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他回到了家乡，有了自己的田庄和僮仆，生活也算安宁自得。幽幽香菊与他为伴，下地耕耘自给自足。闲暇时，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农忙时，便与菊花相枕相依，乐在其中。陶渊明卸甲归田的生活实在自在，这是一种“躬耕自资”的生活。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他的身上处处洋溢着与众不同的清闲与旷达！
他参加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在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他的诗里常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度过了最初相对安逸的生活以后，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他爱喝酒，每喝必醉。无论生活是什么光景，每有朋友到访，他都会竭尽所能招待朋友。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有朋友资助了他一大笔钱，他也全部拿去买酒喝了。生活即便如此穷困，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纠其思想根源，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
陶渊明留下了至今流传的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现代人对此调侃道：陶渊明归隐的这一举动，令后来的文学家感到无比庆幸，亏得五斗糙米的刺激，使世上少了一个不如意的官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因为田园诗往往是一些政治上失意的文人依托自己的文化信仰，借助田园生活景象以酿造人生意趣、摆脱尘世烦扰的精神产物。其实，现代人对他的看法是褒贬不一，有人也因为身在官场的很多身不由己而烦恼，但还不忍舍去已有的一切，于是，越发佩服陶渊明的勇气；也有人觉得陶渊明简直是傻到了极点，有多少人想得官都不成，而他却可以抛下高官俸禄不要，甘愿做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民。无论人们对他看法怎样，如何褒贬不一，陶渊明就是陶渊明，在他眼中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而是自由的田园生活，是大自然，是菊花。品着菊花茶，赏着菊花，才是他最惬意的生活。
菊花不以娇艳的姿色取媚于时，而是以素雅坚贞的品性见美于人。陶渊明被戴上“隐逸之宗”的桂冠，菊花也被称为“花之隐逸者”菊花的品性，已经和陶渊明的人格交融为一。因此，菊花有“陶菊”之雅称，“陶菊”象征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骨气。眼前又出现了那幅画面：一簇簇幽幽香菊在院子里静放，娇美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有菊相伴的陶渊明的生活，才是最真切、自然的！
陶渊明祠
陶渊明祠又名陶靖节祠，在江西省九江县，坐北朝南，距陶墓百余米。祠为一进两幢砖木结构古祠建筑，面积约为二百四十七平方米。祠内上堂檐首及中堂原有匾额两块，各书“隐士佳风”，“清风高洁”。全祠文字陈述仅存大门首直书匾“陶靖节祠”，以及上下堂之间过道耳门首横刻匾“柳巷”。祠外柳树甚多，风景优美。
陶渊明祠于1984年从面阳山迁至沙河街东北隅一处风景比较幽美的山麓，仍按原貌恢复。祠的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砖木结构，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又像古书院的建筑形式，分正堂和前厅两重，中隔天井，两侧配有厢房，简朴大方。正堂竖立了2米多高陶渊明身像，相貌庄重，头部扎漉酒巾，手握着一卷《山海经》。两壁镌刻陶渊明四十一代孙、明邑庠生陶享所撰《陶靖节祠祀文》，又清翰林刘延琛所题书的匾额：“羲皇上人”、“望古遥集”。大门首有明嘉靖年间进士薛应旗为题书的“陶靖节祠”石匾，两耳门分别通向菊圃和柳巷。
距祠近处，建有陶渊明纪念馆。建筑体现明清时代江南民间风貌，青砖黛瓦，朱柱翘檐，骆驼山墙，花石点缀，较为幽雅。馆内陈列有《陶渊明集》历代版本20种，研究陶公的专著及论文多种，陶公大事年表，陶公活动遗址图片，还复制历代名画家绘制的陶公田园生活图，并以陶公靖节为题材创作的书画等等。
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脉络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陶渊明等诗人形成我国东晋田园诗派，谢灵运、谢朓等诗人形成我国南朝山水诗派，王维、孟浩然等诗人形成我国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诗人们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1《诗经》和《楚辞》作为秦汉前诗歌的两座高峰，虽有大量自然景象描写，如“关雎”、“桃花”（《诗经》），“薄荷”、“挚鸟”（楚辞）等，它们或者是作为比兴之媒介，或是作为比德之物，本身并不具审美的价值。诸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写景佳句，也只是作为人事活动的一种背景而出现，起的是艺术媒介的作用，自身还不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在《诗经》、《楚辞》所经历的漫长年代，还没有出现一首专门描写自然山水为主要内容的诗篇。两汉数百年，乐府五言诗，特别是铺采摛文的辞赋，已有了较多的自然风光描写，在对象领域较之《诗》、《骚》无疑深广了许多，但是，在强调人伦之用的儒家思想影响下，汉诗中仍未能出现山水之作。
只是汉末建安时期，曹操写了一首《观沧海》，这才算是曲终奏雅，为汉以前诗坛献上了惟一的一首完整的山水乐章。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胸怀一统天下的伟大气魄，途经碣石山，登山观海，兴之所至，作《观沧海》。自此，沧海，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铭刻在文学史册上。鲜明逼真的描写，勾勒出沧海吞吐日月、囊括星汉的壮阔画面。自然环境作为审美客体，作为诗歌摹写的对象，这是一个大胆的开创。全诗不加作者主观抒情，只作客观描写，在魏晋之前绝无仅有。魏晋之前，诗歌的内容都是与人本身有关的生存、欲望、政治、战争等等，自然风光还是未被认识的一块天然璞玉。
2真正将自然山水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诗人以自然山水为题材写诗，始于魏晋六朝，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魏晋六朝，既是一个干戈纷扰、政治紊乱的时代，又是经学衰落，玄学盛行，思想开放，人性觉醒的时代，走马灯似的王朝更迭和杀夺，人命危浅、朝不得夕的恐怖和悲哀，使得许多具有觉醒意识的诗人，包括公卿身份的诗人，产生了“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焉足赖”这样的认识。他们为了全身远祸，不得不离开动荡的政治，藏身匿迹于山泉林木之间，希企逸隐之风一时大炽。这样特殊的社会条件和风气，将诗人带到一个新的天地，看到了远离嚣闹的都市和政治风波的自然山水之美，并有了“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新发现，于是，他们苦闷的精神和悲愤的感情，便在这足以娱情解忧的青山绿水间觅得了可以寄托和安放的处所。
魏末晋初诗坛，山水诗已逐渐增多，在嵇康、张华、左思、郭璞等人的诗篇中，便出现了“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左思《招隐诗》）。“寄言之德，托意玄珠”的玄言诗，其触发媒介也都是山水景物，以自然风物为阐发玄理的契机。山水诗又经过了五言诗的曲折经历，到了晋宋时代，终以陶渊明、谢灵运这两位大诗人的出现，而在诗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陶谢作为山水田园派开宗立派的诗人，他们都明显地受到了玄学思潮的影响，但由于地位及生活道路不同，玄学在他们诗中又有不同的印迹。陶诗中的玄旨和理趣，不只表现在诗中多有饱含人生经验的理悟，更重要的是那种玄旨就渗透在诗中“此中有意”的田园画面上。而谢诗主要是通过那些“空翠难强名，渔钩易为曲”、“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之类的玄言理悟来表达，“玄旨”并未完全化入到他的诗中。
陶诗虽然以自然为审美对象，并崇尚自然，但是追求的不是外物自身，而是心灵之趣。他的诗，是写意，而不是摹象。陶渊明原本是飞翔于田园的慧鸟，至情至性，自由自在是他的本性。因性真直率，故作不了污浊世态下的好官，一旦脱离樊笼，复返自然，喜庆之情，不能自已。《归园田居》（五首），《移居》（二首）活脱脱勾勒出一个超然物外，悠闲、适性的伟大诗人。透过晨雾暮霭，他葛衣芒鞋，荷锄走来。简朴的居处，平常的村落，作者却以十分欣赏的口吻一一道来，甘于淡泊、守拙归真。诗人率真的心性和卓尔的气节，犹如芰荷滚露，月白风清。他的田园诗，是他人格精神的外化，所以，他写景物重在写意，只追求平和悠闲的心境与冲淡朴素的物境的融合，呈露着浑然天成的大境界。写诗，对他来说只是那种“旷而且真”的怀抱的自然流露。苏东坡说“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元好问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如果说陶渊明开寄意田园山水之先河，与陶同时代而稍后的谢灵运则开模山范水、雕镂字句的先河。谢灵运山水诗句秀辞巧，如善于调度语言的匠师，往往一字而传山水情态，在提炼诗意，感悟语言方面有过人的才气，这一点连李白也佩服之至。如“林壑敛冥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乱流趋正绝，孤屿嵋中川”（《登江山孤屿》），“白云抱幽石，绿蓧媚清连”（《过始宁野》），“池塘生春草，柳园变鸣禽”（《登池上楼》），“春晚绿野秀，岩高自云屯”（《入澎蠡湖口》），“野旷河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对山姿水态、昏晓阴晴的变化穷貌极形精雕细刻，细微独到描摹，再现了一种自然美的艺术境界。从这一点上看，谢灵运绝对的灵慧，观察事物十分精微，驾驭语言的能力十分高超，山水风光，经他妙手剪辑，即刻制成了流光溢彩的清丽画面，因而在魏晋诗歌中独树一帜，令后人有“谢诗如新发芙蓉、自然可爱”之说。
山水诗形成以后，虽然它在不断寻求外部空间的开拓和内部体制的完善，从而在各个不同时代，而有了新的风貌和姿态，但是，道释玄禅的人生情趣和艺术精神，却始终贯穿于山水诗的发展中。
3随着唐诗繁荣局面的到来，山水诗出现了丽日经天的壮观。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谢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在唐代诗人中，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写出自然山水为题材的诗篇。如：王绩《野望》、王勃《山中》、陈子昂《度荆门望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水》；王之焕《登鹳雀楼》；杜甫《望岳》、《江村》、《登高》；韦应物的《滁州西涧》；顾况《过山农家》；张继《枫桥夜泊》；戴叔沦《苏溪亭》；储光羲《钓鱼湾》；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孟郊《游石龙涡》；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大林寺桃花》、《杭州春望》；刘禹锡《巫山神女庙》；柳宗元《渔翁》、《江雪》；李贺《巫山高》；杜牧《山行》；李商隐《乐游原》；温庭筠《商山早行》……唐代诗人中以山水诗闻名的人很多，但能代表山水诗成熟的，主要还是孟浩然、王维、李白。
幽居襄阳鹿门山的孟浩然，寄情山水，一生不仕，是封建时代少有的流名千古的布衣诗人之一。李白有诗《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孟浩然乃真隐者。古代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选择了第二条路，清心寡欲，淡泊宁静地陶醉于自然山水之中，追求诗歌的最高境界——自然美。他的诗近于陶诗，而又自有风格。“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这类气象雄浑的诗并不多见。有代表性的还是那些呈现着清寂、冷峭意境，深印着隐者情调的诗作。他诗写隐者的情怀：“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天”（《秋登兰山寄张王》），他诗写田家的欢趣：“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清寂冷峭的意境，自然恬淡的情趣，然而掩饰不了内心的孤清和寂寞。抱卷沉思，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心高气傲的诗人郁郁独行在山道上，山风吹拂着飘逸的长衫。
王维写过政治诗，边塞诗，但能反映他独特成就的还是他那别有胜景的山水田园诗。他目睹了官场倾轧，世情翻覆，并且自身也体验到了仕途的沉浮不定后，“愿得燕弓射天将，纵死犹闻侠骨香”功业心和热情迅速冷却下来。中年以后，即抱持了“漆园非傲吏，自阙经世务。但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的生活态度，内隐外仕，选择了一条亦官亦隐的生活道路。他的山水田园诗，既是个人心灵的写照，也是时代思潮在诗国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