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英勇的抵抗，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的野心。
慈禧为何招抚义和团
暴乱或反叛一向被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欲除之而后快。但19世纪末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却被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所招抚和利用。慈禧对义和团的招抚完全是从自身利益考虑，是与她对洋人的不满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得罪过洋人，她的著名的言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表现出了对侵略者的卑躬屈膝，以民族利益来换取自己的苟且偷生。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害怕洋人的人，在某个时候也开始反对洋人了，这是因为她自己的地位不保了，洋人开始有点偏离她了，权利欲极强的慈禧，当权势受到威胁时连她最害怕的洋人也敢反对，可见权势利益才是她一切行为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才是对她最最重要的。
戊戌政变后，当洋人保护了被朝廷通缉的康有为，慈禧便开始有所不满。后来又考虑到光绪与她作对，担心自己受到威胁，便想除掉光绪
。她曾对外散布光绪得了重病，想借机废掉他而且不为外人所怀疑。不料这个阴谋被人发觉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让洋人看了病。此计不成，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隽，准备到元旦那天，请各国驻京公使来道贺，以此来表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支持，但公使们却拒绝了。外国列强为何在这期间对慈禧态度冷淡了呢？其中的原因并非洋人对慈禧本人有什么不满，而是因为这时朝廷中的权臣李鸿章等人与俄国走得很近，使英法美日各国担心自己的权益受到影响，不满于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
而这时国内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朝中和地方都形成了“剿”和“抚”两派，慈禧也是犹豫不决，举棋难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外国列强的紧逼，她本人对洋人的怨恨，义和团的蓬勃发展，而这时再加上一批顽固派势力的怂恿，使得慈禧在义和团的问题上渐渐倾向于“抚”。溥隽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就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刚毅、徐桐等，这些顽固派本来就对洋人没什么好感，便给慈禧出了个主意，利用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这时慈禧仍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恰在这时，一件未经辨别的紧急情报终于让慈禧下了决心，据说这份情报是载漪等人伪造的，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这一招中了慈禧的痛处，她最怕的就是大权旁落，于是就立刻下诏“宣抚”团民，同时对外国列强“宣战”，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但是，阴险的慈禧在一开始便为自己留了后路，所以，后来当联军向北京城进攻时，慈禧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她逃往西安，逃跑的路上，下旨对义和团进行剿杀。同时为了表示和洋人作对的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
慈禧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既没有作充分准备，也没有慎重考虑所产生的后果，更没有决心去打这场战争，完全是一念之想，意气用事。其招抚义和团并非真心，只是想借义和团之手来解自己之气，骨子里仍然是惧怕洋人的。无论是“主剿派”、“主抚派”，还是义和团，最终都成了慈禧为保全自己的牺牲品。
“战乱皇帝，卖国天子”咸丰
咸丰皇帝名奕泞，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丑时生于圆明园澄静斋（此地后来改称基福堂），他的生母是全贵妃，道光十四年孝慎皇后死后，被立为皇后。所以，他属嫡出。但孝全皇后也早逝，主要是由孝静皇后哺养长大的。
道光帝在世时，在九个儿子中偏爱的是奕泞和孝静皇后（当时是妃）所生的皇六子奕。
据王运《棋祥故事》记载，奕泞和奕同读书，共练武，关系十分密切。奕的才华胜过奕泞，相貌性格都像其父道光帝。因此道光帝最钟爱的是这个皇六子。（清史稿·杜受田传》也记载：道光帝早年是要立四子奕泞为皇储的，尔后，却钟爱皇六子奕，渐改初衷。但究竟立谁？尚在犹豫之中。值春季，南苑校猎，诸皇子皆从道光帝至。到了围场，诸皇子兴高采烈，争先驰逐，独奕泞一人呆坐不动。回宫复命，诸皇子都有所得，奕猎得禽兽独占鳌头。道光帝见四子空手而归，不禁怒诘。奕泞从容答道：“子臣虽不肖，若驰猎一日，当不至一物没有。但时当春和，鸟兽方在孕育，子臣不忍伤害性命，致违天和，且不愿就一日弓马，与诸弟争胜。”道光帝听后大悦，说道：“此真帝者之言。”这时，他不再犹豫，而且奕泞也是嫡出，立嫡立长，更符合封建礼法。所以，密立奕泞为太子，在同一诏书上把奕立为亲王。
奕泞号为咸丰，在位11年。这11年内忧外患，他一点也未得到安宁。他即位的第二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定都南京。咸丰帝派去镇压的赛尚阿、僧格林沁、胜保等人先后失败。琦善、向荣对天京的包围也被打破。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先后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英法联军在咸丰十年（1860年）向大沽进攻，七月攻陷天津，八月占领京畿通州。八月初八，郑亲王瑞华、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等奉咸丰帝和后妃们出奔热河。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将圆明园洗劫焚毁。恭亲正奕代表咸丰帝向英法联军求和，签订《北京条约》，沙俄还以“调停有功”为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咸丰帝是清代皇帝失土最多的一个。后世有人评价咸丰帝是个“战乱皇帝”、“卖国天子”。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重，死于热河行宫烟波致爽殿，卒年31岁。
“四贪”误了咸丰帝
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是设法挽救国家危亡，还是关怀黎民涂炭？都不是。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
一贪女色。有书记载：咸丰帝奕泞置兵败于不顾，携妃嫔游行园中，寄情于声色，聊以自娱，又自我麻醉。他有所谓汉女“四春”：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此外还眷爱“天地一家春”，就是慈禧。还有野史说咸丰养着一位民间寡妇。《野史叟闻》记载：咸丰钟情于一位寡妇曹氏，山西人，长得秀美妖艳，妩媚动人。入宫以后，帝最眷之。野史类似的记载还有：“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咸丰帝召入宫中，最为眷爱。”
二贪丝竹。咸丰爱看戏，爱唱戏，有时粉墨登场。在热河行宫，他都经常点戏、看戏。他有时指导太监演戏，如《教子》、《八扯》等戏；还演唱过《朱仙镇》、《青石山》、《平安如意》等戏。他在热河逃难，更醉心于戏剧。他把升平署（宫廷戏班）招到承德行宫承差，亲点戏目，钦定角色。他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听戏，几乎每天都要戏班承应，有时上午刚听过花唱，中午还要传旨清唱。天暖之后，有时在“如意洲”看戏。“如意洲”有水上戏台，凭水看戏，别有情趣。薛福成《庸盦笔记》记载：咸丰帝在热河不但围猎，而且观剧。“和议刚成，即召京师升平署人员，到热河行宫唱戏，使咸丰帝乐不思蜀”。
三贪美酒。咸丰贪杯，一饮即醉，一醉便闹，大耍酒风。据野史记载：“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者，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
四贪鸦片。咸丰即位不久，违背祖训，吸上鸦片，并美其名曰“益寿如意膏”。咸丰北狩热河后，京师被英法联军侵占。他不亲率军民抗击外敌侵略，却以吸食鸦片来刺激自己、麻醉自己。
咸丰皇帝没有国君的使命感，也没有历史的责任感。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责任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皇帝应是《北京条约》签订的直接责任者。咸丰在外敌入京、义军蜂起、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时，逃离皇都北京，躲在避暑山庄，而且恐惧洋人，拒不回銮返京，称得上是满清第一昏君。
曾国藩权臣安身之道
曾国藩与清朝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但多年来，曾国藩恪守臣道，积极进取，一次次渡过难关，化险为夷。
曾国藩曾屡惹清廷不满
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隽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了。
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又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他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
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尅期赴京，交胜保调遣”。曾国藩、胡林翼两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且清廷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亦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就往返磋商，定下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惹清廷不满。
全面反思，曾国藩请部下僚属监督自己
经历了以上几次凶险之后，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对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
咸丰十一年，慈禧、奕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肃顺被杀后，在他家里搜出私信一箱，里面惟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
同治三年正月，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今南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然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他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痛不如短痛，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以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
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即南京）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二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宗棠、沈葆桢两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曾国藩遂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并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以泄其胸中抑郁之气。
沈葆桢与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
林普晴是林则徐的女儿，沈葆桢的夫人。父亲、丈夫皆为清朝名臣，所以在她死后，有一幅凭吊她的挽联写道：
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撒夫人分伟绩；
以中秋生，以中秋逝，天边图皓魄，云裳仙子证前身。
挽联中突出了林普晴生命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就是她啮血作书求援解围，所谓的，“江右佐元戎”这豪壮的一举，堪与当年张鲁生藉冼夫人张锦缴骑马执剑驰骋疆场相媲美，前后辉映，伟绩分标史册。林普晴生在名门，嫁与名臣，所作所为不愧为名门之女。说起林普晴嫁给沈葆桢，还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
那时沈葆桢还是个毫不起的小幕僚，幸亏林普晴的父亲林则徐慧识俊才，选中了这个“卧龙”婿，而林则徐考察未来女婿的办法，还是从他的老岳父那里学来的呢！
林则徐的岳父是福建巡抚张师诚，平生爱才若渴。阅读公文时偶然发现，长乐县呈上的书牍字迹端严工整，从头到尾一笔不苟，不禁大为欣赏；经询问，乃知长乐县衙内有个叫林则徐的书生担任文书工作，这些书牍都出自他之手。
不久之后，长乐县衙收到一封从巡抚府传下的紧急公文，内容是速押林则徐往巡抚府。长乐县令见公文后好生纳闷，他十分了解手下林则徐的为人，不至于牵涉到违法之事，何以招至解押呢？县令是个厚道人，顾念上下之情，便悄悄找来林则徐，告诉了他公文的内容，并拿出二十两纹银，劝他连夜远走高飞。林则徐却拒绝了县令的好意，他毫无畏惧地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坐得正，行得端，有罪甘愿服刑，无罪一定会弄清，不能含糊了事！”于是任凭衙役押解到省里。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巡抚张师诚见林则徐十分坦然的神态，心中暗暗称赞。等问明长乐县的文牍果然出自他手时，张师诚哈哈大笑道：“老夫早闻林先生之贤，特设虚文，一试你的胆识，果然是有胆有识之人！”于是林则徐被留在巡抚府委以重用，不久还成了张师诚的东床快婿，在岳父的提挈下，林则徐连番科场告捷，成为大有作为的一代名臣。
后来女儿到了待嫁的年龄，林则徐回想起岳父择婿之事，大受启发，也就因地制宜，用了个离奇的方法，为女儿林普晴择婿。
那是道光年间，林则徐正担任江苏巡抚，手下有一大批各怀奇才大志的幕僚。一年除夕之夜，街头锣鼓齐鸣，爆竹连天，幕僚都回家与家人团聚去了，而惟有年轻的秀才沈葆桢仍留在署内奋笔疾书。林则徐巡视府署时见到了，上前问道：“今天除夕，幕宾都回家了，你为何还留在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