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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家人(五)

作为许胜利的儿子,许洋从此就在剧团住下了。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了这孩子的来龙去脉:原来又是一个“知青遗孤”。许胜利早年间在湖南插队,插啊插啊就把一个叫严桂芳的村姑给插上了。而那个时候,一插之下,只好结婚,看样子他就会永远在严桂芳那里插下去了。这倒也没什么,在回城遥遥无期的前景下,作一个鱼米之乡的上门女婿,许胜利好像还插得挺知足的。但是偏偏过了几年,知识青年政策发生了变化,他再想拔出来就难了——自己倒是可以回北京,老婆却由于没有接收单位,根本“办不过来”。

眼看就要错过回城的机会了,许胜利倒也想得开:“不回就不回了,反正北京也没亲戚。”但是严桂芳却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女人,她坚决命令许胜利先回去。留得一个人的户口在,就不愁自己进不了城。

于是许胜利自己回了北京,夫妻二人从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两地分居。“鞭长莫及啊,鞭长莫及。”熟人们幸灾乐祸地说。然而许胜利此时头疼的还不是鞭不鞭的事儿——在此期间,他自己的前途也受到了拖累。拖累他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严桂芳本人。

丈夫刚一进城,她就开始疑神疑鬼了。许胜利已经尝过了女人的好处,他怎么能憋得住呢?这个推论让她寝食难安。她还把“城市”想象成了一个女流氓横行的风月场,提到这两个字,她眼前浮现的不是粮票、不是楼房,而是女流氓们的波浪头和紧绷在喇叭裤里的屁股。这时严桂芳便后悔了,对于她来说,进不进城都是次要的了,最紧迫的是把丈夫抓紧抓牢。

在焦虑的情绪之中,严桂芳发动了数次声势浩大的远征。每当许胜利的信写得短了(作为一个半文盲,她只看重长短,对具体内容则基本忽略不计),或者村里又有谣言了,她便立刻收拾包袱,千里迢迢地打上门来,讨伐“陈世美”。而假如到了北京,偏巧又抓住许胜利正在和一位“女流氓”说话,那可就太热闹了:大家会看到严桂芳划地为席,像打地堂拳一样滚起来,一边滚,一边什么脏东西都往外喷。由于她的出现总是毫无征兆的,那段时间许胜利都快精神衰弱了——当他眼前看到一位美女,恍惚就会觉得身后滚着一个泼妇。

荒诞的是,这样几番大闹下来,单位领导居然也相信了许胜利是一个流氓、乱搞爱好者。主要证据恰恰还是严桂芳本人——下乡的知青多了,如果不是热衷于乱搞,怎么会弄到在农村结婚的地步呢?对于这个判断,许胜利大喊冤枉。按照他的说法,哪里是他搞上了严桂芳,而是他被严桂芳搞上了:“胜利哥,帮我去背点草?”谁想到了草场,两只奶子露出来了:“要了我吧,否则我就喊出去。”

许胜利说:“为了不当流氓犯,我才耍了流氓——我就没见过这么奔放的女的。”

他又略显羞涩地说:“都怪我当年长得皮白肉嫩。”

事情的真相已经无从可考。但每经过一次撒泼打滚的讨伐,许胜利都会在一个单位里混不下去了。他本来还是一个大厂里很被看好的技术骨干呢,随着名声越来越臭,最后只好调到剧团,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灯光师。而严桂芳呢,也是自吞苦果:事业上毫无起色的许胜利,又怎么有能力完成带她进城的大业?

娶了这么一个老婆,自然也有人劝过许胜利离婚,他自己也不是没考虑过一了百了。他想:全国人民都过上新生活了,我为什么不能?偏巧这时严桂芳听说他调到了剧团,便又神兵天降地闹上门来,打算给他的新单位一个“下马威”。许胜利便一言不发地把她拽到了宿舍,关上门以后,他先“啪啪”抽了自己两个耳光,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你就当我是一混蛋行么?我这儿还有点儿积蓄,过去抄家退回来的东西也卖了点儿钱,差不多够你当个养鸡专业户的了——党现在允许了。”

应该说,此时的许胜利,决心还是很坚定的。他甚至计划,假如严桂芳不为金钱所动,那干脆就到法院去解决问题。为了说服严桂芳,许胜利苦口婆心了一整天,说得满嘴起大泡。用严桂芳的话来说,这是因为缺德的话说多了。

然而严桂芳的应对之法,也是许胜利想象不到的。她一反常态,既没有哭,也没有闹,而是默默地听许胜利说完,便恰到好处地给他递上了一杯水:“瞧这嘴干的。”然后,她就收拾了屋子,又做了一顿香喷喷的湖南农家饭。到了晚上,许胜利还在惶惑之间,她已经脱光衣服在被窝里等着他啦。

严桂芳是怎么想的呢?许胜利当时的判断是:她怕了,服软了。这让他心生了一丝得意——一切反动派和泼妇都是纸老虎。得意之余,又坚定自己的决心:不能被糖衣炮弹打倒,无论这炮弹来自于资产阶级还是贫下中农。可是坚定之余,却又生出了同情:这女人也不容易。

百感交集之下,许胜利此后的表现就让人费解了:他的思想和身体完全背道而驰。自打第一天起,他就和严桂芳睡在了一张床上。但睡在一起并不妨碍投奔自由的理想,第二天天一亮,他又开始一本正经地说服老婆离婚。严桂芳呢,仍然以既定战术对付他:倒水、做饭、脱光了等他。这种状况足足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对于这段时期,严桂芳还有一个经典的概括:一般人是脱了裤子不是人,许胜利呢,穿上裤子比脱了裤子还不是人。但是只要糖衣炮弹或者肉体炮弹能够命中目标,她才不管许胜利嘴上那套“幸福啊束缚啊”之类的狗屁理论呢。想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对付毛主席的策略,是表面上亲密无间,私底下刀枪相见,而严桂芳对付许胜利却是反过来的,她是表面上刀枪相见,私底下却又亲密无间。但一正一反,严桂芳和毛主席(这对湖南老乡)都大获全胜了,许胜利却和蒋介石一起一败涂地了。当许胜利终于觉得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决定到法院去打一场离婚官司的时候,严桂芳却趾高气扬地呕吐了起来:她怀孕了。形势急转直下,许胜利不仅离婚失败,就连手里那笔小钱也保不住了,只能留给严桂芳作为抚养费用。

而这么上溯起来,节节和许洋的缘分,是早在受精卵时期就结下了呢。节节的妈妈到医院做孕检,长凳上一起排队的,正是高唱凯歌的严桂芳。此时的严桂芳计谋得逞,便又恢复了一个泼妇应有的气魄,尤其当着别人,她更要臭骂许胜利。骂得之脏之猛烈,让一旁的孕妇们纷纷捂住了肚子,仿佛在保护胎儿们未经污染的耳朵。只不过这时再骂,就不能伴随着打滚了,她明智地说:

“我得夹得紧一点儿,那个王八蛋正盼着它掉下来呢。”

同样作为准父亲,节节的爸爸那时穷极无聊,最喜欢和许胜利讨论和孩子有关的问题。讨论总是从“人生是从哪里开始”或者“我们为什么要繁殖”这类终极意义的话题开始,可是没说两句,就变成拿许胜利解闷儿了。还会越俎代庖地替他分析: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反正也快离了,多搞几把也是好的。这说明,你这些年实在是憋得太狠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就乱搞呢——如果泄干净了,又怎么会被一个农村妇女诱惑?”

对此,许胜利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节节的爸爸便又追问技术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难道不知道性交会导致怀孕的吗?”

这时许胜利才终于挤出一句话来:“她刚一来,就抱怨说自己被强行上环了。”

“你被诱敌深入了。”节节的爸爸感慨道,“这就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必须得承认,节节的爸爸概括得很准确。许胜利的确是一个懦弱和糊涂的人。而严桂芳的性格则恰恰与他相反,她不仅顽强善战,而且深谋远虑。当节节被裹在天鹅绒襁褓里回家时,许洋也在千里之外的湖南呱呱坠地了。据说生他的时候,已经成为养鸡专业户的严桂芳正在撅着屁股摸鸡蛋呢。弯腰一抠,鸡生了,她也生了。而在随后,严桂芳又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湖南当地给许洋上了户口,坚决不让他到北京去。她明白,从此以后,许洋就是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唯一纽带了。如果将来许胜利的离婚热情再高涨起来,许洋也是她唯一能指望的东西(这时候许洋还不能称为一个“人”呢)。

并且,她很快就体会到了许洋存在的直接好处。每逢月初,她都会挥舞着许胜利发来的汇款单在村里走来走去,对邻居们说:

“和在北京领工资一样。”

过了些年,严桂芳的心态就更好了。这还要感谢时代的巨变: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去打工了,真在外面乱搞的也不在少数。和其他独守空闺的妇女们一比较,自己还算最实惠的呢——她完全可以把许胜利看成一个打工的先行者,比别人早打了十年之久。这么一想,她就完全心满意足了。进不进城和乱不乱搞都无所谓了,只要那每个月一张的汇款单不要断线就行;拖下去就是胜利。于是他们的婚姻就这么有名无实地拖了下去。

鉴于这样的家庭状况,许胜利变成一个酒鬼,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当年严桂芳挺着大肚子刚走,他就买了一瓶“二锅头”,向大家宣布:“我要借酒消愁了。”

这一消就消了十几年。到后来,他几乎要用“二锅头”来刷牙、用“二锅头”来解渴,就算感冒也要用“二锅头”来吃药了。看到他醉酒之后兴高采烈的样子,大家不免怀疑,这家伙天生就有酗酒的渴望,而所谓“家庭不幸”只是一个幌子。现实中的酒鬼,也让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侯宝林大师的几个著名段子——所谓“贴橡皮膏”和“爬手电筒”很可能并非夸张。许胜利的醉酒就是相声的现实版本。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他到医务室去打针,医生刚装好药,低头一看酒精瓶子却空了,而许胜利正在心满意足地舔嘴巴呢。医生一怒之下,没消毒就给他打了,结果他的屁股果然发炎了,连着好几天疼得呲牙咧嘴,走路都是歪的。然而他毫无怨言,反倒借着酒劲,又和医生讨论起了一个问题:“口服药为什么不如注射的效果好?”

“注射的更直接。”医生心不在焉地回答他。

“喝酒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呢?我是说,把二锅头——注射进去?”许胜利立刻来精神了,“您能给我一针管儿么?”

医生被他认真的表情吓坏了:“那可真出人命。”

应该说,在酒精的帮助下,许胜利这些年也不可谓不潇洒。他仿佛忘掉了一时糊涂造成的失败婚姻,也忘掉了一时糊涂造成的离婚失败,过出了难得糊涂的境界。只不过十几年后,许洋的突然出现,又逼着他把前尘往事都想起来了。那么严桂芳突然把儿子派过来,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为许洋的前途着想?还是孩子一大事儿也就多了,她不想负担照顾他的责任了?这完全是无法猜测的,而且许胜利也根本不想去问她了。长年以来,他早已找到了对付生活的办法,那就是逃避。在逃避之中,严桂芳这个名字也早已变成了一个符号。

逃避还让他养成了凡事能不费心,就不费心的习惯。就连父子相见后的那一句感慨,也是当年节节的爸爸替他总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这句话成了许胜利的口头禅。别人如果问他“听说你还有个儿子”时,他就会摇头叹气地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好事者对他打趣“给你介绍一合适的寡妇”时,他也会自嘲地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甚至当他又醉酒回家,看见儿子许洋正在乖巧地收拾屋子时,他也会百感交集地来一句:“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话便在孩子们中间迅速流行了起来。每当看到许胜利和许洋同时出现,大家都会一二三,高声喊:“小不忍则乱大谋!”

喊久了,孩子们还运用拆分法,把父子二人共同的外号分解成了他们各自的外号,许洋成了“小不忍”,许胜利呢,自然就成了“乱大谋”。拆分出来的意义,居然也是非常准确的——父子二人,一个是小不忍的产物,一个是乱大谋的结果。

因此,混熟了以后,节节和许洋之间的对话就经常是这样的:“小不忍,你怎么又到我们家蹭饭来了?”

“乱大谋又喝多啦。”

还有一个情况也让节节觉得荒诞。她明明已经帮许洋完成了千里寻父的心愿,按理说,这家伙也应该物归原主了吧,但是事情却不是这么发展的。那天感叹完“小不忍则乱大谋”,许胜利把许洋带回家,在一居室的客厅支起了一张行军床,连被子都不铺,就算把儿子安置好了——到了第二天,他仍然大白天出门喝酒,仿佛忘了家中多了一个人。屋里连包方便面都找不着,许洋只好饿了一天。

喝得烂醉的许胜利夜里回家,才想起没有管许洋吃饭。他进而看到屋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想到儿子是饿着肚子做家务的,不禁失声落泪:“好儿子,头一天就这么亲。”

然而没过两天,仍然忍不住出去喝酒。他跑到小饭馆,对老板说:“迅速给我来个‘小二’,我过了瘾回去给儿子做饭。”没想到这一沾酒,便再也刹不住。好歹晚上记得带半斤饺子回家,进门却见许洋挺着一个鼓鼓的肚子,在床上哼哼。并不是吃饱了饭,而是为了解饿,喝了半脸盆凉水。因为人生地不熟,许洋甚至不敢出去找许胜利。

他认真地说:“费尽力气找到的家门,万一再弄丢了呢?”

父亲是酒鬼,儿子窝囊废。于是刚来北京的头几天,许洋过的是半饥半饱的日子。而等到他终于适应了环境,许胜利也终于给他配了一把家门钥匙,到了中午和傍晚,就经常能看见他在院儿里乱晃。他低着头,一脸的饿相,饶是十米开外,也能听到他肚子咕咕叫的声音。邻居们问他:“还没吃饭啊?”他也不答应。但节节的妈妈要是这么问一句,他立刻就跟着她进屋了。

然后他就坐在节节的旁边,也不敢在桌上正式占据一个方向,而是龟缩在某个角上。节节的妈妈把饭端上来的时候,他还不忘解释一句:“我爸一喝多了,就把我给忘了。”

或者:“今天倒是没喝多,不过出门办事去了。听说有个卡拉OK厅请他调试灯光——什么叫卡拉OK?”

总之饭是一定要吃的。刚开始也没觉得怎么样,节节她妈妈还对许胜利说:“不麻烦不麻烦,他那么瘦小,能吃几口饭。”而许洋确实也表现得很秀气:如果大人不给他夹菜,他就绝不把筷子伸向大块的鸡或者排骨;吃完一碗之后,便会频频点头说“饱了”。连节节都说:“简直就像养了一只猫。”

然而没过多久,大家就见识到了许洋真正的饭量。那天节节她爸爸本来说好了回来,临了却又“有事”了,因此饭从食堂打多了。节节的妈妈就鼓励许洋说:“小伙子多帮我们消灭点,反正搁到明天也是个扔,节节不爱吃剩饭的。”

这一鼓励,就叹为观止了:许洋慢吞吞地吃啊吃,一碗接一碗。到底一共塞下去五碗还是六碗呢?节节都数不清了。而且整个吃的过程中,许洋还是非常文静、非常内敛的,除了吧唧嘴的坏毛病以外,丝毫没有失态之处。哇,节节实在是目瞪口呆了,她眼睁睁地看到许洋的肚子鼓起来,再鼓起来,到最后简直有怀胎三月的架势了。而他的脸还是不动声色的。

节节不由得问他:“是不是你妈养不起你了才把你送过来的?”

因为吃得尽兴,许洋也稍稍忘了一点客套。他意犹未尽地说:“我在老家都是吃一斤米的——煮熟了之前称一斤。”

节节的妈妈也歉意起来:“哎呀,这么说你以前在我们家都挨饿了。”

不过歉意之余,她不免出去对邻居们铺陈夸张:“吃饭要用盆的,怎么养得起。”

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许胜利都不相信:“他能吃那么多吗?”于是他亲自带着许洋,找了个成都小吃店检验了一下——他给自己要了一瓶“二锅头”,儿子面前则是十屉包子:“可劲儿吃,不要有后顾之忧。”

一顿饭吃下来,许胜利也叹服了。第二天,他非常过意不去地带着一叠饭票,交给节节的妈妈:“以后我还是按月交伙食费吧,他吃一顿够你们家吃两天的。”

邻居这么做,节节她妈妈也过意不去了:“真没嫌他吃的多,真没嫌他吃的多。”

两个人在门口推来推去的,节节和许洋也在屋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节节想:孩子吃饭就是吃饭,大人却在里面添了许多人情。然后她又想:怎么这么能吃,许洋还是一点也不长个儿呢?他不光辜负了这么多饭,也辜负了这么多人情。

最后她意识到:许胜利说是过意不去,缴纳饭票,实际上却相当于把许洋推到了她家。许洋有了地方吃饭,他就可以了无牵挂地酗酒去了。而这么一来,不就等于节节把许洋捡回了自己家,给自己平添了一位家庭成员吗?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这个许胜利也太不懂事儿了。

果不其然,从此以后,许洋就名正言顺地在节节家吃下去了。

节节有时还会好奇,作为一个父亲,却能如此不负责任,许胜利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她一直以为,做了父母的人,天经地义就该有责任心,摆脱责任比承担责任更难。比如她的父母吧:妈妈对自己虽然关心得不着调,但终归是关心;爸爸呢,虽然十天半个月的不回家,但更是为了一家人在奔忙啊——只不过奔忙的成果很有限,名为“企业家”好几年了,也没见自己家的生活比别人好。但那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或许人一旦成了酒鬼,生活也就完全崩塌了,就可以做到六亲不认?或者是许胜利已经打定主意逃避一切,包括亲生儿子?总之许洋的突然出现,更衬托出了许胜利的日常生活是多么荒唐(或者说潇洒)。他是一片酒气冲天的闲云,他是一只晕头转向的野鹤。他拎着“二锅头”游荡在大街小巷,每当正派人对其“晓以大义”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一句:

“你不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可笑的是,这么一个神志不清的家伙,居然也有其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节节上中学的那几年,也是北京的“卡拉OK”和“练歌房”如同雨后春笋般喷发出来的时期,因此许胜利往往正在醉醺醺,就被那些慕名而来的歌厅老板拽上车,像绑架一样抓走了。到了地方,有些人还保持着对艺术家的敬仰:“许老师,您给调调光。”有些则简单粗暴:“我要的就是那种最淫荡的气氛。”

许胜利虽然一天到晚醉着,业务还是很过硬的。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经过他的调试,那些歌厅的灯光总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明明只是几条寻常的大腿,镭射灯一照,却很有酒池肉林的意思了。事情搞定之后,老板们多少要给点报酬,要在以往,这方面的数字许胜利是懒得过问的,他甚至会径直从柜台上抓起两瓶洋酒,然后扬长而去。但是许洋来了以后,就不能这样了。节节她妈妈也劝他说:

“你现在是有儿子的人了。多少攒点儿,万一以后有事呢?”

听了这话,许胜利愣了一愣,然后默然走了。看起来,他好像颇受触动。而在此以后,他便颠三倒四地和人家讲起价钱来。好在那些买卖人多数都很痛快,他们塞给他一个信封:“亏待不了你。”当然也有个别鸡贼的。有一次,一个歌厅老板让他“等等”就出去了,没过一会儿,进来一个乡下妹子。许胜利问她:“你是来给我送钱的吗?”

妹子则直接了当地把裙子一撩:“妈咪说了,这个就是钱。”

没想到,一般人都是酒后乱性,许胜利却越喝胆子越小。他嗷地叫了一声,登时夺路而逃。一边跑,他还一边告诫自己: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由此可见,许胜利虽然被生活折腾成了一个荒唐的人,但他本质上还是老实的。荒唐和老实混合一起,有些想法就让人唏嘘了。过了几天,他又喝多了,居然一手拎着酒瓶子,一手握着一叠信封来到了节节家。进门就对节节的妈妈说:“拿着,拿着。”

“你这是干什么?”节节的妈妈看到信封里露出几张钞票来,不免有些紧张。

许胜利说:“你帮我收着好不好?”

“你的钱你自己拿好。”

这时许胜利却突然眼泪汪汪了,他的酒瓶子也颤抖了起来:“你帮我给许洋攒着。我这么下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节节她妈妈这才明白,原来他还想着自己早先那句“万一有什么事儿”呢。没想到他是这么理解的。而被许胜利一煽乎,她也不由得动了感情,一把把酒瓶子夺过来:“你戒了不就好了吗?”

许胜利却又陷入了歇斯底里:“你不明白,这么多年了,哪里扳得过来……小不忍,小不忍啊……”

这么一说,里屋的许洋也跑出来了。他瞪着毫无光彩的大眼睛问:“你怎么也开始叫我的外号了?”

一个酒鬼,一个糊涂虫,让人又辛酸又好笑。但节节也有几分感动:看来许胜利也是在乎许洋的,也许他只是如自己所说的,“扳不过来”而已。而估摸着许胜利这个状态,劝也劝不明白,节节的妈妈只好说:“那改天再说,改天再说。”

“没有改天的事。”许胜利坚定地把信封拍到桌上,“今天就得拿着!”

“好,好,拿着拿着——你赶紧回家吧你。”

好歹打发走许胜利,节节的妈妈看了看许洋,又看了看信封,忽然笑了一笑。第二天,她便又去了学校,只不过这次就不是“监视”节节了,而是带着许洋。下午在院儿里碰到许胜利,她掏出了一张表格:

“该交的都交了,表儿你得自己填——填完给学校送过去。”

这下轮到许胜利丈二金刚了:“交什么?这是什么表儿?”

“交借读费,填入学表。”节节她妈妈清脆地说,“孩子才多大,总不能成天晃悠着吧?他说来找工作,能干什么工作?你能真让他工作去吗?他妈是混蛋,难道你也是混蛋不成?我自作主张,给他报名了。”

这话又让许胜利触动了很久。如果在喝高了的状态下,他一定会热泪盈眶,但此时却是难得的清醒。他摸着裤腿,喃喃地说:“你看我这爸爸当的——还要麻烦无亲无故的人……”

“知道无亲无故就好。”节节她妈妈说,“以后多管管孩子。”

因为这件事,许洋对节节的妈妈一直是感恩戴德的。他觉得如果没有节节的妈妈,自己就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了——由此也可见,他对许胜利其人是多么地不信任。又过了一些年,许洋成了一个大学生,还总是对节节说:“在我心里,你妈就像我的亲妈一样。”

节节则翻着白眼说:“占什么便宜呀?要不是知道你傻早抽你了。”

总之自此以后,节节和许洋就是同学了。再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也一直都是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