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底，邓稼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在1986年前国家进行的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主持过近一半。这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有人称邓稼先是福将。
1985年，邓稼先在北京参加会议时，才在夫人的催促下抽时间去了医院，检查确定为直肠癌。邓稼先先后两次住院，三次手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
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就在几天后，1986年7月29日，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邓稼先的多年挚友杨振宁曾建议，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背景音乐可以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那是他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巍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赵忠尧本应是第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人
赵忠尧院士是我国当代的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于1998年5月28日逝世。他本应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赵忠尧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任东南大学助教。他工作踏实、肯钻研，深得物理学界前辈叶企孙器重。1925年夏，叶企孙奉命筹建清华学堂大学本科，携赵忠尧前往，让他在新筹建的物理实验室任职。1927年，赵忠尧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从此，他的人生因为勤奋好学而改变了。
密立根教授很能够慧眼识才，但人非常严厉。他最初给赵忠尧布置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利用光学干涉仪做实验，但赵忠尧认为这个题目太简单，请求密立根给他换一个难一点的题目。最终，赵忠尧改做“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这个题目。无论是密立根，还是赵忠尧，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题目已经把赵忠尧推到一个物理科学伟大发现的门口。
当时，人们认为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主要是由自由电子的康普顿散射所引起，由于计算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Klein-Nishim）公式当时刚刚问世，密立根让赵忠尧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一公式的正确性。实验开始了，赵忠尧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则通宵取数据。为保证每隔半小时获取一次数据，赵忠尧不得不靠闹钟来不断叫醒自己。一年后，赵忠尧所测得吸收系数比公式结果大了约40%。
赵忠尧的论文让密立根感到吃惊，他不敢相信这一结果的正确性，并迟迟不让论文发表。赵忠尧有点急了，因为在科学发现的竞技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时，管理研究生工作的鲍文教授向密立根证实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他说：“我对赵忠尧实验的全过程很了解，从仪器操作、实验设计、测量记录到计算的全过程，都进行得非常严谨，实验结果完全可靠。”密立根终于同意赵忠尧将论文送出发表，该论文于1930年5月发表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报》上。
吸收系数的测量结束后，赵忠尧想进一步观测重元素对硬伽马射线的散射现象。由于反常吸收只能在重元素上被观测到，赵忠尧决定选择铝和铅作为轻、重元素的代表，比较硬伽马射线在这两种元素上的散射强度。这个实验结果首次发现，伴随着硬伽马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特殊辐射，这种特殊辐射的能量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而且它的角分布大致为各向同性。当硬伽马射线通过重金属铅时，会产生成对的正反物质——反物质碰到正物质，两者迅速消失，并演变成光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察到了正反物质的湮没现象。
赵忠尧的这些研究成果是正电子发现的前导，他是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也是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了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这个发现足以使赵忠尧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当时瑞典皇家学会也郑重考虑过授予他诺贝尔奖。不幸的是，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知名物理学家对赵忠尧的成果提出了强烈质疑，影响了赵忠尧的成果被进一步确认。
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前主任爱克斯朋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265兆伏）伽马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但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袁隆平的名字价值千亿
2001年2月19日，中国将其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一位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袁隆平。
尽管袁隆平已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以他的名字冠首的股票“隆平高科”在深圳上了市，但他仍常以农民自居。
为争取更多的研究时间，他一年中超过1／3的时间都在农田里劳作、观察和研究。从播种到收获，袁隆平每天至少下田两次。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三样东西：草帽、毛巾和西装。因为他每天都要下田查看试验田，戴上草帽、披上毛巾就走；而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知名的水稻专家，他又要经常接待各方人士，所以，穿上西装，他又回到知识分子身份。
人们端起碗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他，而当他端起碗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中国，乃至世界。
今天，当我们关注袁隆平，关注点恐怕不仅仅是其水稻研究的进展了。从1998年对袁隆平进行无形资产评估达千亿元，到2000年“隆平高科”股票上市，首日袁隆平便有亿元“进账”。
1998年6月24日，中国首次对农业科学家品牌评估结果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品牌价值为10089亿元。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价值额最大的一宗项目。此次评估，并不包括袁隆平在杂交优势利用领域的学术贡献、社会贡献和间接经济效益。
这次品牌评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两年后人们发现，这仅仅是为下一步——“袁隆平”的股票上市奠定一个基础。
2000年12月11日，以“杂交水稻之父”——7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之名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袁隆平以技术成为第四大股东，拥有5％的股权。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的发行价为每股1298元，上市首日收盘价为4037元，涨幅为211％。以此计算，拥有250万股股份的袁隆平院士一天就“入账”1个亿。
1999年6月，“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成立。当初让袁隆平用他的名字为公司冠名颇费了一番周折，袁隆平不同意，他说：“一旦上市，股民们今天说袁隆平涨了，明天说袁隆平跌了，这像什么话！”
这常常使得袁隆平颇为尴尬。但为了杂交水稻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他又无法拒绝科技与市场的接轨及相应的市场开发运作。结果，他终于被时势，也是被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拖下了水”，不得不让自己所信任的开发者们，在市场的汪洋中树起了一杆袁隆平的旗帜。
袁隆平总是说：“我是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上市的事我完全不介入，我只懂种水稻，不懂股票。”他的话并不全是谦虚谨慎，一条鱼能对它终生畅游其中的水还能索取些什么呢？
袁隆平对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股票的运作情况和有关知识，的确知之不详。但有一点袁隆平心里是最清楚的，进入21世纪之后，光中国国内市场每年就需要杂交水稻种子9亿斤以上，仅以每斤种子税后利润1元计算，杂交水稻育种的年纯利润就将在9亿元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杂交水稻种子的国际市场利润还将超过这个数值，可见这个产业的前景确实是非常之诱人。
有人认为杂交水稻的发明应让袁隆平成为中国第一富翁，但袁隆平不这么认为。袁隆平说，杂交水稻不能作为我一个人的知识产权，没有国家和当地政府的资助，没有我的众多助手，杂交水稻是不可能在那个年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问世的。
《财富》杂志选出亚洲首富为香港富豪李嘉诚，其身价为127亿美元，合人民币不到1000亿元。照此算法，亚洲首富不应是李嘉诚而应是袁隆平。
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所说的：“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在退却。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老舍为买书饿成胃下垂
老舍先生是一位享誉中外文坛的现代作家，从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他的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甚至对我们的生活也很有指导价值。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这样一名伟大的作家却是被“逼”出来的，而且是在异国他乡的伦敦被逼成了作家的，从一名与文学不沾边的青年，变成大作家，老舍有着怎样的人生旅程？
老舍是1924年经Evans牧师推荐到英国伦敦的东方学院担任教师，一直在伦敦旅居了五年。那段岁月可以说是相当的困苦，孤独寂寞，也很贫困。据宁恩承回忆，当时的老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
在东方学院，老舍的年薪仅250英镑，每个月不过20英镑而已，而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的生活费每年都有近300英镑。有人说老舍当年在英国当白领，这样的薪水不管在国内国外都是高薪。据卜立德教授的文章《老舍穷而后工吗？》引的当时英国的社会统计，说1929年英国男性白领工人平均年薪200镑。领薪者年薪在250镑之上，与年薪在250镑之下的比例是1∶9。得出结论便是老舍的薪水在当时的欧洲，是全英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小康以上水平。
此结论是不太可信的，如果老舍的生活达到小康以上水平，不会一年四季，无论寒暑，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长年不替；如果是这样的话，1926年夏，老舍给东方学院院长写信要求提薪便是不知足了，如果是不知足，措辞也便不是这般，老舍先生当时在信中写道：“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英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字里行间，是可以窥见老舍生活的窘迫的。
爱看书的老舍，为了买书，缩衣节食买了包括莎士比亚原版全集在内的不少书，以致长期挨饿，得了胃下垂。在众多作家中，当时的老舍渐渐迷上了两个人，“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他的结构方法迷住了我”。如果真是高薪，谁会如此节省，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开玩笑？
贫穷也罢了，经济上窘迫之极的老舍在伦敦还是相当的孤独的，他在《英国人》一文中曾经写道：“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与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不知道这是不是促使他细细地读英文小说的原因之一。
老舍在伦敦的朋友，有一些中国学生，其中许地山是他的朋友之一。当时的许地山已小有名气，已成为一名作家。而那时的老舍连一个“文学青年”也算不上。也许是孤独中看书看多了，有感而发，到伦敦的第二年，老舍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代为寄到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处，两三个月后，老舍的处女作发表了。
再一年，老舍又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写作也许就这样填补了老舍在异乡的孤独。也最终使他成为了一名伟大的作家。
钱学森支持少数派
按美国人的做法，潜艇发导弹要先在大水池中试验，然后才能下海作发射试验。中国也要研制潜射导弹，于是成千上万的工程兵开赴黄土高原，几百台挖掘机轰鸣吼叫着开挖一个人工大湖。总体设计部的一些同志认为完全可以另辟蹊径避开水池试验，然而人微言轻无人喝彩。
但是钱学森支持了他们：“依我看，超越常规的做法固然不容易，但不顾国情地照搬别人的做法也不可取。”终于，黄土高原的大土坑旁停止了无谓的劳动，几个亿的血汗投资放回了国家并不富足的钱囊，而我们的潜射导弹试验却闯出了从陆上发射台、陆上发射筒到海上潜艇发射的中国式三步试验法，大大缩减了科研周期和经费。
1964年的酷暑之日，大漠中整装待发的火箭突然出现故障，推迟了点火。突然一个年轻的中尉军官找到设计师提出“泄出600公斤推进剂”的意见。那有汽油越少汽车跑得越远的道理？设计师打量着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
还是钱学森认真地听取了年轻人的“理论”——箭体的重量影响射程，泄出一些推进剂等于减少了箭体的自重，它岂不就能飞远了么？钱学森拍板：“我看这办法行！”时隔不久，一声巨响报出了共和国又一条火箭发射成功的喜讯。这个毛头小伙，就是如今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
袁隆平的爱情与婚姻
1953年8月，23岁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黔阳县安江农校教书。
一次，有个男教师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谁知，一来二去，“女朋友”与衣着整齐的介绍人打得火热，却把“主角”袁隆平给晾在了一边。袁隆平倒也知趣，干脆成全他们。后来“女朋友”与介绍人喜结伉俪，一时成为校内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