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集国内大权于一身后，多尔衮又不失时机地抓住明朝内乱的混乱局面，希图对外建立功勋，他先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李自成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后又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出兵进取中原，“急聚兵马而行”，并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与农民军争夺天下。面对吴三桂的乞援，多尔衮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俨然，这时的多尔衮已经不是当年突入中原，掳掠杀戮，以削弱明朝实力为目的的野蛮侵略，而是以中国的救星和最高统治者自居，成功地调整了政治军事战略，不做关内百姓的敌人，要做关内百姓的主人了。
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宫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1644年5月2日顺利占领北京，成为在这场博弈中最大的赢家，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完成了从边陲小国向中原大朝的蜕变。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表彰明朝殉难诸臣，照旧录用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同时申严军纪，取悦百姓，“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在迁都北京的问题上，多尔衮力排众议：“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并于九月迎福临入山海关，正式定都北京，多尔衮因此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
在随后的统一战争中，多尔衮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将抚定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卫京畿地区，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总统，率准塔、谭泰等代豪格征山东。转年，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闰六月，命兵部尚书洪承畴等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三年，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攻四川大西农民军。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等率师征湖广。十一月，部将豪格部于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
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372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149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打击太监势力，暂缓剃发，“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这样，清朝统治阶级就在多尔衮的领导下，通过武力征伐与政策招抚商管齐下，很快消灭了割据势力，稳定了全国形势。到顺治五年（1648），便是“天下一统，大业已成”，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多尔衮的荣耀也达到了极点，顺治二年（1645）被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又被封为皇父摄政王。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却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在出猎塞外的时候，突然病死于喀喇城，年仅39岁，被追尊为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谥号），庙号成宗。多尔衮尸骨未寒，生前多尔衮的跋扈造成的矛盾，在压抑多年后终于爆发了。顺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发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于是诸王大臣群起攻击，称多尔衮专擅，有谋逆之心。刚刚亲政的顺治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更有甚者，他还将多尔衮陵墓平毁，鞭尸示众，并砍掉脑袋。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7）正月，多尔衮死后127年，乾隆皇帝发布长篇上谕为多尔衮平反昭雪，追谥“忠”（这是清朝对亲王的最高谥号），恢复和硕睿亲王的封号，世袭罔替，后称睿忠亲王
纵观多尔衮的经历，孟心史先生在《清代史》中说：“清朝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并不为过。可以说，他继承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文治武功，并发扬光大。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第五节 统治权术的演绎者
顺治
清世祖顺治皇帝，名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年），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文皇帝，的第九子。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戊时（晚7点—9点）生，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6岁继位，14岁亲政，24岁病死，实际执政10年。在他执政期间，满汉地主的联合进一步加强，国家由大动乱逐渐归于统一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重新建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清朝历史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在清朝的皇帝中，顺治算是一个有福气的皇帝，人如其名，他的皇位来得侥幸，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江山也坐得容易，前有多尔衮驰骋沙场，为他打拼一统天下，后有孝庄母后为他出谋划策，他也是一个比较郁闷的皇帝，前有飞扬跋扈的叔叔多尔衮，后有粗暴干涉婚姻自由的母亲孝庄，使得顺治的前半生为生存而隐忍郁闷，后半生为爱情而看破红尘。但就在其亲政的10年间，还是很好地完成了皇帝的本职工作，使一个根基不稳、市场疲软的大清王朝，逐步实现了正规化、统一化与稳定化。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少年天子的亲政大典在太和殿隆重举行，目睹盛况的朝鲜使臣有如下描述：“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顺治亲政前，多尔衮在清政府中拥有统治全权。他生前多次宣称“天下大定”，“大业已成”，但事实上清朝远未完成在全国的统治，交到顺治手中仍然是一个烂摊子，四处漏风。
在北方，因为多尔衮实行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激起百姓不断反抗。清兵镇压时，文武官员“以杀掠为得意，以暴虐为邀功”，从而使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在山西，“愚民被惑，处处峰起”；在山东，清兵“东击西扑，昼夜图维”；在京畿，“盗贼日炽，商贾不前，耕桑失时。兵到则东剿西遁，兵撤则勾连复起”，清王朝并未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在南方，永历王朝占据云南、贵州，在两广、福建、江西、湖南、陕西、四川等地与清军抗衡。各地百姓也纷纷起来抗清，致使清军严重兵力不足而陷于被动。多尔衮惯用的大兵团突袭战略，已经不适用了。在清廷内部，由于连年征战，军饷庞大，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顺治八年（1651）初，国库仅存白银20万两，而满洲勋贵仍然花天酒地，不知自省。这就是顺治亲政时所面临的全国形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励精图治的顺治帝及时地转变了战略，基本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他认识到“兵器固不可不备，然戈甲虽备，亦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而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亦不可也”。必须放弃“勤兵黩武”策略，在军事上采取抚剿并重的策略，谕令兵部对各地抗清武装，不能“概加诛戮”，规定，凡是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为“盗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尽赦前罪”，并由当地政府妥善安置。同时，任命洪承畴经略南方，并授以“便宜行事”的大权。这可以说是典型的“以汉制汉”政策。从此，在南方作战的主要是吴三桂等统领的汉人地方部队，减弱了民族征服的色彩。到顺治十六年（1659）春，清军占领云南，将永历小朝廷驱赶到了缅甸，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统一。驻守南京的总督郎廷佐，还打败了厦门郑成功的北伐，使其再无能力进取江南，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在政治上，由于受到朱元璋治国思路的启发，顺治首先整顿吏治，重惩大小贪官，派员监察地方。顺治亲政不久，即下诏谕，指出：“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要求文武群臣“殚忠尽职，诘己爱人，强调“国家纲纪，首重廉吏，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并且将一些不能尽职尽责以及操守不诘的大臣，分别给以致仕（退体），降调或革职的处分。对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科派勒索和行贿受贿，制订了严厉打击的法令。顺治初年规定，官吏犯法，经查证属实者，立即处斩，并严禁官吏超额多收钱粮火耗，违者以赃官论处。并规定“凡贪婪官员，一挂弹章，必非完璧，或降调问散，或勒令体致，皆不得仍还原职”，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鉴于明朝宦官专权祸国的政训，权力集中。虽然仿照明朝的内廷制度，恢复了宦官掌管的十三衙门，但立铁牌警告宦官不得干政，严禁宦官与外官交接。顺治十年，谕令宦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宫城”，“不许交接外官”。
顺治还亲自动手选拔官员，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就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
在争取汉族地主阶级支持方面，顺治一改前朝的种族主义倾向，突破汉官不得掌印的限制，以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努力提高各衙门汉族官员的比例，以求满汉能够和谐共事，要求在各级行政中必须配备一定名额的汉官，逐渐形成了像范文程、魏象枢、洪承畴等这样的汉族智囊团。
在汉化程度上，顺治帝也超过了前辈。幼时，由于满族的习俗和多尔衮的阻挠，他很少涉及汉文化，以致亲政后，“阅诸臣奏事，茫然不解”。从此开始发愤苦读，“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这种经历，使他的汉化程度超过了他的前辈，给他亲政后的政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之后，唯有“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他把儒教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以此来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明末清初近30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到顺治亲政时，“户口凋残，十去其六”，“兵火余生，徒存瓦砾”，生产凋蔽，经济残破，吏治腐败，政治黑暗。若不进行整顿，清政府难以立足于中原。在社会经济上，顺治奖励垦荒，推广屯田，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犋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奖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批准户部议定的《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决定其奖惩。在此基础上，他特命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数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天下，建立了完备的封建赋役制度，防止了官员舞弊，保证了国家的赋役收入。
废止土木工程，取民有制，与民休息，他经常告诫户部官员：“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良足深鉴。”顺治八年（1651），他亲政不久，便下令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随后又废止了多尔衮为避暑而在道外修筑新城的工程，停建乾清宫，蠲免直隶诸州欠粮。
上述措施的实施，效果十分明显。据载，到顺治十五年（1658），北方地区“流亡渐集，户口渐蕃，草菜渐辟”，清初濒于绝境的经济开始复苏。
当然，作为一个满族的皇帝，顺治还是把本族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他从政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满人入关以后实施的“圈地”、“逃人法”、“投充”，虽被汉臣指为弊政，但关系到满洲贵族的切身利益，一直也没有废除。
顺治在位18年，而亲政只有10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勤政爱民，孜孜求治”，重视吏治建设因而涌现了一批敦行位朴，慎守廉隅的官吏，出现了吏治肃清，民生乐业的局面，为康熙盛世的出现，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