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一首赞歌，也是一种情怀。30年前，东北大地上最出名的人就是那个在井喷时刻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重晶石粉的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生于甘肃玉门一个贫农的家庭。沿街乞讨、放羊、做苦工、背石头、盖羊皮、睡稻草构成了他所有年少的记忆。1949年9月，玉门解放，他当上了国营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的石油工人。1956年入党，3年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60年带领1262钻井队（后改为1205钻井队）参加大庆会战，为大庆打出第一口井，此后佳绩不断，1960年被评为大庆会战“五面红旗”之一。1969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初癌症病情恶化，于15日与世长辞。铁人是值得怀念的，即使在今天，他的精神仍然没有落伍。
“铁人”称号的由来
1205钻井队进驻马家窑后，王进喜带领全队大干苦战，感动了附近的乡亲们，房东赵大娘每天都准备好饭菜等王队长回来吃。可王进喜整天在井场和工人们拼命干，一连数日凌晨2点回来，打个盹，4点又走了。赵大娘对住在她家的工人说：“大娘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你们的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铁人”的称号很快在当地传了出去，连小孩子都知道石油队里有个王铁人。
铁人以画代字
王进喜没有机会上学。“学会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乍学起来，还真困难重重。但是王进喜是一个不甘心落后的人，在那个全国人民学毛选的年代里，毛主席的著作也是他每天必修的课程。学习《矛盾论》，王进喜不会写“矛盾”两个字，就在本子上画一个贫农，代表自己，画一个地主，代表曾经的压迫，用它们表示“矛盾”。当上生产队长之后，他每月必做的工作就是要进行生产总结和材料计划。有一次需要叫材料员领铁锹和捞沙漏勺，他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长把铁锹和捞沙漏勺，也算一目了然。王进喜的记忆力非常好，每个班的日进尺、月进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每次都是他口述，技术员田肇雄记录，工作上从来没有出现纰漏。后来，他每天不管早起还是晚睡都默默地记几个生字，王进喜最终还是搬掉了“文化拦路虎”。
铁人的秦腔情怀
八百里秦川吼秦腔，生长在西北大地的王进喜最喜欢的娱乐就是看秦腔了。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铁人偶尔休息，只要不在宿舍，肯定是去看秦腔了。1955年组织考虑发展他入党的时候，他所在的钻井一大队总书记满应科还曾把“不请假就去看秦腔”，当作重要的一个缺点提出来，要求王进喜改正。但秦腔更多的时候带给王进喜的是力量和快乐。大庆会战的时候，王进喜早晨4点起床，总要喊上几句秦腔。有一次，王进喜看到外面一尺多厚的大雪铺天盖地，北风呼啸，突然诗兴大发，激动地对同志们说：“我们大家做首诗吧！”大伙一听就乐了，异口同声地笑道：“咱们都是大老粗，还做什么诗？”王进喜当即以“北风当风扇”开头，大伙你一句我一句的凑，最后还真做成了：“北风当风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尽显铁人苦中求乐的神采。
铁人遭批判
20世纪50年代整风运动开始后，油田也发动群众给小队长、大队长、公司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这个时候，有人开始说，王进喜一手遮天、独霸为王，整天就知道叫工人干活，不关心群众。王进喜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叫大家多为国家出石油，怎么就变得比地主资本家还霸道了呢？后来油田党支部总结发现原来写大字报的人，平时工作懒散，屡次被王进喜批评，记恨在心，就写了这张不切实际的大字报。但是迫害和冤枉却在接下来的十年动乱中登场。
“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等人就批判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陈伯达亲自写信，要求造反派在大庆“打倒一切”。造反者“砍旗先砍扛旗人”，王进喜自然也不能幸免。1966年11月，张春桥宣告王进喜是既得利益者。轮番批斗、人身攻击一股脑地加在了王进喜的身上。甚至在批斗会上，有人高喊：“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是假的。”王进喜忍无可忍冲上辩论台，高声怒吼：“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但是正义的呼声却带来更为残酷的“往死里整”的摧残。造反小将们手持皮带和铁棍，强行带王进喜进密室，要他在一张事先写好的咒骂大庆红旗的纸上签字。王进喜是一把硬骨头，死活不签。
精明的日本人从“铁人”消息发现中国石油资讯
自从1960年王进喜被冠之以“铁人”的称号以后，国内的各大报纸对他都有了相关的报道。这本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谁想到被狡猾的日本人嗅出了蛛丝马迹，竟从中了解了大庆油田开采的一些情况。日本人发现，王进喜原来的工作地点是甘肃玉门油田，1959年10月参加国庆观礼后他就销声匿迹了，由此推断大庆开发时间应该为1959年9月。1966年7月，《中国画报》曾刊载王铁人头戴厚厚瓜皮帽的照片，凭着对中国地理的熟知，日本人很快就推断出王进喜的工作地应该在零下30度的东北地区；还根据运原油的列车上灰尘的厚度，测算出了油田与北京的距离，断定油田应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10月份，《人民中国》也刊登出宣传王进喜的文章，在其中透出一个“马家窑”的地理信息，日本人便由此推出大庆在安达车站附近。据称，日本人通过精细、准确的情报对大庆油田进行了成功调查，后来几乎垄断了我国石油设备进口市场。
可敬的“傻子”雷锋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雷锋的家乡，雷锋看见宿营的队伍一住下来便向老乡问寒问暖，还帮助老乡挑水，扫地，买柴买菜按价付钱，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从心底萌生了要参军的愿望。雷锋找到部队的连长，坚决要当兵，当连长得知他苦难的身世后告诉他还小，等长大了才能当兵，并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保卫和建设中国。
1959年12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且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也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只有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1960年1月8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作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
雷锋所在团是有着光荣战争历史的部队，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开饭时，他主动给大伙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休息时，他教大家唱歌，雷锋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无此的温暖，由于他身小臂力弱，开始练投手榴弹时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悄悄地出去练习，十几天后，他终于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实弹学习中得到了优秀。
新兵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当汽车兵，“服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这是雷锋向组织上表明的态度。
雷锋性格开朗，平时很活跃，教唱歌，办墙报，说快板样样都行，上级领导安排他参加战士演出队，他就起早贪黑地背台词，后来考虑到雷锋的湖南口音与大家的普通话不协调，影响演出效果，他就主动提出换下自己，而集中精力为演出做好后勤工作，大家虽没有看到雷锋的表演，但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包含着雷锋的辛勤劳动，和他那处处关心集体，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的精神。
雷锋回到运输连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驾驶技术之中去，针对缺少教练车的现状，他带领大家做了一个汽车驾驶台。雷锋废寝忘食地学习技术，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技术学习小组长。五月份，雷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被分到二排四班，交给一台13号车上了建设工地。
施工任务中，他整天驾驶汽车东奔西跑，很难抽出时间学习，雷锋就把书装在挎包里，随身带在身边，只要车一停，没有其他工作，就坐在驾驶室里看书。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
1960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得很厉害，他来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回来，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原来是给本溪路小学盖大楼，雷锋情不自禁地推起一辆小车，加入到运砖的行列中去，直到中午休息，雷锋被一群工人围住了，面对大家他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分光发一分光吧！”这天下午，打听到雷锋名字及部队驻地的市二建公司组织工人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大家才知道病中的雷锋做了一件好事，过了个特殊的星期天。
望花区召开了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接待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却舍不得喝一瓶汽水。
雷锋在1960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今天重读《雷锋日记》，重温他那一个心眼向着党，向着人民，向着国家的“傻子”精神，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顺口溜”出口成章的焦裕禄
焦裕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广大干部的好榜样。
随部南下扛过枪，矿机厂里是内行
焦裕禄生于1922年8月16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北崮村。父母亲都是贫苦农民。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被财主逼债而死，自己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煤窑做苦工。两年后，焦裕禄逃出日寇的魔掌，在江苏宿迁县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活。直到1945年，焦裕禄得知家乡成了解放区，才返回日思夜念的北崮村。
焦裕禄回乡后，很快参加了民兵组织，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春，即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共党员。
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被调到隶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次年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正在修建中的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
1954年8月，厂党委派焦裕禄和一部分专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翌年春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仅有四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敢于实践，两年攻下了一般人需要三年才能读完的课程。
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焦裕禄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旋即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争先恐后地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
由于过度劳累和无规律的饮食，年纪轻轻的焦裕禄患上了肝病，但他一直带病坚守在岗位上。
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工作时，1962年，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让他担任尉氏县委副书记。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从繁华的洛阳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贫瘠的豫东地区。
舞台上能拉会唱“顺口溜”出口成章
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焦裕禄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
他还会演戏，南下工作队在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时，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因其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演出时，他的唱词字字血、声声泪，产生了强烈的演出效果。他还学会了拉二胡。一把二胡，焦裕禄一直带在身边。
焦裕禄不但是文娱演出积极分子，他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他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时期，为宣传发动群众，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段长短句结合、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重调查爱写文章，听建议始让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