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作。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长篇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拟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
焦裕禄写稿文风朴实，注重用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
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尉氏县大营区区长时，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他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便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自己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呢！
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依然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他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
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但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典型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就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同志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
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
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掐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清正廉洁品德高，家人亲戚难沾光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他始终谋的是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没有为自己谋过一点私利。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好处不要，递到手上的东西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春节，因连年灾害，兰考的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买肉，这是特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
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回家后，问清了鱼的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
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别说我身上穿的袄了，就是咱那床几十个补丁的旧被子，也没让你少做针线活。可是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徐俊雅知道说不动丈夫，就怜爱地叹口气道：“你呀！”还是把棉花票退回了救灾办公室。
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六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
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这样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就说：“400元不够吧，要不要多带几个？”焦裕禄忙答：“连我的工资加在一起500多元，路上节省点花，足够了。”临走，焦裕禄笑着说：“老程，钱……钱我会尽快还你！”
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焦裕禄这才随意说：“没有，就是有点冷。”
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
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
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他帮助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
妻子徐俊雅有个侄子，原在城市工作，1962年经济调整回到农村后，徐俊雅的哥嫂就想让她给焦裕禄这个当姑夫的说说，帮孩子安排个单位。焦裕禄的几个孩子都是徐俊雅的嫂子帮忙带大的，徐俊雅见哥嫂开口相求，心想焦裕禄再不讲情面，这回也会给哥嫂一个较满意的答复。谁知，焦裕禄竟然把徐俊雅的侄子直接叫到了家里，亲自做起了孩子的思想工作，直到年轻人心服口服地对父母说：“我姑夫一点拨，我想通了，种田也是革命工作哩！”弄得徐俊雅和哥嫂都没了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