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对“变革”的态度
慈禧太后虽然是顽固的保守派，但很多事情也反映出她对改革的态度并不是抵制反对的，而是大力支持的。那么把持着改革生死实权的慈禧，究竟是支持改革的，还是反对改革的？对此众多史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早在同治年间，她就支持恭亲王引进洋务的做法。后来，在她的同意下，又有了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持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即使在戊戌变法之中，这一运动也并未停止。如果戊戌变法没有她的同意，凭光绪皇帝的胆识，恐难形成气候。在这方面，历史其实是留下了许多记载的。
还有史料说，慈禧太后经常对光绪皇帝说，变法一向是她的志向。同治初年，她就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派中国的学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是图富强、扬国威的事情，都可以变一变、实行一下。只是，如果把我清朝人的衣服都改成日本人的样子，初一、十五也不拜祖宗了，那不行，那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这就是慈禧太后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她不过要在变法中，希望能给祖宗留点面子而已。这就是她的“改革限度”。百日维新前，光绪皇帝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对光绪说：她答应光绪在“不违背祖宗大法”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变法，这是政治改革方面的重大许诺。
慈禧太后没有理由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的直接起因，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后来的割地赔款，难道这对光绪皇帝是一件大事，对她慈禧太后就不是一个刺激？清王朝是光绪皇帝的江山，难道就不是她慈禧太后的江山？如果实行新政能使中国富强，使她的江山更加稳固，她为什么要排斥新政？
然而，慈禧反对变法的证据，似乎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让我们分析一下她的言行，可以看出她的逻辑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反对削弱她的权力。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由衷地希望，所有的改革都能为她的头顶增添权力的光环。因此，她希望改革，给了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的权力。她扼杀变法并不是她反对改革的证明，而是她太热爱权力的例证。如果改革能增强她的权力，她为什么不支持改革？如果改革要削弱甚或消灭她的权力，她又怎能不反对改革？对她这种具有僵化的沉着，冷冰冰的权力逻辑和坚强性格的人来说，改革不过是她的前台道具，权力才是她的生命之本。
那么，光绪皇帝是不是借着改革的旗号要挑战她的头号权威地位呢？情况看来就是这样。
新法里关于政治改革的方案是康有为制定的。要推行新法，就必须换上拥护新法的一干人马，那么他们是谁呢？按康有为的想法，他们是一些“熟悉西法的草莽之士”，换句话说，就是康有为等人。按康有为的设想，中央中枢的制度局下辖十二个分局，几乎可以取代原来所有的中央权枢，体现了康有为急于掌管政府各级行政机构的愿望。这么明显的动机，其改革背后的真实意图又能瞒得住谁人？
但是光绪对此是赞同的，他早就想抛弃这些老臣了，他们全部都是慈禧太后的人，对自己没有半点忠心。可是要扫除这些老臣，慈禧太后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随着改革的进行，慈禧发现，改革不仅没有给她的权力添彩，相反，越是改下去，越好像是在削弱她的权力。尤其是皇帝一会儿裁撤六部，一会儿撤职礼部六堂官，最后又任命了什么军机四章京。几乎每一项人事变动，都显示了光绪皇帝不断膨胀的权力，这不是在造她老佛爷的反吗？政治高手的慈禧怎么可能主动缴械呢？发动政变是她最擅长的，再发动一次又何妨？
康有为宣扬保皇
戊戌政变后，与张謇、詹天佑这些实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企图通过实业、工程技术挽救中国的危亡不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寄希望恢复光绪皇帝权力，维续实行维新改革，在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下，让中国富强起来。因此，他们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逃往海外，掀起了保皇运动。梁启超在日本办报纸、办学校，抨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和腐败朝政，宣传拯救光绪皇帝，推行维新救国。康有为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奔走，竟想“借兵救国”，引进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爱国华侨身上，抬出光绪皇帝为号召，说什么只有他们的皇上最圣明，能够救中国。梁启超写了篇《尊皇论》，也说光绪皇帝的圣明，是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因此，要保全中国，只有“尊皇”。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商会，说什么“保商即保国，保皇亦保国。”随后干脆改为“保皇会”，全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叫“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性质、宗旨是“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公司中同志”。
保皇会号召会员、华侨捐款，并封官许愿，说如果光绪帝复位，有大功的人，平民百姓也可以做将军首相，一般捐款的，也可以得到奖赏。他这时的矛头，其实已不是对付慈禧太后一伙顽固守旧派，而是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党争夺对广大爱国华侨的影响。
康有为以皇帝师傅自居，导演的第一幕闹剧便是为光绪帝祝寿。1899年8月4日，他在海外为光绪帝30岁寿辰祝寿，康有为在龙旗飘扬中，叩首如仪。
为扩大影响，康有为派遣他的门徒徐勤、梁启超、梁启田、欧榘甲、陈继征等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二百多个城市开拓“保皇公司”业务，共建立分会、支会一百六十多个，吸收会员百余万人。香港、澳门设置总局，以澳门的《知新报》、横滨的《清议报》作为宣传机关。保皇会发展一度非常迅猛。仅南北美洲，到1903年止，就有十一个总部，八十六个支会。而入会的人除华侨外，甚至还有兴中会会员。
但是，保皇会没有真正的理论，没有有能力的组织者，特别是受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广大爱国的、支持革命的华侨的反对，遭到革命理论的有力批驳，逐渐没有了市场。1906年8月，清廷搞什么预备立宪，欺骗舆论。康有为则借此机会顺水推舟，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进而与慈禧太后一伙同流合污起来，更加成为清朝末年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股反动的逆流。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汹涌澎湃，保皇会最终寿终正寝。尽管它后来多次改名，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袁世凯为什么囚禁章太炎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极大的热情。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国会废了，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确实非同凡响。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结果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章太炎并没有疯，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章太炎此行，其实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先投了名片，请承宣官转达。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好的教授，每月也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虽然很有违法嫌疑，但作为独裁者来说，倒也常见。当然，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写了也白写。所以，只好找别的办法。办法之一，就是拿看押的警察解气。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拿警察密探开涮，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
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章太炎与《苏报》案
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有不少同志和盟友。章太炎是清末著名的大学者和民主革命思想家，对反动腐朽的清王朝抨击得最厉害。他早年是孙中山的革命盟友之一。
章太炎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年轻时曾是江南大学问家俞樾的得意学生。他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革命。这时，他去看望老师俞樾，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俞樾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了革命，章太炎公开声明，与他所敬爱的老师断绝师生关系。
在上海的一次政治集会上，章太炎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清演说，并且当场割掉头上那根象征屈辱和封建顺民的辫子，彻底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章太炎因此遭到清王朝的通缉。1902年，他逃亡日本横滨，会见了革命领袖孙中山。孙中山请来革命战友，热烈欢迎章太炎，并为他举行宴会，演奏了欢迎的乐曲。章太炎非常高兴，在大伙的祝酒中，他一气喝了七十多杯。他与孙中山畅谈中国的土地、赋税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治和建都等问题，非常受鼓舞。
第二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苏报》。他把《苏报》办成一把刺向清王朝的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他亲笔写了篇革命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批驳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斥骂他是个连小麦和大豆苗都分不清的“小丑”。
在上海，他结识了一位有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邹容。他们之间虽然年龄相差较大，但革命友情却亲密无间，章太炎亲切地称邹容为“我的小友”。
邹容是四川巴县（今属重庆）人，父亲是富商。他是一位革命宣传家。邹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参加巴县的童子试（相当于小学考试）时，因考官出的考题很冷僻，他当场罢考，从此不参加科举考试。1902年，他自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同文书院，他读了大量西方民主革命启蒙著作，如《民约论》、《法意》等；他仰慕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编写他的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王朝的著作——《革命军》。
邹容因为揭发清王朝派到日本监督留学生的官员姚文甫的丑行，并强行剪掉这个人的发辫，被迫回到上海，于是认识了章太炎，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上海，邹容将他的《革命军》写完，请章太炎帮他审读。《革命军》全书只有两万多字，语言通俗、明快而且犀利，热烈颂扬革命是大自然的“公例”（法则），是世界的“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我中国今天想要摆脱满洲人的统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独立自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与世界列强抗衡，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傲立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成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号召彻底推翻卖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越读越兴奋，不由得举起酒杯喝酒，激动地说：“我的反清文章，阅读和理解的人都不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字太艰深了。邹小弟写得这样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真是好文章。”
章太炎立即写了篇《革命军序》，交给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上署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摆上书店书架，就被读者抢购一空。章太炎兴奋之余，又在《苏报》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称《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教科书”。
清王朝既害怕又仇恨，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的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报馆。巡捕要抓人，章太炎挺身而出，指着自己说：“我是章太炎，要抓就抓我，别人都不在。”