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说出了“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话。他还做出口头承诺，即：他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一旦获释返回南京后，将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中共军队改编为正规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中央军调离陕、甘，停止进军。不过，蒋介石却拒绝在书面文件上签字。
由于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和美、苏、英等国的国际压力，加上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承诺了和谈条件，他生怕夜长梦多，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除了杨虎城，他事先没有告诉别人。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于是，为了保全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面子，张学良冒险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扣留，最终被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西安事变的幕后英雄刘鼎
1936年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经研究，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来到西安张学良驻地。
3月20日，刘鼎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张学良呷了口茶，说：“我张某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投降。”张学良伸出两根指头愤愤地说：“第二，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刘鼎耐心地听下去，没有插话。张学良继续说：“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样的厉害……”
始终微笑的刘鼎彬彬有礼地说：“将军所提3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明天回答你，好吗？”张学良顺势下台阶，缓缓地说：“好，明天听刘先生的高见。”
第二天，刘鼎来到张公馆，两人相对坐下，刘鼎单刀直入地说：“将军昨天提出的3个问题，我先概要地回答。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好，请讲。”张学良做好洗耳恭听的姿态。“将军身为党国要员，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从‘九一八’事变起你就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全东北。你作为东北军最高司令官，怎么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不能置之事外呀！”张学良沉浸在深深的反省中。
刘鼎继续说：“中东路事件，首由东北当局挑起，继而派兵进攻苏联领土，同时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苏联红军自卫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对将军的指责绝非无中生有。”张学良没有申辩。
刘鼎喝了口茶，靠近张学良说：“东北军在蒋介石指令下，‘围剿’红军，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到底谁厉害将军心里有数的。”刘鼎尖锐地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是借刀杀人，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渔人得利。”最后，刘鼎语重心长地说：“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夙愿，惟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对眼前这位共产党人的胆略和见地，张学良不由地佩服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这以后，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军官，以“刘秘书”的身份在张公馆住下。为做好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工作，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刘鼎还通过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写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骨干。
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临潼捉拿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后，已是12日凌晨了。张学良请来刘鼎，郑重地把捕捉蒋介石的决定告诉他，要他立即电告中共中央。捉到蒋介石后，张学良让刘鼎代表他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电文由刘鼎当即发往中共中央。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18人于12月17日由延安启程赴西安，张学良委托刘鼎乘他的专机代表他前往延安迎接。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事变发生以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南京宋美龄派端纳来探查、斡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杀蒋、放蒋两派的争执，张学良、杨虎城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事变的焦急心情等。这些重要情况，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既要当好代表，又要担负联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艰巨、繁重的工作；又要代为张学良起草有关文电，还要为中共代表团拍发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电报。为协助周恩来善始善终地处理好有关事宜，他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最终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内部矛盾急剧恶化。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内一些主战派杀害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周恩来闻讯立即同刘鼎到王以哲家中吊唁，王以哲的家属及东北军将士深受感动，从而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误解。
3月，刘鼎回到延安。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处理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内外交迫，蒋介石二次下野
1930年，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因而胡对蒋不满。蒋又擅自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胡更不满。1931年初，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2月26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日晚胡开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囚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于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发表宣言，指责南京之“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晚又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28日，在广东省政府二楼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又在燕塘阅兵，分别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双方剑拔弩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月28日，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11月24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5千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书”答应学生“抗日”。
在学生要求抗日的同时，各省响应东北马占山的抗日运动，纷纷指责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内外交困，终于“软”了下来。蒋先派陈铭枢携亲笔信去上海说项，又派蔡元培、张继陪陈铭枢去香港与粤方会晤。9月28日和29日，粤方之汪精卫、孙科等与陈铭枢等会谈于香港，议定由蒋介石先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机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即行下野”。接着双方在广州退思园开会，粤方坚持“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蒋方代表向南京请示，蒋复电表示只要粤方要人到南京，当即“通电下野”。10月初陈铭枢返沪，由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代淞沪警备司令，调十九路军进驻沪宁卫戍，保证粤方要人安全。10月24日，粤方要人与蒋介石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宅举行会议，前后开了七次，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于11月7日达成协议，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当即取消。12月15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26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蒋在下野前已布置亲信，实际控制了军队等要害部门。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攘利并未停止下来，在广州出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陈济棠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何成浚又发起“九省联防”，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在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四分五裂。1932年1月4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亲蒋派乘机提出“请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之动议，当即得到通过。2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3月6日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1897—2003），祖籍海南文昌县，中华民国前第一夫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宋霭龄、宋庆龄的妹妹。作为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除元配以外，蒋尚有一位妾侍和一位恋人），宋美龄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生平身世
宋美龄的父亲是上海传教士及富商宋嘉树，母亲倪桂珍。她8岁时到美国，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女子学院。
民国第一夫人
1920年，宋美龄与蒋介石初次见面，被蒋介石热烈追求。宋美龄要求蒋介石先行与所有妻子妾侍解除婚约才答应他的追求，结果，二人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的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使被软禁的蒋介石获释，随后对蒋之政治活动多有襄助，她曾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
她在对日抗战之际，赴美国募款，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战时，她为国军缝制军服的照片成功地激起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1943年，宋美龄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
战后，宋美龄姐夫孔家与宋家所形成的孔宋集团在政治力的默许下，在贸易特许权、金融等方面上下其手，被许多近代史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当时中国国民党形象败坏的主因。
晚年
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在大陆地区撤退后，她曾赴美国居住，后又回到台湾襄助蒋介石，并创办中华民国妇女反共联合会、华兴育幼院等等。她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并曾发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公开信，甚至为此和二姐宋庆龄怄了一辈子气。1988年李登辉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时，她发表了“老干与新枝”演说，这是她最后一次在台湾公开政治场合发言。1994年后长居纽约，2003年于纽约逝世，享年106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
“超级红娘”宋蔼龄
宋蔼龄是宋氏家族的一代掌门人，但她深居简出，行踪隐秘，一生最大的杰作，是成功地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从而将蒋介石的军力与宋氏家族的财力和英美背景彻底融合起来，为创立蒋家王朝与宋氏王朝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认为，尽管在蒋宋联姻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当事人宋美龄和蒋介石。于是，宋蔼龄充当“红娘”的第一步，就是力劝小妹接受蒋介石。蔼龄告诉美龄，我们姐妹三人，大姐二姐都已完婚，夫婿一为孔祥熙，一为孙中山，都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现在就剩小妹一人。论才学，小妹绝不在你大姐二姐之下；论家庭地位，宋氏家族更胜从前。如果小妹放着英雄名人不嫁，错过第一夫人不当，岂不可惜了小妹当年的一番理想与抱负，也有负宋氏家族的高贵门第。至于蒋介石已是有妇之夫，且有三房妻妾，蔼龄认为这不应成为蒋宋联姻的障碍。蒋介石已有的三房妻妾都是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的平民，蒋介石想要休掉她们，不会多么为难。至于说到蒋介石的宗教信仰问题，想来他也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在江山美人与宗教信仰之间舍本逐末的。在说服了宋美龄之后，宋蔼龄的第二步计划是向蒋介石进攻。当然，蒋介石垂涎美龄已久，是无需说服的，问题的关键是让他接受自己的条件。这就是，他如果想与宋氏家族联姻，第一必须休掉原先的三位妻妾；第二必须是一位基督徒；第三必须保证使孔祥熙及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能够在未来的政府中占有重要岗位。要让蒋介石能完全接受这样的价码，似乎也不是易事。所幸的是，正当宋蔼龄在绞尽脑汁设计定策的时候，宁汉对立发生，宋氏家族成为宁汉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一时身价奇高。
宋蔼龄懂得，男女情爱之事，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男女感情必不可少。于是宋蔼龄秘密筹划了蒋介石与宋美龄镇江十日游。美龄回到上海，见到大姐时的第一句话，便是“此生非蒋氏不嫁”。宋蔼龄听了嫣然一笑，心中却是暗暗称赞蒋介石果然好手段，仅仅十日，便把一个原本十分高傲的小妹弄得神魂颠倒，死心塌地了。
1927年12月1日，蒋宋两人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的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
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
赵一荻，人们多称她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少帅，但能没名没分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
赵一荻又名绮霞，童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张作霖、一荻的父亲赵庆华等，都在天津安有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