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爸爸那儿遛了一圈回来，节节便觉得心里的烦乱少了几分，随之而来的是疲惫。她站在地铁站门口，呆看了一会儿杂乱的街景，幽幽叹了口气。她忽然想起两个字来：人生。处处都是不如意。哭是剜出心肝的哭，笑却是言不由衷的笑。这就是人生啊。
看看天也不早了，她就决定不回学校了。直接回家去吃饭、看书，该干嘛干嘛，让被扰乱的生活回到常态吧。反正该幻想的也幻想了，该较劲的也较劲了，该报复的也报复了——最终，该失败的也失败了。失败了又能怎么样？难道去死吗？恰恰因为生活还长着呢，所以她得学会在该认命的时候认命。
而疲疲沓沓地踱回剧团，却看见门口聚着一大群人，叽叽喳喳。看到节节过来，一个穿着练功服的女演员叫起来：“可算回来了！”
“干嘛？”节节问她。
“你还不知道呐？”女演员表情夸张得不知是喜是忧，“你妈妈出事儿了，快去医院吧！”
节节头顶轰隆一声，随即感觉冷得要命，连手指尖都在打寒颤。怎么刚打雷就下雨了？
演员们围着节节，怕她逃跑似的把她押送到部队医院。虽然被吓得脑子一片懵懂，她还是从七嘴八舌里拼凑出妈妈“出事儿”的经过。
从早上到了练功房，妈妈的状态就不好：脸色憔悴，两眼红肿，没睡醒似的揉着太阳穴。本来如果有人不舒服，大家应该问一问，实在难受就建议她不要排练了，但是没人对妈妈这么说。这是因为整个儿舞蹈队都对她有意见：那么大岁数了，还要和年轻人抢机会。你见过几个四十多的舞蹈演员还哭着喊着要上台的？她倒好，为了争取领舞的位置，一天往领导家里跑八趟，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句：“我的功没废！”非但如此，她还对舞蹈队的其他人挑挑拣拣的，明显就是压低别人，以证明自己领舞的位置当之无愧。
“你瞧瞧你，腿那么松！我一大把年纪都没有你这么松！”一轮彩排刚结束，编导还没说什么，她就先训起人来了。
被训的那个年轻演员自然很不忿，小声嘀咕：“你腿没松，别的地方可不那么紧了吧？”
本来那女演员讽刺的是妈妈的脸：弹性毕竟没法和年轻人比了，因此每次束头发都要束得格外“绷着”，绷得眼睛都吊上去了，这才能把肉提起来一些。但是两个人松啊紧啊地唇枪舌剑，不免让在场的男性想到很猥琐的地方去了。于是一片坏笑在舞蹈队型中蔓延。
老一辈舞蹈演员可不会有那样下作的念头。于是妈妈把这笑看成了对她“业务能力”的挑衅。她瞪了一下那女演员，嘴上却是开玩笑的“倚老卖老”：“老同志说你你还不服气？”
女演员只好服软：“单脚转七周，就是很吃力嘛。”
“七周就吃力？”妈妈反而宽厚地笑了，透出得意，“亏你还是舞蹈学院出来的！我们排《东方红》选人的时候，最起码都是十周转的！”
她又对编导飞个眼风：“您是那时候过来的，我说得没错吧？”
编导无可奈何地笑，点头。他一定纳闷，平常人精儿一般的一个女人，怎么上了台就直冒傻气了。在别人看来，妈妈越是积极和炫耀，就越是冒傻气。
所以这时队伍里又有人嘟囔一句：“提什么当年勇嘛。”
这次却让妈妈听了个清楚，她郑重地拿眼睛扫着大家。情形一下就变了，变成了一个人与整个舞蹈队的对抗。妈妈像个孤独的剑客一般，用一只脚尖立起来。那脚就是她的剑。
“这么多年我的功都没废。”她又宣布了一遍，“我给你们做一个示范，能不能领悟这个动作的窍门就看自己了。”
偏巧有个乐队指挥的孩子拎着书包跑进来叫：“阿姨！阿姨！”
妈妈见是节节的同学，停下来问：“找我啊，怎么了？”
那孩子说：“节节模拟考试也没参加，不知道跑到哪儿了。老师让你下午到学校去一趟。”
妈妈愣在当地，手又不自觉地往太阳穴上揉过去了。这次舞蹈队里的笑声就是兴灾乐祸的了，而编导也过来打圆场：“要不你先回去收拾一下，下午放半天假？”
妈妈却咬咬牙：“下午的事下午再说，现在先把排练抓好！”
说完她就旋转起来了。一脚为轴，一脚发力，七周转过去了，十周转过去了，可她却还发狠一般，不停，直到所有人都看出了异样：她自己总是说腿要硬，腰要稳，下身带着上身转，可现在呢，却明显是上身拖着一条摇摇欲坠的软脚不要命地甩了。
编导刚叫出声来：“够了，够——”就看见妈妈像个失去了力道的陀螺，摇晃了，倾斜了，向舞台的边缘滑过去了。
等到别人醒过神来，她已经挺在一米多高的台下，捂着腰喘气了。就像一条被冲到岸上的鱼。
两个年轻人战战兢兢的去扶她时，许胜利连滚带摔地从后台跑过来，叫着：“住手！别硬拽！伤了腰了，去找担架！”
后来还是许胜利推着平板车，把妈妈送到了医院。
而现在，节节站在病房的门外，却死也不敢进去了。舞蹈演员们仿佛对妈妈也带了愧疚，并把这愧疚转移到节节身上，一个劲儿地催她：“进去呀，进去看看妈妈呀！”
她还愣着。脑袋里旋转着在医院走廊里听到的那些词儿：CT、劳损、脊椎、错位、瘫痪。
瘫痪！
她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病床上的妈妈。妈妈躺在白褥子上，盖着白被单，一动不动的，竟像是死了。节节忽然想：如果妈妈真的不行了，那就是自己的罪过。如果自己没毁坏那套演出服，妈妈就不会魂不守舍，不会被抽光了精气神。如果自己老老实实地在学校考试，妈妈又怎么会分心，摔到舞台下去？节节啊，你又犯罪了。现在你想要怎么办？逃跑吗？从小到大你就会这一招，不高兴就逃跑，受了委屈就逃跑，现在逃有什么用？逃到天边去，在妈妈身上犯下的罪过也会缠着你。你甩不掉了。
正在手足无措，门开了。许胜利擦着汗从里面出来，看到节节，揪了揪她的袖子：“别怕，进去和妈妈说说话。”
原来妈妈还能说话。节节没头没脑地踱进去，刚看清妈妈乌云披散里露出的煞白的脸，眼泪便刹不住地涌出来。前些天也哭，但是硬着心肠的哭，这时的哭就把她的五腑六脏都搓软了。这不是撕心裂肺，而是把心和肺都融化成了水，再从眼眶里泼出来。
“妈妈。”她低着头站在病床前，抓着妈妈的手。她还怀疑妈妈能不能感觉到自己在抓她。
好在妈妈睁开眼，看起来并不太痛苦。妈妈甚至黯然神伤地笑了笑。
“节节来了呀。”妈妈说。
“妈妈我错了。”节节说。
“哪儿有什么错不错的呀？你也没干坏事。”妈妈的手上也有了力气，把节节拽近了些，像告诉她一个秘密：“这下我也演不了了，咱们算扯平了吧。”
节节再也忍不住，嚎啕起来：“我不要当演员了！我从刚开始就没真想当演员！我根本就不知道当演员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觉得好玩！我虚荣！”
“都虚荣。”妈妈说，“咱们都虚荣。虚荣怎么了？虚荣挺好的。人要虚荣才能进取嘛。不虚荣的人就是没出息，你说对吧？”
节节拼命点头。
“答应妈妈，好好考所大学。行不行？团里的文化人都说，现在大学可是起码的教育，就像当年的九年制一样。受了起码的教育，你爱当演员再当好不好？”
节节再点头，然后又摇头：“我发誓不当演员。”
“当什么都好，你高兴就好……唉，妈妈也不会当妈妈，怎么老惹节节不高兴……”
节节一边流泪，一边拼了命摇头，她像一部小喷泉，把眼泪都甩到床头的一束花上去了。护士来拉她，说：“病人刚缓过来，需要安静。”她竟然不要命地踢打起来，尖厉地叫：“妈妈！我要妈妈！”
连床上的妈妈都无可奈何：“你妈还没死呢……死了再哭好不好？”
节节便戛然停住了一切声音。她再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不懂事：连悔过都是那么任性。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天里，她就变得像一个真正的淑女了——静静地坐在病房外的林荫道旁，发一会子呆，再哭一会子。
这个只剩下一半的家庭，便又度过了一场风波。好在妈妈只是有“瘫痪的风险”，并没有真的瘫痪。不过这么大岁数上受了这种伤，舞肯定是不能继续跳了。妈妈错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次登台的机会。
节节呢，到底顺利考了一场试，没什么意外地上了一所挺有名气的文科大学。班主任很遗憾地摇头说，如果不是“关键时刻”分了心，她也许能考上北大和清华呢。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就是这样，学生都跟她没关系了，还要负责任地马后炮。节节也觉得这个大学上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归根结底是为妈妈考的。而等到快要报到的时候，她却又好了伤疤忘了疼，重新生出一些怨气来：如果说“当演员”是一时冲动，那么上大学呢？为什么要上大学？上有什么好不上有什么不好？这些不更是没有经过考虑和讨论的吗？还不是所有人都上，她也要上。说到底还是一种流俗，俗到了天经地义的地步了。
这么一想，她便又觉得自己是被卷进了一场苦情戏，才糊里糊涂地屈服于妈妈的。她甚至觉得妈妈太会煽情了，而自己又太容易被煽了——怎么就成了她对不起妈妈呀？从头儿说起，还不是妈妈先对自己搞专制嘛。最后那么丢脸地哇哇哭的却是自己。节节对自己说：“你太稚嫩了。”
然而被剪得乱七八糟的演出服毕竟还收在柜子里呀，妈妈的腰毕竟落下伤了呀。现在她几乎什么重活儿都干不了了，从沙发底下够个顶针都疼得满头大汗，买米、修家具这种事情更是需要仰仗许胜利。这些惨痛往眼前一摆，就让节节没法夸大自己的委屈了。
怨谁都不行，节节便怨起自小生长的环境来：如果自己没生在剧团里，妈妈不是“艺术家”，爸爸不是“匪兵甲”，那么也就不会有离婚这回事了吧，再往后也就不会被挑上演员了吧，妈妈更不会因为单脚十周转而摔伤了吧。什么破烂剧团，什么艺术的殿堂，说不好听就是一群耍把式要饭的。据说那台“新戏”沸反盈天地折腾了两个月，到头来还是胎死腹中了——主持项目的领导把不少赞助直接拉进了自己的腰包，被抓起来了。人一走，戏就黄，于是剧团就像打了一针吗啡却又断了药，变得更加半死不活，鼻涕眼泪一块儿流。哼，活该。
而这个结局对于妈妈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莫大的讽刺吧。您那舞蹈演员的腰，断得一点意义也没有。这么一想，节节便又心酸了，也更讨厌剧团的破楼破排练厅破礼堂。而上大学这件事也终于有了积极意义：她要离开这儿。
节节号称怕妈妈的腰再扭着，执意要自己去学校报到。这更有孤身上路的味道。
好容易把箱子拖到剧团门口，坐上一辆出租车，她又检查了一下肩上的小挎包，看看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有没有落下。这一翻，却翻出一只没打开的信封来。是那天许胜利交给她的许洋的来信。
信的内容已经是两个月以前写的了，这时候才想起来看，就显得颇为滑稽了。许洋告诉节节，他已经参加了几所大学艺术系的提前选拔，“中央美院”那个级别的自然不敢奢求，但综合大学新成立的“平面设计”之类的专业还是很有希望的。那些大学都在北京。他又很励志地自我加油并给节节加油：我们要努力学习呀，利用好冲刺前的宝贵时间，将来共同跨进大学的殿堂。
除了文字，许洋还发挥特长，送给她一副素描画：一个恢宏壮阔的大学校门伫立着，太阳从门后升起，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正在一起往那里面走呢——为了突出“光明的未来”这个意向，许洋把太阳画得格外的大，也就显得格外的近。这样一来，那对青年男女看起来就不像是去读书，倒像是去自焚了。
在此前此后，节节看过许洋的许多画儿，而她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一副。多么肤浅、庸俗。当然，节节也承认，许洋的这幅画也体现他的真情实感：为“重返北京”而奋斗，是他这段时期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家伙的信念倒总是这样坚定。
出租车穿过半个北京，停在了大学门口。随着一轮生猛的扩建和扩招，这个学校也改建了原来的大门：恢宏壮阔到了愚蠢的地步，竟然和许洋画的那个颇为神似。而接下来，节节便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熙熙攘攘的大门边上，放着几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一只袋子上赫然写着“钾肥”二字；袋子们簇拥着一个瘦小枯干的身影，面色蜡黄，发如乱草。奶奶的，不会真是许洋吧。
想到自己即将和许洋重逢，把他那张可笑的画变为现实中的一景，节节觉得生活真是太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