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充满怀疑与讽刺、嫉妒与伤害的气氛中；我们只有善于理解别人，才有可能获得别人的理解。
自己不情愿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
【原文】
【15.24】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第十五》）
【译文】
子贡问孔子：“一个人修身立世的要旨是什么？”孔子回答：“不过忠恕之意而已。自己所憎恶的事情也不要强迫别人接受它。”
上面这段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经典的一段文字。它基本上涵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可以说，忠恕之道是传统国人修身立世的不二箴言。它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己及人，相互贯通，从而在彼此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谐、充满人性关爱的世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美德和理想人格都是通过对忠恕之道精神的领会来完成的。它是一个人学会做人的必由之路。因此，孔子在《论语》中的《雍也》篇里，将忠恕之道称之为“行仁之方”。忠恕之道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具体说起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儒家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即你不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你，那你也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人生智慧，儒家把它概括为“忠恕”之道。
如何才能理解别人，如何又能实现与别人的沟通，进而被别人理解呢？在儒家看来，那就要首先以己之心推及对方，而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换位思考，即“假如是我处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会怎样选择呢？”这样就不至于犯固执、狭隘、自以为是、鼠目寸光之类的毛病。看起来这似乎不是件难事，但是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个人要想超越自我的小天地，与天地万物相融通，需要经历一个自我反思、自我认识，乃至自我批判的过程的。一个人批判别人可以，而要真正批判起自己来还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这个看似复杂的道理，其实有个最浅显的基础，即：人和人都是相通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这个意思。从普遍的意义上讲，你的喜爱憎恶，也会是别人的喜爱憎恶。理解了这一层，也就把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连通的命脉。在此基础上，孔子讲人应该以诚待人、关爱他人、关爱自然，这样才能拥有良好的精神文化教养，自觉承担人生与社会责任，进取向上、充满人格魅力的生活。
这种己心推他心的想法反过来看可以理解为“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这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种博大的人生智慧。
虽然法制建设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在老百姓传统意识里，遇到争执、麻烦还是尽可能私了——对簿公堂往往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到了打官司这一步，双方的麻烦都扩大了，自己的麻烦和对方的麻烦都会加起来落到每个当事人身上，那影响就已经超出了一件事本身。古人讲，官司无输赢就是这种智慧的体现。
中国历史上，忠恕之道作为一个原则在国家管理、战争、建设，乃至家庭生活中都有所体现。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战争此起彼伏。但即便刀兵相见的敌对国，也会遵守忠恕之道。史书记载，一次晋国军队入侵齐国，在进军途中突然听说齐国国王驾崩了，便主动撤兵，以此表示对齐国国丧哀悼之意。千万不要以为这么做晋国将军很傻，他很聪明啊——若不顾道义，趁人之危，必然激起齐国全国民愤，更会导致齐国人奋力抵抗，反而不好办。相反，及时撤退，卖个人情给齐国，既减少战争成本，又使本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有所提升。这是一举数得的好办法。
由此看来，传统文化在理解人生问题时往往善于从大处着眼，从长远处着眼，充分关注人的真实感受和相互间的和谐沟通、共存共荣，并把这一点看做人生意义所在。比较而言，它并非十分在意具体的物质利益得失。这是很具有现代启发性的。
自以为是的结果往往是自欺欺人
【原文】
【9.4】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第九》）
【译文】
孔子杜绝四种不良行为：常人遇事往往用自己的私心随意揣度，孔子以道义为标准，不随心所欲、妄自猜测；常人说话办事不能做到随机应变，常常是一意孤行，孔子则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相机而动；常人好固执己见，孔子则是无可无不可，不故步自封；常人立世行文多标新立异，沽名钓誉，孔子则不刻意追求名声煊赫。
上面一段列举了人生处世需要克服的四种心理问题：任意猜疑，死板教条，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这四种心理问题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果人不能及时地认识并克服这几个问题，那么落得孤家寡人、山穷水尽的下场就是自然的了，甚至因此而身败名裂、身首异处也不足为奇了。总的说来，这四种心理阴影都是人生境界不通达的表现，都没有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彼此的理解与尊重，从而陷入相互间的隔阂乃至发生冲突。
任意猜疑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多疑病。三国时期的曹操可称为此一类的代表人物，人皆唤之“一代奸雄”。所谓“意”是指自己内心的揣测。臆断人倒并不见得自己没有什么主见，但识人断物没有一个一贯之道，完全依据他自己的私下想法。这个一贯之道就是连接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原则，譬如上文讲过的忠恕之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与外在世界相联系的方式，那么必然会陷入自己随心所欲的想象和猜测之中，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误解他人，进而作出违背事实的错误决定。这种事例历史与现实中很多。
当年刘邦打天下时，本来准备委任陈平重任，结果部下有人向他打小报告说陈平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并且以权谋私，经过一番沟通后，两人反而达成相互的谅解。陈平重新得到信任。后来他六出奇计帮助刘邦安定天下。
我们常讲谣言害死人，一点不错。谣言一方面是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另一方面还来自于自己对他人的随意猜测和误解。中国有句古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话实在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但是别忘了，这话是在基本生活层面上谈的，真正通达的人生是不可能建立在患得患失的防人基础上的。人生的美好无不在于与他人、与万物建立一种相互通连，彼此信任，无所牵挂的自由心境。那种随意揣测，妄自菲薄的做法往往会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设立层层障碍，进而举步维艰。这岂不是自寻烦恼吗？
另有一些人做事死板教条，不通权变。其实天下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运动变化着。许多事物的发展和人生际遇还都有着种种偶然性，佛家称之为“缘法”。面对瞬息万变，百般流转的大千世界，如果还是死板教条一根筋，不通权变，不懂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话，那必然陷入生存困境之中，处处碰壁。
还有些人禀性固执，只喜欢听好话，只喜欢那些俯首帖耳的人，而不喜欢反对意见。这就很可怕了。因为一味生活在自己想象的小圈子里，一味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知进退，必然将自己与外在的世界隔绝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那样的后果很难想象。对自己而言，成就的是狂妄无知、自高自大；对国家而言，则是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成就的往往是暴君、贪官污吏。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国王，刚愎自用，不喜欢反对意见。所以为了拒绝老百姓的不同看法，干脆不许人们在大街上交谈，弄得老百姓只好彼此对眼神。这在史书上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说防备老百姓的意见比抗洪抢险还重要！
最后我们谈一下那些一心追名逐利的人。通俗地说，建功立业是求上进的表现。孔子反对的决不是求上进，他反对的是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自私自利、沽名钓誉的行为和思想。一个人如果始终以自己为中心的话，那就很难理解和尊重别人，体贴万物自然，那就必然会犯前面三者的错误。在如此急功近利的情绪下，人们往往会不择手段，于是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之类的把戏便会层出不穷了。因此孔子在这里谈不要太自我化的问题就在于克服以自为我中心的思想，防止由此造成的自私狭隘、偏激固执等错误倾向。
在西方，一段时间里，人类的自我中心倾向甚嚣尘上。为此宇宙万物都成了人类的生活陪衬。于是人类对宇宙自然肆意破坏、改造，力图以自己的生存模式改造世界，结果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乃至在今天看来，人类未来的命运已未可知了。由此可见，人类的高贵并不在于在这个星球上处于统治地位，而在于能否反思生活，在反思中明确自己的责任和行为界限。并在此基础上与万物融合，而不是彼此取代。中国文化对宇宙人生的理解是建立在共通融合，自由和谐的境界上的。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很有启示意义。
不怕别人不知道，就怕自己没本事
【原文】
【14.30】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宪问第十四》
【译文】
孔子说：“不怕没人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才能。”
孔子谈人生，强调人应当做人所当做、人所能够做到的事，强调务本。所谓生死、贫富、成败等等都不是人单独所能决定的，需要外在的形势和机缘。一个人如果一心钻营，倾心于这些自己所不能决定的地方，必然会迷失自己。所以孔子强调做人要务本，为人所应为。这个应为便是修养仁德，这是人自己决定、能够做到并且应该做到的事。做好了这一点，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到的价值才会显现出来，才有了存在下来的合理性。否则一味地跟在别人或者潮流的后面跑，永远也找不到自己是谁，即便有所成绩那也是侥幸而已。
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认为一个人不要一味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名气不够响等等。这些都不是做人的本分，也不是人自己强求就能得到的。就人自身而言，有工夫还是好好提高一下自身能力吧。这才是取决于人自己的，努力就能办到的事。
孔子这里讲的能力不是单指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才能，还指一个人德行与才艺的双重修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当现实中出现机遇的时候，你才能够抓住它。《孟子》一书中也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反过来看这个道理，如果有本事就不用担心没人知道，没本事就要担心别人是否知道了——主动告诉别人自己没本事岂不是自取其辱。
交友切忌强人所难
【原文】
【12.23】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颜渊第十二》）
【19.3】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第十九》）
【译文】
子贡向孔子咨询交友之道。孔子说：“与人交朋友应该忠诚，明确地把是非告诉他，又以善道引导他。如果对方一意孤行的话，那就算了，不要勉强，不要自取其辱。”
子夏的弟子向子张询问交友之道。子张对他说：“你先给我讲讲你老师子夏是怎么看这问题的。”这个学生于是就说：“我的老师子夏认为对方如果是一个贤良之人那就与他交往，反之就拒绝和他交往。”子张于是说道：“这跟我听说的交友方式不一样。我听说的交友方式是：君子敬重贤良而能宽待众人，奖许善德而能同情弱者。如果我本身便是一个贤良之人，那么别人自会容纳于我；如果我自身不贤良的话，那么别人自然要拒绝与我交往，哪里还谈得上拒绝别人呢？”
我们前面讲过，孔子的思想从来不会脱离具体的生活而成为抽象的教条。所以他对学生的教诲总是要纳入到生活的细节中去，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应对方法，因此充满生命的智慧。这从上面一段关于交友之道的探讨就可以看出来。
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没有泛泛去谈沟通人际关系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直接提出解决朋友间问题的具体方法：朋友相交于道义，坚决树立是非观念。为此，朋友有错，要勇于进言。但是如果朋友不听从，一意孤行怎么办？这就是问题所在。孔子说，要适可而止，不必强硬坚持己见，否则自取其辱。这就是孔子懂得变通的地方，也是儒家处世中的中庸原则的体现。儒家所谓的中庸并不是指通俗理解中的无原则的油滑态度，而是指行为做事懂得变通，因任自然，随时发用，是懂得审时度势，因时变通、不固执却又合乎自然之道的含义。这不同于常人的庸俗市侩的误解。
历史上吴越争霸的事迹流传得很广，但是人们了解较多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而对于之后的事态发展就不大关注了。当越王勾践心怀大志的时候，他和谋臣文种、范蠡以朋友相交，对他们言听计从，肝胆相照。而勾践成功复仇后，他的心态就变化了。谋臣范蠡认识到了这一点，便对文种说勾践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力劝文种赶快离，可是文种不相信，对过去一起打天下的日子念念不忘。范蠡一看劝不动文种，便找了一个借口，自己先走了。后来跑到一个地方做生意发了大财，人们称其为陶朱公。而文种后来可就惨了，他不改初衷，一味死谏勾践，最后终于被赐死。
孔子这番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适可而止的完整论述被后来的弟子们肢解得七零八落。子夏论交友之道乃是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原则。这种交友方式过于苛刻、严谨，不够厚道。孔子处世讲究善与人同，合理沟通，强调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并且要求首先从自身做起，从近身处做起。因此包容和理解、尊重对方是自身修养的必要内容。子夏显然原则性太强，有失人情厚道，太偏执了。子张论交友之道则又过于强调包容、理解，有失道义原则，结果成了泛泛之交，故而也是一偏。这样再看孔子的“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的论述就显得十分精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