告上法庭，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降低身份和他的臣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打官司。虽然牺牲了一个报馆，但是在舆论上给予清政府一个猛烈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